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帝王陵墓-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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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嗷疑�，坯质细腻，制作规整，扣之作金石声。该墓多次被盗，随葬品残留不多，出有石雕武士俑一件，以及石雕镇墓兽残腿、小型铜、铁、骨器和陶瓷碎片。

　　图7　北魏永固陵平面图（采自《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陵南约600米有围绕回廊的佛寺塔院遗址，回廊基宽约10米。将陵墓与佛寺结合的布局是永固陵的特点，这种作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佛寺北有永固堂的遗址。永固陵因袭东汉遗制，在陵前建石殿称永固堂，作为举行祭奠的场所。《水经注·＇氵櫐＇〔lei垒〕水》记载：“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趺，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可见当年石殿之宏大、豪华。附近尚有其他附属建筑的遗址，面积共约10万平方米，地面残留有柱础、龟趺及砖瓦等遗物。

　　孝文帝在迁洛以前对自己陵墓的营建即非常重视，因孝于文明太后，在营建永固陵时在陵北为自己预建了寿宫，名万年堂。万年堂现存封土平面方形，边长约60米，高约13米。墓室结构与永固陵相同，规模略小。残存甬道石门西侧门框，正面浮雕一尊武士。武士侧身向右，身佩长剑，右手握剑柄，高1。32米。万年堂之北有较小墓冢两座，应是永固陵的陪葬墓。孝文帝迁洛后此陵废弃，另在洛阳建陵，“乃自表瀍＇chan缠＇西以为山园之所”（《北史·后妃传》）。

　　孝文帝长陵位于洛阳市瀍河西邙山的高地上，面对洛河，地势高旷。宣武帝景陵在长陵的右前方，孝明帝定陵在瀍河以东距长陵较远的左前方，孝庄帝静陵则在景陵右前方。各帝陵按世系分昭穆左右排列。对这个范围广大的陵区，一些出土墓志称为“金陵”或“西陵”。各陵均有高大的坟丘，各陵园建筑及布局目前尚不清楚。陵区内规划安排有许多贵族墓葬，含有陪陵的意义，主要有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勋旧八姓”以及内入的“余部诸姓”和重要降臣。

　　1991年对景陵进行了清理发掘。封土夯筑而成，平面略呈圆形，直径105—110米，现高24米，顶部较平。墓南向，砖石结构，全长54。8米，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道斜坡状。甬道砖砌券顶。墓室平面近方形，边长6。8米，顶作四角攒尖式，高9。36米。墓室西半部为石砌棺床，石面平整。四角留有石质帷帐底座各一个。各室均用石板铺地，石板一般0。5米见方，厚7—10厘米。墓砖青灰色，每块长38厘米，宽18厘米，厚六厘米，坚实细密、制作规整。外露部分涂成黑色。随葬品已被盗，仅存残碎青瓷器、陶器等。在景陵和静陵的前面各发现石刻武士一尊，头部残失，残高分别为2。89米和3。14米。

　　景陵的形制、结构与永固陵基本相同，反映了北魏陵墓修建的制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地面有高大坟丘，其平面由方形演变为圆形；墓室均为砖石结构，建筑材料皆以特制优质青砖为主；整体由墓道、前甬道（或称前室）、后甬道（或称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壁均无壁画。永固陵墓门雕刻武士或墓内随葬武士雕像演变为坟丘前树立大型武士石雕像则反映了迁都洛阳以后陵墓建制的变化，显然是受到东汉陵前树立石刻的影响。

　　第九章　唐代帝陵

　　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至907年灭亡，前后近300年，共历21帝。其中除武则天合葬于乾陵，昭宗李晔和陵和哀帝李柷＇chu触＇温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具体地点不详）以外，其他18个皇帝的陵墓都在陕西省关中盆地，渭河以北的黄土原（俗称二道原）和北山各岭顶部。陵区西起高宗乾陵，东至玄宗泰陵，分布于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六县境内，绵延100多公里。黄土原海拔500—800米左右，原高土厚；北山山脉海拔750—1200米，山峰南北成陡坡，东西为深谷，多属圆锥形的孤山。这种背依山原、两翼展开，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都城长安相望的布置体现了唐王朝的博大气势（图8）。

　　唐代陵园建制，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中轴线南北向，东西对称布局。兆域内帝陵玄宫、神道和乳台至鹊台之间作三级台阶状。陵墓所在的内城偏北，外设外城，陪葬墓多在陵园东南，内外分为三重。这种布局自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其设计思想显然受到都城长安城布局的影响，并且影响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帝陵的设计。各陵占地面积很大。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120里，乾陵周围80里，泰陵周围76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座陵周围40里，献陵最小，周围20里。

　　图8　唐十八陵地理位置分布示意图（采自《关中唐十八陵》，《文物天地》1988年第5期）

　　唐代18陵的构筑分为“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积土为陵的有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四座，都分布在黄土原上。这类陵丘用夯土筑成，呈覆斗形，类似汉代陵墓，但规模较小。其余14座则依山为陵，分布在北山山脉。这类陵墓利用山势，玄宫开凿于山峰南面的山腰上，上部不筑坟丘，前面有一条长墓道，气势十分宏伟。经过勘察或试掘的乾陵、桥陵、定陵、泰陵、建陵、崇陵和简陵的墓道和墓门全部用石条砌筑封堵。桥陵墓道全长约70米，宽3。78米。墓道下层的石条排列整齐，石面皆刻出编号，用天、地、玄、黄、宇、宙等字划分，有“天卌一”、“地卌六”、“玄卌一”、“黄卌五”等。石条最长的1。22米，最短的0。37米，厚0。4—0。45米。石条间的缝隙以石灰灌注。估计整个墓道共砌筑石条3900多块。

　　关于唐陵“玄宫”，文献记载笼统，也没有经过考古发掘，结构尚不清楚。据《唐会要》记载，昭陵玄宫进深75丈（约230米），前后安置五重石门。五代的温韬盗掘时曾看到：玄宫“中为正寝，东西厢列”，建筑宏丽，不异人间，墓内随葬有包括“前世图书、钟王笔迹”在内的大量珍宝。通过几座发掘的陪葬墓可以对了解玄宫的结构得到一些启示。如懿德太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李仙蕙墓，是按“号墓为陵”的制度构筑的。懿德太子墓墓室由斜坡墓道、六个过洞、七个天井、八个小龛、前后甬道和砖券穹隆顶前后墓室组成，全长100。8米。其布局模仿皇帝内宫设计。过洞大致相当于宫城门、宫门和殿门，而前后室则象征前朝后寝。墓内有大量的壁画，使用哀册，不用墓志。壁画内容有门列棨〔qi启〕戟，仪仗出行，以及伎乐、供奉、内官、宫女等，都与文献记载的宫廷制度相吻合。

　　陵园有内外两重围墙，布局左右对称。陵墓四周夯筑内城墙，四面各辟一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青龙（东华），西曰白虎（西华）。积土为陵者，城多为方形，四门正对陵丘。依山为陵者，城呈不规则多边形，南、东、西三门大多正对玄宫，北门多因地势而筑，方位不正。门外均有阙一对，四角有角阙。外城墙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内城南门内有献殿，南门外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中间设阙名乳台，南端设阙名鹊台。乳台与南门的距离一般在600米以上，乳台与鹊台的距离一般为2000多米，少者1500米左右。乳台至南门的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石刻。门阙、角阙、乳台和鹊台基址均为夯筑，夯层厚约八厘米。底部四周砌条石，上部外面包砖。遗址附近多有唐代砖瓦，推测上部原有楼阁建筑。“下宫”多数建在帝陵西南、鹊台西北、距陵墓2。5公里左右的山下，是守陵官员和宫人居住和进行日常献祭的地方。

　　唐太宗昭陵是唐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玄宫所在的九嵕〔zong宗〕山，山南地势孤绝，山北则较平缓。因距献殿较远，所以特在陵的北面玄武门内修建了一座祭坛作为举行大典的场所，是其他陵所没有的。祭坛遗址东西宽53。5米，南北长86。5米。寝殿在山南50米，是一座院落式建筑。坐南面北，周有墙垣，东西长237米，南北长234米。正殿在南，东、西、北三面为廊，院中有方亭，院门有三个门洞。九嵕山的东、西、南三面建凿许多石窑洞，有的洞壁用石条砌筑，顶部有壁画痕迹，洞口有封门石。东西两面的窑洞大概是放置随葬品或为陵园杂役人员的居室，南面的窑洞可能是供灵魂游乐的场所，即“顶上亦起游殿”的游殿。山的东南和西南尚存当年架设栈道的遗迹。昭陵地面建筑虽然已荡然无存，但献殿遗址出土的一件屋脊上的鸱＇chi吃＇吻高达1。5米，重约150公斤，可以想见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而由众多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又是多么宏伟。

　　唐陵遗留下大量石刻，形式包括圆雕、浮雕和线雕。题材之广和技艺之精都远远超过前代，堪称我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宝库。这些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两侧和四门外，其中以神道石刻数量最大，种类最多。

　　大体上早期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的石刻形制巨大、雄浑，题材、数量、陈列位置等并无定制。盛唐时期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的石刻虽仍保存前期风格，但雕刻艺术更为精湛，而且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基本形成定制。中晚唐时期，自玄宗泰陵至僖宗靖陵的13座陵墓，石刻大部分形体卑小，制作粗糙，组合上也出现混乱现象，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境况。

　　昭陵由于山南地险，石刻都集中在陵北。《唐会要》卷二十载：“上欲阐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旧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出苾……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祭坛东西庑布列太宗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浮雕像，即著名的“昭陵六骏”。唐太宗为追念自己南征北战的功绩并纪念心爱的战马，在埋葬长孙皇后之后即诏令雕刻“六骏”。据说，“六骏”都是从西域和波斯马中精选出来的良马。在雕刻时，先由大画家阎立本绘制图样，并令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赞语于石的上角。

　　“六骏”雕刻在高2。5米、宽三米的石板上，据《全唐文》所收赞文记载，原分东西两组。东面第一骏“特勒骠”为黄马，白喙，微黑，是平定宋金刚时的坐骑；第二骏“青骓”苍白杂色，前中五箭，是平定窦建德时的坐骑；第三骏“什伐色”纯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是平定王世充、击败窦建德时的坐骑。西面第一骏“飒露紫”紫色，前中一箭，是攻洛阳击败王世充时的坐骑；第二骏“拳毛騧＇gua瓜＇”为黄马，黑喙，前中六箭，背中三箭，是平定刘黑闼＇ta踏＇时的坐骑；第三骏“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是平定薛仁杲时的坐骑。六骏中“飒露紫”是唯一附刻人像的，人正在俯首为马拔箭。据《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它所表现的是攻击洛阳王世充时丘行恭拼死护驾让骑拔箭的故事。“拳毛騧”和“特勒骠”表现出缓步行进的安然神态，其他四匹则表现了奔腾的强劲姿态。这些技艺精绝、又寓意着丰富历史内容的艺术珍品，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成就。可惜已于1914年全部被破坏，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被盗运到美国，现存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复原后，现存陕西省博物馆。

　　昭陵玄武门内，原陈列着高宗年间所刻的14尊“蕃酋”像，包括突厥、吐蕃、吐谷浑、龟兹、于阗、焉耆、高昌、新罗、乐浪等的可汗和王，他们都曾受唐朝的诏封。石雕像高二米多，座高一米。清乾隆以后大多被毁，现存的仅有“突厥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高昌王左武卫将军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等。自昭陵设置“蕃酋”以后，各陵也都设“蕃酋”或“蕃民”的石像。乾陵保存较完好，共有61人，玄宗泰陵存三人，敬宗庄陵存八人。德宗崇陵仅存一人，貌似南亚人。

　　自高宗乾陵以后，陵墓石刻群的组合排列有一定规制。内城四门各列石狮一对，北门外有石马和马夫，南门外神道两侧立华表、翼马、驼鸟、石人、石马和马夫、“蕃酋”像等，但石刻的数量各陵不等。各陵中乾陵石刻最多，现有109件，桥陵次之，现有80余件。桥陵石刻中无“蕃酋”和碑，其余数量、种类、排列顺序和乾陵相同。

　　唐高祖献陵仿汉代制度开始实行陪葬制，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明文规定。贞观十一年（公元638年）正式诏令：“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zhunxi谆西，墓穴〕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除陪葬墓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从葬的。贞观二十年（公元647年）规定：“其有父祖陪葬，子孙欲从葬者亦宜听允。”据金石著录和发掘资料，昭陵和乾陵均有从葬者。

　　唐代陪葬以唐初诸陵为多，玄宗泰陵以后甚少，到晚唐基本上消失。其中昭陵陪葬者最多，但各书记载不一。根据调查，地面现存封土坟丘167座，可以确认墓主姓名的有57座，包括文武功臣、皇子、公主、妃嫔，还有少数民族的首领。其中著名的有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侍中郑国公魏征、左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中书令虞国公温彦博、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国子祭酒孔颖达以及突厥大将军史太奈、阿史那忠节等。

　　献陵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和汉代陵墓相似。从昭陵开始，陪葬墓都在陵南和东南。关于陪葬墓的位置排列，历史上有“以文武分左右两列”的说法。但从昭陵可以确定墓主姓名的57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