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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帝王陵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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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有所发展。陵园平面呈方形，只有一重城，陵墓居陵园中央。诸陵方向都坐西朝东。在四面门阙中，东门和北门较宽大，和长安城宫廷门阙的规制一致。陪葬墓区也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寝殿建在陵园内，陵庙则建在远离陵墓的都城内。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仿照生前宫室位置，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寝殿等建筑从陵园内移到陵园围墙以外，其方位则因地势而定。景帝时，在文帝霸陵旁边建庙，此后这种陵旁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
东汉时期，陵园布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自明帝开始，陵园四周不设垣墙，代之以“行马”（木制警戒设施）。陵寝改为坐北朝南，和洛阳宫城方向一致。废除了陵旁立庙的制度，而在陵墓前建“石殿”专供定期朝拜和祭祀大典之用，以加强墓祭功能。这对唐宋以后献殿、上宫等的设置影响很大。各陵前普遍设置神道及石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经济凋敝，多数帝王不得不暂时放弃秦汉以来建筑豪华陵寝和厚葬的制度。北方的魏、西晋及十六国时期的君主，或者惧怕遭到盗掘，或者采用本族葬俗，大多采用“潜埋”方式，不起坟丘，并废除了建造陵寝及上陵礼仪。北魏孝文帝时，由于政治上、经济上趋于稳定和发展并推行了汉化改革，开始恢复汉代的陵寝制度。如大同市方山永固陵（文明太后陵）不仅有高大的坟丘，前面还有属于祠庙性质的石构建筑以及石阙、石刻等。东晋南朝帝陵多因山为体，方向依山川形势而定，没有一定规律。墓前建享堂并恢复了汉代的上陵礼仪。陵前辟有较长的神道，两侧设置石刻。
唐代陵寝不仅规模超过前代，而且布局更为周密。从乾陵开始，陵园的平面布局全部模仿长安城的规制设计。陵园坐北向南，从后到前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陵墓和祭祀性建筑。墓上建高大的坟丘，高踞陵园北部。墓前建献殿（寝殿）供上陵朝拜、举行重要祭典使用，四周筑围墙，每面各辟一门。这种前朝后寝的布置类似长安城的宫城。供灵魂起居及宫人、官吏居住的寝宫（下宫）大都建在陵园西南方数里的地方。这种将献殿和寝宫分建两处的制度，更突出了祭祀典礼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为阙及神道。陵园南门（朱雀门）向南，有三对土阙。之间的神道两侧陈设石人、石马等。这一部分象征长安城皇城的三省、九寺等衙署。第三部分为前方两侧星罗棋布的陪葬墓。这一部分类似长安城外郭城的坊里。整个布局以南门为正门，以南北向为中轴线，东西对称，体现了南面而立、北面而朝的设计思想。唐代陵园的布局对后代帝陵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宋陵园的布局基本沿用唐代的制度，只是下宫从陵墓的前面移到了北面。南宋诸帝死后，为了日后归葬中原，因而只建临时性的陵墓，规模小，建筑简单，既无陵台又不置石刻群，称为攒宫。陵墓前面建上宫和下宫，布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上宫在前，内设献殿。元朝沿用蒙古族的“潜埋”葬俗，不起坟，葬后让马把地面踏平，无陵号，不建陵园。
明清陵园的布局，基本上沿用唐宋的规制，并受当时宫殿建筑格局的影响，废弃了上、下宫分离的布局，把各类建筑集结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陵园由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墓和献殿用垣墙隔开，成为两个独立的建筑群体。前部包括两个院落：第一进院除陵门外，两旁设碑亭、神厨，神库；第二进院中的献殿是陵墓的主体建筑，规模扩大、两侧建配殿，并废止前代宫人居留、侍奉起居的旧制，更加突出了陵寝的朝拜祭祀功能。后部建筑为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整个格局充分体现了前朝后寝的宫殿建筑模式，显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宏伟庄严。
阙是陵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陵前建阙大约始于西汉，起源于宫门外立阙。从景帝阳陵开始，汉代各陵都在四门外建立双阙。据文献记载，当时皇帝用“三出阙”，即中间为正阙，两侧为相连的子阙。现存汉陵的阙基为夯筑，残高三一五米，面宽约38米，进深约九米，可能就属“三出阙”。当时阙的上部采用木结构，早已无存。东汉时出现仿木结构的石阙，目前国内现存的有20多处，多属东汉晚期墓前的石阙。阙分为基、身、楼、顶几个部分，外表雕出柱、枋、斗拱、窗以及椽、瓦饰等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很少用阙。唐宋时期陵前建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陵园南门外设多重阙。除园门外建阙，还在神道南端建高大的内外二重阙，分别称为鹊台和乳台。阙均夯筑，外砌砖石，上建楼观。在昭陵和乾陵的陪葬墓，如阳城公主、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的墓道壁画上可以看到唐代阙的形象。明代以后，虽然在陵前不再建阙，但是还可以从其陵区入口处看到这种遗制。如明十三陵大红门建于蟒山和虎山之间，两侧山峰突起，利用自然形势构成阙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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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堪舆之术：古代用来相地看风水的一门学问。
第三节 高大的坟丘、壮丽的墓室
文献上大多记载春秋晚期才开始在墓上构筑坟丘。如《礼记·檀弓》中记载了孔子为父母的墓建造坟丘并认为此前没有坟丘，即“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齐平”。但考古发现表明，商周时期奴隶主上层统治者的墓已有封土，只是不甚高大而已。自战国中期起，赵、秦、楚、燕、齐、韩等国的君主死后，都营建高大的坟丘，并尊称为“陵”。即指其高大如山陵，也象征着王权的尊严、地位的崇高。坟丘都经过夯筑，非常坚固，形状大体分为圆锥形和覆斗形两种。
秦始皇陵的坟丘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坟丘，全部用夯土筑成，平面方形，整体呈覆斗状。汉代陵墓的坟丘也呈覆斗状，称为“方上”，高低、大小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唐代陵墓平地起坟者仍以方形覆斗式为贵，其中又以双层台阶式级别最高，对坟丘的高度也有等级规定。这种坟丘形制沿用至宋代，并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存吉林集安高句丽的一些石筑王陵和西藏吐蕃时期的藏王墓都采用这种形制。高句丽的太王陵坟丘用巨大的花岗岩条石砌筑，呈方锥台形，边长66米、残高14。8米，号称东方金字塔。唐代以后，帝陵中出现了圆形坟丘。如南京南唐二陵，成都前蜀永陵坟丘都作圆形，并在下部砌条石基础，保护封土。西夏陵的坟丘作八棱形或圆锥形塔式，较为特殊。到明代，太祖朱元璋建孝陵时，受南方传统影响，坟丘改为圆形，称为宝顶。清代沿用此制。宝顶周围砌砖，上有墙，称为宝城，明代多为圆形，清代多为长圆形。前部建方城明楼，整体构成城堡式建筑。
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平地起坟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如文帝建霸陵“因其山，不起坟”。这种形制在当时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都有发现。此后南朝一些陵墓也在山腰建造墓室。这种形式使陵墓气魄更加宏伟，远胜于积土为坟，因而唐代陵墓普遍采用。关中18座陵中就有14座采用这种形式。
历代帝王都为自己建造大型墓室。商王陵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室有的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亚字形。有的南北两面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呈中字形。两周时期以及西汉前期诸侯王陵墓的墓室仍然保持商代以来的形制。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汉代陵墓的墓室称为明中、方下或玄宫，整体结构宏大坚固。四面居中各有一条墓道，称为羡道，通墓室处有羡门。相对的地面道路称神道。明中内用木材构筑椁室，椁室正中为木棺。据记载，自周代起棺椁制度已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诸侯的葬具为多重棺椁。椁室四周用一端向内的黄柏木堆叠，称为“黄肠题凑”，内部间隔出回廊等。
西汉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凿山为陵的墓室多为横穴式，并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部分。竖穴式墓则改用砖和石料构筑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院落。这种墓室结构起到了椁的作用，因而墓室内的葬具只有棺而无椁。随之周代以来关于棺椁的礼制也逐渐废弃。已发掘的汉代规格较高的砖结构墓葬，墓室内多绘有彩色壁画，或有模印的画像砖。石结构的墓室则大多雕刻画像。画的题材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以外，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各种场面。据此推测，帝陵的玄宫一定更加宏伟华丽。汉代以后砖石发券或叠砌的墓继续应用，形式、结构不断发展变化。唐代“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其墓室结构和平面布局是模仿帝王宫殿设计的。明清时期帝王陵的玄宫规模更加宏大，用材更加考究。明定陵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耳室、甬道等部分组成，完全仿照宫殿的前朝、后寝、配殿和宫门建造，成为名符其实的地下宫殿。
夫妻合葬墓在西周已经存在。陕西宝鸡西周中期的〔yu鱼〕伯墓和河南浚县西周晚期的卫侯墓都发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现象，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靠的墓穴中。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汉代帝后仍然采取异穴合葬方式。《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载：“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除了高祖与吕后在同一陵园，此后各陵全部是帝后各筑陵园，改变了前代两墓并列的作法。唐代皇后合葬于帝陵，不再单独建陵。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建陵园于帝陵的背后一侧，形制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多无陵号。明代采用唐制，皇后合葬于帝陵。到了清代，帝后合葬制已经不很严格，有的帝后同陵，有的帝后不同陵。后陵规模较小，唯独慈禧的定东陵例外，其建筑规模与豪华远超过咸丰皇帝的陵寝。帝陵的附近附有妃嫔的园寝，但规模低于帝后一等。
第四节 奢华的随葬、残酷的杀殉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作为随葬品被埋进了坟墓中。这些随葬品包括礼仪性质的礼器、明器和各种日常用品、艺术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尤其是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最为珍贵和丰富。经过历代的破坏和盗掘，这些随葬品多已散失或被破坏，仅存的一小部分，大都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商王墓中的随葬品以青铜器最为突出，其形体之大，制作之精，为后代所不及。其中的司母戊鼎是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两周时期诸侯王墓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器为主，包括酒器、饮食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等，成套配备，品类齐全。其中鼎和簋＇gui鬼＇最为重要，其数量、组合是当时贵族身份的标志。战国时期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比重显著增加。汉代厚葬之风空前严重，墓内随葬品种类、数量剧增。其中青铜器减少，并已失去“礼器”性质，改以珠玉珍宝和生前各种实用器物为主。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玉衣入葬，玉衣按地位高低有金镂、银镂、铜镂之分，皇帝用金镂。
我国丝织业发达很早，古代号称丝国，随葬品中丝织品数量甚多，可惜因难以保存，所以留传下来的不多。考古发掘中，商周时期即有丝麻织品出土，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的丝织品已有许多种类。汉代墓葬出土的丝织品品种更为齐全，有平纹组织的绢、纱，单色起花的绮、罗，彩色起花的锦，以及刺绣、印绘等。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重量不足50克，充分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明代定陵出土了大量丝织物，包括大量的织锦，是研究纺织史的珍贵实物。
我国是瓷器的故乡，古代瓷器产量之大、工艺之精在世界上均居于首位。历代陵墓随葬品中瓷器数量巨大。从商代的原始瓷、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唐代的三彩，直到宋元明清的各种精美瓷器，在陵墓中都有出土，充分反映了我国陶瓷工艺源远流长，技艺高超。
历代许多陵墓中还随葬有金、银、玉、石、竹、木、纸等质地的简册、文书等。五代时温韬盗掘唐代帝陵时，看到太宗昭陵墓内“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举世闻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真迹也随葬在墓内。可惜这些宝贵文献都已毁失不存。明代定陵出土的皇冠，全部用纤细的金丝编织而成，是一件极为出色的工艺品。清代慈禧皇后随葬各种稀世珍宝，但惨遭盗掘，已大部散失。
除了随葬大量物品外，帝王陵墓还用活人殉葬和祭祀，称为“人殉”和“人祭”。这种残酷的杀殉制度开始于商代。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商代晚期帝王墓中杀殉的人仅一个陵墓就多达160多人。杀殉的人中有墓主人的侍从、卫兵、各种勤杂人员，以及其他奴隶。
西周前期杀人殉葬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杀殉逐渐减少，但直到战国初期的一些贵族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战国中期以后，这种残酷的杀殉遭到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并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实际上并没有绝迹。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曾下令杀后宫无子女者及诸公子殉葬。人殉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到汉代已经终止，但直到封建社会晚期，其残迹仍然可在一些帝王贵族的大墓中反映出来。如明代英宗以前，妃嫔大都殉葬从死，据记载，明太祖孝陵殉葬的妃嫔竟多达40余人。
殉葬中除用人殉外，还使用牲畜，其中以马和狗最多。大多埋在陵墓附近，另设坑穴。这种制度自西周以后，几乎成为定制，战国时代更为流行。每个陵墓附近都有车马坑，其规模依墓主身份而定。临淄齐故城内齐公墓殉马估计全部可达60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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