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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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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回国后，担任党中央理论机关报——新复刊的《新青年》和新创刊的《前锋》杂志的主编，并参与政治机关报《向导》的编辑工作，还出任培养党的干部的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主任。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郑超麟，第一次见到他时，这样描写他和陈独秀不同的气质：“下午，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没有人同我们介绍。……我则知道他是瞿秋白，……是我们的理论家。”而“此时，陈独秀不过四五十岁，但头发已经稀少了。他身材中等，皮肤颇黑，眼睛斜起，说一口安庆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他不爱穿西装，第一次看见他时是长袍、马褂、呢帽，以后冬天带围巾，夏天则穿夏布长衫”。
但是，二人最深刻的差别是在思想理论上。瞿很快发现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于是，他撰写一系列文章进行批驳。
瞿秋白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列宁的《两个策略》、《怎么办？》等马列主义原著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出发，研究中国国情后，不同意陈独秀的中国无产阶级不如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反动和软弱。中国的资产阶级尤甚，在民主革命中，他们宁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使革命失败；而无产阶级只有民主革命彻底胜利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胜利时，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并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产阶级必须去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为此，无产阶级又必须联合农民，坚决进行土地革命，还必须掌握军队，发展工农武装。
在革命方式问题上，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进行北伐战争的方针，反对陈独秀简单搬用西方“宣传，组织，暴动”的公式。他指出：示威、抵制、总同盟罢业、武装暴动、革命战争等，这些斗争方式都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和交通阻梗，乡村里的战斗，即使胜利也是局部性的；城市里由于敌人势力强大，民众武器落后，难以与之抗衡，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主要依靠工农武装暴动，而“必须有正式革命军队之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的思想路线在当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隐藏着抹杀资产阶级革命性，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危险），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实践及毛泽东思想所总结的革命经验所证明。在当时，对陈独秀也是有影响的。
关于当时的形势，特别是1924年，一是由于广大共产党员的努力，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系统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地方党部几乎完全操纵在共产党员手里，只有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有些所谓“右派分子”能与共产党员抗衡。二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旅莫支部的同志们讨论中国革命时，达到了一致的认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应该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于是，随着维经斯基来华指导中共中央工作和旅莫支部一大批党员（其中很大部分是赴法勤工俭学经过苏联的）回国，党内的思想和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全国党员共300余人，旅莫支部占了1/10。在这种情况下，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四大”。为了纠正陈独秀忽视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大会的政治决议案和其他重要文件都由维经斯基起草，瞿秋白翻译。新回来的旅莫支部负责人彭述之，在会前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给陈独秀看，表示不同意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宁非梦想”。而“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由此，他发明了“天然领导者”的论断。
五、领导“五卅”运动（2）
陈独秀看了彭的文稿，立即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与彭文一起发表在《新青年》（季刊）上。陈文表面上放弃了原来“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观点，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如此，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3人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似乎是一致了，实际上仍有深刻分歧。正如后来周恩来所分析的，“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而瞿秋白则强调要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陈独秀故意不用当时已经流行的“领导者”这个词，却用“督战者”，其用意也十分清楚，即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能否担起领导仍有疑虑，因此，只能站在旁边“监督”，有力量实施监督，也就实现了对革命的领导，否则，也仅仅是监督而已，谈不上领导。因此后来陈独秀就与彭述之走到了一起，在斯大林指示对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执行让步政策时，就轻易地放弃了领导权。平心而论，当时中共也没有力量去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否则国共会提前分裂。斯大林正是出于这个担心，一直压抑共产党的发展，特别在武装力量上。
“四大”通过了政治和工、农、青、妇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强调了党应该去积极领导这些运动，选举了新的中央，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组织部主任（原有毛泽东担任的，一切人事调动如委派各地负责人等，均由陈独秀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直到1926年底，才调周恩来到中央负责组织部，虽然周不是中央委员）。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5人组成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并且代表共产党领导了整个大革命。自然，实际上上海陈独秀党中央听维经斯基指导，广州陈延年、周恩来等广东区委听鲍罗廷的，北京李大钊、赵世炎等听加拉罕的，他们又都听莫斯科斯大林的指挥。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仍是陈独秀，他负责中央秘书处（毛泽东走后，秘书兼会计是任作民，1926年冬，调来王若飞）。党初期的一批干部多数都离去了，李汉俊因反对国共合作而退党，李达也因故去了湖南帮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等。现在换了一批国外回来的新人（张国焘长期在北方搞工运，并且被捕入狱，很久以后才到中央工作）。陈独秀是个没有宗派观念的人，总是平等对待，紧密团结一切党内同志为革命而工作。在地方上，赵世炎去了北平（北京），帮助李大钊，实际主持北方区委的工作，陈延年去广东，王若飞去河南，尹宽去山东，李维汉在湖南，不久旅莫支部的另一个负责人罗亦农也到上海区委。他们都担起了领导责任。国内原来的领导同志纷纷退让，对这些国外回来的同志一般都表示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尤其是工农运动，很快恢复到“二七”以前的水平。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地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重要事项，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何时结束等等，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共同开会决定。因此，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同时，陈独秀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终于在5月掀起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二厂（纺纱厂）厂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第二天，七厂（织布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求上工时，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当晚，中共上海地委作出决定，发动群众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接着，陈独秀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中央通告第三十二、三十三号，具体布置运动的搞法，指出“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并且强调“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要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不要局限为地方事件，而应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
五、领导“五卅”运动（3）
广大工人和学生立即响应，社会各界也予同情和支援。但是，少数学生在租界募捐时，竟遭逮捕，租界当局还决定在5月30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激起公愤。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主持，最后决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广大学生和工人做工作，在30日组织学生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为了争取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的援助，提出反对公共租界当局炮制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不仅损害中国主权，而且直接损害中小资产阶级。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屠杀学生和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陈独秀继续把握全局，“居中指挥”。据郑超麟回忆，在“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3人。彭述之因患伤寒病于2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因气喘病去北京疗养，10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从6月初到9月运动基本结束，陈独秀发表了11篇指导运动的文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6月6日）、《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6月20日）、《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7月2日）、《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8月23日）等，内容包括：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所有这些，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了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
当时运动成败的关键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在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很快发动起来后，争取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就成了关键的关键。为此，陈独秀亲自做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负责总工会联络工作的李立三到北京活动时，还请虞写了给财政总长李思浩的介绍信。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运动起来后，中共中央创办的专门指导运动的报刊，由瞿秋白主编）上发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又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就这样，从5月31日开始，上海就出现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局面，而且，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狂涛怒潮很快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共产党在运动中扩大了队伍，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党。陈独秀也成了威望很高的革命领袖。
本章参考书目：
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年8月26日。
②《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303页，正中书局1948年版。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⑤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⑦ 郑学稼著：《陈独秀传》，台湾1989年版。
⑧《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一代怪杰陈独秀 第二部分
高是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遵从“三从四德”，与陈独秀情趣相悖。故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经常吵架。高特别不支持陈独秀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1901年陈第一次赴日时，曾与她商借金手镯当盘缠，她坚决拒绝。陈独秀也不妥协，所以二人婚后聚少离多，双方都饱尝了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特别是高大众终生不离家门一步，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竭尽一个媳妇和母亲的责任，但在爱情和婚姻世界里，她一生落寞，凄凉之至。
第五章 家庭与爱情
陈独秀3岁丧父，后来过继给当知县而无嗣的叔父陈昔凡。17岁考中秀才，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看中，由养父和母亲做主，与统领的大女儿高大众结婚。高是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遵从“三从四德”，与陈独秀情趣相悖。故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经常吵架。高特别不支持陈独秀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1901年陈第一次赴日时，曾与她商借金手镯当盘缠，她坚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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