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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中 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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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心，使萧山农民运动在1921年秋冬达到高潮。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她注意研究妇女解放问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多篇文章，喊出了千百万妇女要求自由平等的心声。
杨之华的婚姻，表面上似乎是幸福的，实际上又是不幸的。中学毕业时，与哥哥的同学沈剑龙相识。这个名门公子聪明英俊，一表人才，爱好文学、音乐，思想也很开明。他为杨之华的美貌和风度所倾倒。沈、杨两家原是世交，沈家请人到杨家说媒，一拍即合。结婚后，两个青年人在家乡为平民子弟教书，过着自由恬淡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人也在变，有的前进，有的落伍。婚后的沈剑龙，踏进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后就堕落了，他沉迷于杭州上海的酒家舞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杨之华给他写信，他不仅不回信，连看都不看。沈玄庐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当杨之华无法容忍这种家庭生活，准备到上海求学时，得到沈玄庐的支持。杨之华把女儿沈晓光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
1923年底，杨之华到上海投考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成了瞿秋白的学生。她学习刻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时常走出校门，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共合作开始后，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青年妇女部工作，接受向警予的领导，进一步显露了她的革命热情和工作才能。
杨之华最初接触瞿秋白，仅仅是在课堂上。平时，瞿秋白严肃沉静，他们极少来往。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使她对他有了深入的了解。
一天，苏俄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情况，恰巧向警予有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杨之华感到有些紧张，忐忑不安地来到鲍罗廷住地。到那里后，她意外地发现瞿秋白也在座，担任她与鲍罗廷夫妇谈话的翻译。
六、“秋之白华”（2）
杨之华被鲍夫人拉在身边沙发上坐下。瞿秋白用俄语同鲍罗廷夫妇交谈，然后把他们提出的问题翻译给杨之华，让她把问题记下，想一想再慢慢说。
杨之华消除了拘束，从手提包中拿出一份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的调查材料，内容包括丝厂女工生活状况、所受的残酷压迫、工潮情况、女工与工贼的斗争等等。鲍罗廷夫妇要了解的情况，大体都包含在内了。
杨之华看到瞿秋白信赖的眼神，更加从容大方，侃侃而谈。她说：中国青年女工在工厂要受资本家压迫；回到家里又要受旧礼教的迫害。她们参加工潮回家后，往往被父母兄嫂打骂羞辱。因此，她们一旦觉悟，不但能反抗资本家的压迫，而且要摆脱旧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的道路。
瞿秋白把杨之华的话翻译给鲍罗廷夫妇，几个人都由衷地赞同杨之华的意见，并且赏识她的才华。不久，经向警予、瞿秋白介绍，杨之华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环境中，这两个志趣相投、道义相合的同志，逐渐加深了解，发展了互相爱慕之情。杨之华无法再与沈剑龙维持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萌生了与沈剑龙离婚并与瞿秋白建立家庭的意愿。沈玄庐支持儿媳与儿子离婚的请求。
1924年深秋，浙江萧山村郊，远山如云，绿竹与红枫相映。瞿秋白来到坎山街的杨之华家中。杨之华领他见到哥哥杨葆青。杨之华和瞿秋白这次先后回到萧山，就是为了解决杨沈离异和瞿杨结合的大事。杨葆青得知这个消息，不免有些担忧：弄不好，要出乱子。而事实上，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个青年人，却演出了一场充满新奇浪漫色彩的喜剧。它不仅使当时的人们难以想像，即使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传为佳话。三个人相会于沈家，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谈出彼此的心里话，竟然谈得十分顺利。接着瞿秋白又邀请沈剑龙、杨之华去他常州老家，面对冷落败破的瞿氏宗祠，沈剑龙似乎被感动了，于是三个人的离与合的结局就在这里最后决定了。
1924年11月27日—29日，连续三天，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紧靠报头并排刊出三条醒目的启事。一条是杨之华沈剑龙正式脱离婚姻关系；一条是瞿秋白杨之华正式结合恋爱关系；一条是沈剑龙瞿秋白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都从1924年11月18日起始生效。瞿杨的结合，是他们之间爱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纪念这生命的结合，瞿秋白找来一方五彩斑斓的寿山石，篆刻了4个古朴隽秀的字：“秋之白华”，把两人的名字巧妙的组合一起，铭刻在石，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始终不渝。
年底，经过党组织的安排，瞿秋白和杨之华搬到比较安全的闸北区宝通路顺泰里12号，隔壁的11号是沈雁冰的住房。两家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以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杨之华再到沈家看望女儿独伊。杨之华朝夕思念爱女，十分难过。瞿秋白耐心地安慰她，并在1925年初陪她回到萧山衙前镇探望女儿。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分别，走出门外，还隐约听到独伊的哭声。
回到上海，杨之华仍然放心不下，暗自哭泣。瞿秋白想尽办法，为杨之华解忧。他讲述《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遭到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的心灵啊！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能够得到孩子，和她一起幸福的生活。他还写了一首长诗赠给杨之华，诅咒社会的黑暗，祝愿独伊得到光明前途，他自己一定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又过了一段时间，杨之华和瞿秋白一起再次回到萧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商量决定派人到沈家把孩子悄悄领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远处，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独伊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抱走了。孩子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瞿秋白挽着她的手臂，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个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眼泪。
杨之华白天工作紧张，忘却了烦恼，但一回到家里，思女之情又使她坐卧不安。元宵佳节来临之际，杨之华和瞿秋白都在家中，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杨葆青抱着独伊来了。杨之华高兴地接过女儿。杨葆青说：沈老先生总算体谅了你们母女之情，剑龙也照顾不了孩子，我提出让孩子到上海妈妈身边过个团圆节，这才把小囡带来了。
坎坷艰辛中建立的这个家庭，终于大团圆。
七、中央局成员和《热血日报》（1）
上海闸北区顺泰里12号，是一处很不起眼的住宅。一间窄小的房间，床、桌、椅之外，剩下很小一块空地。瞿秋白深居简出，整天在这小块空地上绕着圈子踱步，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烟。他不时拿起笔来，出神地咬着笔端，苦苦思索，形成腹稿，然后落笔，一气呵成，把文章写好。一个通宵，就常常这样度过了。
瞿秋白转入秘密活动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党的工作上。杨之华经常穿着女工的工服、布鞋，深入到工人夜校和女工集中的纱厂、打蛋厂、烟厂，从事工人运动。她和工人们谈心，关心她们的疾苦，动员她们学文化，和女工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瞿秋白支持和鼓励杨之华的工作。他很关注工人夜校，常向杨之华询问夜校工作情况以及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他虽然工作繁忙，也抽出时间帮助她选择书籍，收集资料，教她编写教材，解答工人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
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原先是中华书局的学徒，考入上海大学后半工半读，生活艰苦。瞿秋白不时找刘华谈心，帮助他解决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关心他的生活，常常要杨之华送些钱给他用。有一次，刘华患病，他立刻要杨之华送药去。后来，刘华成为优秀的工人阶级领袖。
1925年1月，在国民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夕，中共适时地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负责人。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草案中若干重要问题，如对党如何正确实行国共合作和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等等，都作了理论阐述。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一重大问题，早在1923年春夏，瞿秋白发表的文章中就已经进行了论述。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相当于中央常务委员会），并与蔡和森一起担任中央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杨之华担任了中央妇女部委员。
从2月起，在中共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沪西小沙渡地区日本资本家开设的棉纺织厂，日本工头毒打女工，无理开除工人，拘捕工人代表，克扣工人工资，引起工人愤慨。他们群起反抗，并涌向中共领导的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给予支持，中共上海地委紧急通知上海大学支部派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的迫害。上海大学支部立即派邓中夏、郭伯和、刘华、杨之华等到沪西工友俱乐部，和原在那里的李立三等一起，发动了著名的二月罢工。2月9日，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的9000名工人渡过苏州河，汇集到北岸潭子湾田野上举行了罢工集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刘华宣布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宣布组织工人纠察队，护卫自己。12月，内外棉11个工厂的15000多名工人全部投入罢工。小沙渡周围地区和沪东杨树浦的一些日商纱厂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支持沪西工友。到18日止，上海已有22家日本纱厂的35000多名工人投入了罢工。上海其他行业的工人和工商学各界40多个团体，还组织后援会，纷纷捐款援助罢工工人。罢工在经济上给日商沉重的打击。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资本家不得不与工人进行复工谈判，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3月1日，各厂全部复工，罢工胜利结束。罢工中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很快由1000人发展到6000人，杨树浦增加到3000人。瞿秋白每天关注罢工的进展情况，同时也为战友们的安全担心。罢工结束后，邓中夏被警察逮捕，瞿秋白知道后焦急万分，他叫杨之华化装成家庭妇女，到外面探听消息，直到邓中夏获释，他才放心。在这期间，他连续写了4篇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力军和领导作用，预见了即将兴起的工人运动的高潮。
4、5月间，上海市场棉价高涨，纱价跌落。日商纱厂资本家撕毁2月协议，又开始克扣工人工资，打骂侮辱工人，开除工会积极分子。为了对付资本家的反扑，各厂工会决定用怠工方式作斗争。工人的“磨洋工”，使日本资本家难以应付，便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和工会积极分子数十人。纱厂工人愤而罢工，影响了靠它供应棉纱的内外棉七厂的织布生产，资本家乘机宣布关闭七厂。
七、中央局成员和《热血日报》（2）
5月15日傍晚，七厂约600名夜班工人照样去上工。厂方将大门紧锁。工会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顾正红等高呼“我们要上工”，率领大家破门冲进工厂。日本工头和职员，挥动木棍铁棒狠打工人。顾正红等跑进物料间，每人拿了一根打梭棒，抵御日本人的攻击。正在这时，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手执武器率领一批打手赶到。七厂大班川村首先向顾正红开枪，打手们蜂拥而上，用刺刀，铁棍砍打工人。顾正红连中4枪，送医院后不幸牺牲。同时受伤，被捕者多人。24日，上海大学学生结队去参加顾正红追悼大会，途经租界时4名学生被捕。租界当局竟以“扰乱治安”之名，定于30日由会审公廨审讯这些学生。工部局总巡麦高云指令巡捕，可以使用卡宾枪或左轮手枪向中国“暴民”射击，不许朝天开枪。
面对越来越疯狂的敌人，上海各界人民的反帝情绪更加高涨。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在5月30日组织群众前往租界中心进行反帝大示威。瞿秋白参预了中央的决策。30日清晨，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陆续汇聚公共租界中区。同济大学学生分为16个小队，上海大学学生分为38个小组，一路演讲，一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会审公廨大门前，变成学生们的宣讲台，吸引了广大市民。下午，无数工人、职员加入演讲行列，并逐渐向市中心南京路前进。南京路上许多商店的伙计也放下生意赶到街头，为演讲人鼓掌叫好。群众越聚越多，轰轰的声浪，像狂风怒潮席卷南京路。
下午2点多钟，老闸捕房巡捕将三名演讲学生拘送捕房。不料，附近演讲队的数十名学生和簇拥着他们的大批示威群众，跟着也一起拥进了捕房。一个钟头后，租界当局不得不释放了拘押的百多名学生，但一部分学生仍关押在内。被放出来的学生拥在捕房门前，要求释放所有被捕者，附近一带聚集的示威抗议群众越来越多。3点45分，英国捕头埃弗森突然下令开枪。子弹呼啸声中，站在前面的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中弹倒地，口中还在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同济大学学生、共青团员尹景伊肩部中弹，他踉跄地仍然呼喊口号，巡捕又朝他胸部连开三枪，终于牺牲。当场被打死13人，伤者无数。繁华的南京路成了英帝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民的血腥的屠场。
杨之华清早出门，参加了上海大学的反帝示威行动，亲眼看到这场残酷的杀戮。她匆匆赶回家里，紧跟着李立三也来了。他们向瞿秋白报告事件的情况。瞿秋白抑制着愤怒说：这是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的罪恶挑衅行径，他们想用屠杀革命群众的手段来扑灭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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