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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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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嫉视和反对。从1924年3月到6月，先后有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孙镜亚、朱和中、黄季陆等人，分别向孙中山当面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
弹劾书提出的所谓证据，主要是中共和共青团的三个文件，以及《新青年》、《向导》、《民国日报·觉悟》刊登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在这些文件和文章中，中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团员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接受本党领导。在国民党工作中注意达到良好效果，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国共两党合作关系为准则。加入国民党的党团员，在政治上保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使全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同时，吸收那些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中共，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没有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运动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过程中正当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10件议案中，竟有4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面对右派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7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就死去了。这时，她只有20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绸巾好好包起。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的心……但是，他没有让悲痛压倒。爱情变成悲哀，悲痛化为力量，这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人的正确的人生态度。国民革命的浪潮，一天天高涨起来。瞿秋白的悲痛被日日夜夜紧张工作的激情冲淡，被摆在面前的严峻斗争驱动着。他依然是那样忘我，那样奋进。他办完丧事，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五、反击右派“弹劾案”（2）
瞿秋白返回广州后，配合鲍罗廷在国民党上层领导人中间进行说服工作，力争保持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存在。但孙中山为平息党内的不满，决定开会讨论弹劾中共党员案。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辏А⑸蚨ㄒ弧⒂谑鞯隆⒍∥┓凇⒍骺税屯嫉热耍虿怪醒胫葱形庇婿那锇住⒑敕⒂诜街邸⒄盼濉自铺荨⒏等炅氐热恕Ｔ岚溉诵怀帧⒄偶塘邢�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对右派势力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受挫而告结束。10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动的兴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
然而，反击右派弹劾案却给瞿秋白与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等人之间造成了一次不愉快的误解和纠葛。事情是这样的。几乎就在8月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容共问题的同时，鲍罗廷决定在形式上作出某些退让，提议在国民党内组织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由国、共和共产国际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将所有共产国际给中共的训令交给联络委员会审查，同时负责解决两党关系中的一切纠纷。对此，瞿秋白立即写信通知中共中央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一）禁止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为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共中央是从另外渠道得知有关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消息，而瞿秋白写给中央的信没能及时寄到。当中共中央的来信到达时，国民党中央全会已经正式通过《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鲍罗廷和瞿秋白都参加会议并表示赞同。此事引起中共中央极大不满，瞿秋白很快被召回上海，并被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斥之为“擅称代表”。瞿秋白虽再三解释这一国际联络委员会实为哄骗右派的一种方法，事实上该会很难发挥作用。但中共中央坚持认为这一组织难免不成为国民党束缚中共的工具，最后终于迫使瞿秋白“认错”。当然，瞿秋白对此并不服气。他后来写信给鲍罗廷，明确表示不同意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主张，认为陈、蔡关于立即向国民党右派发动进攻，坚决反击国民党中派，苏联应立即停止对孙中山国民党的一切援助，以便转而加强中国工农运动和中共自身力量的主张，未必是策略的。国民党可以利用国际联络委员会束缚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反对国民党的右派势力。瞿秋白、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2月。当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鲍罗廷主张孙中山予以响应，瞿秋白坚决支持，又遭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反对，他们批评瞿秋白不该与中央唱反调。后来中共中央改变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态度，此事方才告一段落。
8、9月，瞿秋白仍在广州时，广州商团反动武装叛象已露。瞿秋白针对国民党中的退让倾向，敏锐地指出必须以武力镇压商团叛乱，退让是没有出路的。
9月23日，瞿秋白回到上海。在10月10日发生的国民党右派暴徒制造的黄仁血案中，组织上海大学师生反击右派暴行的活动。年底租界当局派巡捕查抄上海大学和师生宿舍，下令通缉瞿秋白等。幸好，瞿秋白已经在一个月前由慕尔鸣路搬到闸北顺泰里12号，这时又隐居在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家，躲过了捕房的缉拿。当他知道学校和住所被搜查，他在莫斯科用节省下来的食糖换得的俄文书刊被捕房焚毁的消息时，他轻轻放下手的笔，站起身来，沉静地思索着，缓慢而坚定地说：“书烧了，思想是毁灭不了的！”
六、“秋之白华”（1）
瞿秋白这位青年教授的博学多识，他的雄辩口才和表达思想的逻辑力量，他深入“饿乡”考察苏俄而显出的革命气度，给一位冲破家庭牢笼来到上海大学的女学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那天，他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他站在讲台上，亲切的微笑着，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从容，讲话的声音不高，……
这就是不久以后成为瞿秋白终生伴侣的杨之华记忆中，第一次听瞿秋白讲课的情景。
杨之华，浙江萧山人，当年24岁，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圆圆的脸上有一双深潭似的眼睛。在萧山县坎山街这个小镇上，杨家过去是当地的首富，有田产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自小聪敏好学，温柔，热情，活泼，大方，加上清丽脱俗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
长辈们思想守旧，重男轻女。杨之华的哥哥们可以在家塾读书，她却不能。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请求家长破例，让她与男孩们一起读书。那时，乡间女子缠足的恶习仍然很盛，杨之华对它深恶痛绝，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她来到杭州，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回到家里，毅然违反旧俗，剪去长发，骑自行车上街，下水游泳，轰动乡里，一时传为奇闻。1921年初去上海，原拟赴苏俄学习，后留在沈玄庐创办的《星期评论》社里。她在这里接触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受到苏俄社会主义影响，并参与“五一”集会活动。《星期评论》被查封，杨之华入女子体育学校，因宣传进步思想被开除。这一年，她与沈剑龙结婚，不要嫁妆，不设宴席，也不坐轿，只穿一件粉红色衣服去了夫家。她的公公沈玄庐（定一）虽然是萧山大地主，却是著名的进步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萧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邀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先进青年，创办农民小学，实际上成为教育农民的活动中心，使萧山农民运动在1921年秋冬达到高潮。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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