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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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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采用以疏导为主，辅之以拦蓄的综合治理的方法。所谓疏导，就是“疏川导滞”，疏通河道，导泄积水。所谓拦蓄，就是“陂障九泽”，拓建湖泊，便于将水汇于低地。他们经过13年（一说八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将洪水治平了。
在古代，不仅中国，还有许多国家都有治水的传说。由于那时人们的力量有限，在洪水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所以其他各国的治水传说，多以失败告终。或者说他们的人民全被洪水吞没了；或者说，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中国则不同，虽然也遭到一些挫折，但以胜利结束，并通过治水，使自己进入文明时代。
人们认为，这一治水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这样的一些情况：当时农业已有初步发展，聚落增加，先民们逐渐由高地移居平原和河边；从农业灌溉的要求出发，从聚落的安全出发，都需要治水，即修建排灌工程和堤围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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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又名巨鹿泽、广阿泽。在今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三县间。它汇聚太行山区之水，下流泄入漳水。古黄河也注于此，再分多股入海。古为“十薮”之一，今已淤为平地。
第二节 下游大堤的形成
春秋中期，在黄河下游的今河北省冀中，曾发生了一个颇为滑稽的故事，强大的齐国将自己在这一带与燕国接壤的一片土地，割让给弱小的燕国。割地的来龙去脉大致这样：周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散居在今燕山等地的山戎族南下骚扰燕国。齐桓公答应燕国国君庄公的请求，率领齐军打败山戎。庄公非常感激，在桓公凯旋归国时，躬身远送，不知不觉送出燕国国境，进入齐国领土。桓公便将燕君到达的那片齐地，让给燕国。
齐桓公为什么把自己的这片土地割让给燕国，这当然与他当时正在大力推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尊王”政策有关。周天子规定，诸侯迎送天子，必须出国门；诸侯之间迎送，不得出国门。桓公知道，要证明自己真正“尊王”，必须遵守这条规定，决不能以天子自居让燕君送出国门，否则，诸侯们便会认为自己的“尊王”号召是一个骗局。但是，当时的事实是，燕君已经送他出了国门，进入齐国境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齐、燕两君并未越轨，桓公只好将燕君进入的这片齐地，割给燕国。庄公远送桓公，是一次很隆重的行动，为什么会发生错误，超越国界，这当然不是齐、燕两君有意违反国王的规定，是因为齐燕两国在冀中一带以黄河为界，而当时黄河下游河道十分混乱，分成多股（《禹贡》称为“九河”）入海，其主要河道又常常南北摆动的缘故。那时，黄河下游河道所以很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岸的堤防尚未建成。
从春秋起，铁器的使用日渐普及，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进一步开发土地，扩大耕田面积，已经成为可能。同时，因为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人们也需要增加耕地。黄河下游的近河地带，土壤疏松肥沃，很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人们纷纷来此建立家园，垦辟农田。与安家立业同时，人们也在这里的黄河两岸，因地制宜，由西向东，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逐步修建黄河大堤。
根据有限的资料，黄河下游的河堤工程，在春秋时已着手兴建了，特别是在下游偏西一带，即相当于今天的豫东、鲁西、冀南等地。而且还发生一些纠纷。因此，在当时一些诸侯的盟会上，对这一地区修建河堤，不得不作一些有关筑堤的规定。如公元前651年，在齐桓公主持下，由齐、宋、鲁、卫、郑、许、曹等国诸侯参加的葵丘（宋地，今河南兰考东）盟会上，就制订一条“无曲防”的盟约，要求与会各诸侯国遵守。这就是说，各国诸侯在本国黄河两岸筑堤时，必须顺应黄河的自然流向，不能用筑堤把黄河曲引到邻国，以邻为壑。在诸侯的国际会议上，对修建黄河河堤作了这样的规定，反映了这一带的诸侯们正在纷纷建造河堤，并利用河堤作“以邻为壑”的勾当。
到战国中期，七雄中的齐、魏、赵三国，有一段国界以黄河为界。齐在东南，地势较低，为了防备河水灌齐，在沿离河道不远处，建起了黄河长堤。魏、赵两国虽然地势比齐略高，但由于齐国筑起了长堤，黄河泛滥，洪水势必漫入自己国境，因此，两国继齐之后，也各在自己的境内，在离黄河沿岸不远处，建造了长堤。这样，黄河下游的南北大堤，在春秋战国时陆续建成了。
由于这一南北大堤的兴建，黄河下游的干流正式形成，河床比较稳定。大致说，这段干流，西起河南的荥阳，向东北行，穿过今浚县、濮阳、内黄等县境内，进入今河北省的大名和馆陶，山东省的临清、高唐和德州，以及河北省的沧州和黄骅，注入渤海。堤防的修建，河床的稳定，洪水泛滥得到控制，到这一带安家立业的人更多，因此，本来较少人烟村落的冀中平原，面貌逐渐改变，到战国后期，便涌现出了如安平（今县）、饶（今饶阳东北）、高阳（今高阳东部）、武遂（今徐水县西北）、武垣（今肃宁县东南）、平原（今平原南部）麦丘（今商河西北）、饶安（今盐山县西北）等近20个城邑。堤防的兴建，为这一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王景、王吴治河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疏松，即使植被良好，也会有一部分泥沙随水带到黄河下游，抬高河床。秦汉时期，开拓西北边疆，原属游牧区的黄河中游许多地方，被垦为农田。这些土地的垦辟，虽然提高了农业生产，但也加剧了水土流失，使黄河下游河床淤高的速度加快。到西汉时，一再发生决口，特别是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的一次大决，导致今豫东、冀南、鲁西北大片土地被淹。河道紊乱，除循汴渠、济水等水道东流外，还有一股到千乘（山东高青县东南）入海（图14）。
图14 从春秋至北宋前期黄河下流经行示意图
对于这次黄河决口、河道南摆，要否治理，东汉初年的地方官吏态度截然不同。改道后黄河所经地区的官吏，主张迅速堵塞决口，使黄河回归旧道。而黄河旧道一带的地方官吏竭力反对，认为应顺其自然，主张维持现状。东汉朝廷不知所从，治河工程遂被拖延下来。后来，灾区人民十分不满，纷纷指责朝廷。群众的压力很大，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明帝才派王景、王吴治河。王景“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技艺”。（《后汉书·王景传》）他特别“能理水”，曾与王吴合作，用“墕流法”治理浚仪渠很有成效。因此，东汉朝廷便授命他们两人治河治汴。治汴工程已见本书第一部分“周、秦、两汉运河”。治河工程据《后汉书·王景传》载①，主要有疏浚河道、修建堤防和建立水门等。
这次王景、王吴治河，所确定的以后黄河下游水道，上起荥阳，下到千乘海口，共长千余里。他们所以确定这一水道作为黄河干道，当与这条水道沿线地势较低和水道本身又较径直有关。但是它的绝大部分河段毕竟是决口后漫流形成的，有些段落，河道难免浅窄和弯曲，只有经过改造，才能减少决口和泛滥。因此，必须进行“凿山阜”、“破砥绩”、“疏决壅积”等。山阜当指阻挡河流的高地。因有高地阻挡，河道或者被约束得很窄，或者只能绕弯而行，变得比较弯窄。砥绩和壅积指的是堆积在河道中的岩石和泥沙，河道中存在着这些东西，行水当然不畅。要将千余里的黄河下游河道，改造得比较宽深通直，工程量很大。
筑千里长堤的工程同样艰巨。黄河携沙量大，河道因泥沙沉积容易南北摆动。黄河年水量变率很大，汛期水量往往是平时的几十倍，四处漫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修建河堤，否则，对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为害极大。因此，建筑自荥阳至海口的千里黄河长堤，便是他们这次治河的又一重点工程。看来，无论在南岸或北岸，都建成重堤，即有如明代潘季驯的缕堤和遥堤。因为史料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筑堤时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只有在双重堤防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才可将河水从内堤的上游水门流出，又可因外堤的阻挡，流出的水，从下游的水门回注河中。修建重堤，工程更是巨大。但它却有利于将洪水中的泥沙沉积于内外堤之间，既加固了堤防，又延缓了河床的淤高。
王景、王吴治河的工程虽然非常浩大，但进展比较顺利，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四月开工，到第二年四月，便全面完工，历时仅仅一年。由于工程浩大，经费支出当然十分可观，王景传载，“景虽减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经王景、王吴的治理，这段河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决口的次数大大减少了，安流了800年左右，河道没有大迁，到北宋初年，它才北迁到天津境内入海。对于以“善淤、善决、善迁”的黄河来说，安流得这么久，可以说是历史奇迹。人们认为，创造这个奇迹，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王景、王吴所确定的这条河道，地势较低，流路较直，和工程质量较高的缘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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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后汉书·王景传》）这是今天能够见到的关于他们治汴治河最详细的记录。
②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认为，王景治河以后，黄河安流的时间较长，还有另一重要因素，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土高原上的植被保存较好，黄河携沙量大大减少。参见《长水集》下，1—3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四节 贾鲁挽河南流
经过长期的泥沙淤积，王景、王吴治理的这条原来地势较低、河床较深的河道，又被逐渐抬高了。到唐朝，决口泛滥开始增多。到北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濮阳东面的商胡埽〔sao扫〕，终于导致一次重大的改道，向北流经馆陶、临清、武城、武邑、青县等地方，至今天津市境入海。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金兵南下，东京留守杜充妄图用河水拦挡，决开黄河南堤。军事目的并未达到，却酿成豫东、鲁西、苏北的大灾，黄河下游河道再一次大迁徙，夺泗水、淮水河道，与泗、淮合槽入海。
这条由人工决口形成的黄河下游新道，问题很多。从决口到泗水一段，系在泛滥中形成，河床很浅，极易漫溢成灾；泗水以下一段，河道狭窄，又有徐州洪、吕梁洪之险，很难容纳黄河汛期洪水。因此，从金代起，它频繁决口和泛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山东白茅堤的决口特别严重，水灾遍及豫东、鲁西南、冀南等地，不仅危及人民生命财产，而且冲毁了会通河，切断了南粮北运的运河航道。元朝政府遂下决心治河。
河决白茅堤后，贾鲁是主张彻底治河的大臣之一。在如何治河的问题上，他主张堵塞白茅堤决口，挽河南流，回到泗水、淮水旧道，东入黄海。挽河南流，工程量很大，但对保运有利，符合元朝政府的要求。于是，元顺帝于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命他为工部尚书，率领汴梁、大名等路民夫15万，庐州等地戍兵二万，开往工地。工程于当年四月正式开始。
大体上说，贾鲁这次治河的施工顺序，先治理白茅堤决口以下的黄河旧道，再堵塞白茅堤决口。这是由于治理旧道的工程量很大，要浚深展宽河床，要截弯取直，要修建堤防等，只有在堵口之前，在河床干涸的情况下，最便于施工。但是，将堵口工程安排在后期，又会遇上七…九月间的黄河汛期，而汛期堵口，非常艰难，是治河大忌。由于贾氏事先对堵口工程制订了详细的方案，作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因此，堵口工程和疏浚工程一样，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当年十一月，全部工程峻工。先后疏浚黄河故道280余里，修筑堤防700多里，堵塞治理大小决口107处。工程量如此巨大，耗时仅为八个月，很不容易。治理后的河道流路，大致说，经今封丘、曹县、商丘、砀山等县市境内，徐州以下，循泗水、淮水河道，注入黄海。
贾鲁是一位勇于负责、敢于创新的水利官员，当时白茅堤决口宽400步，中流深三丈余，波涛汹涌，极难堵塞。他采用一系列的创造性措施，加以解决。第一步是在决口上方穿一直河，以代替原来比较弯曲，其主溜直冲决口的一段河道。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堵口的难度。第二步是在决口上方的直河上，修建了刺水堤和石船斜堤①，尽量把河水导向对面。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堵口的困难。最后，终于顺利地完成堵口，实现了挽河南流的任务。这些新技术，在堵口工程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图15）。
贾鲁勇于负责，敢于创新，并在治河上的成就，人们基本上都予以肯定。但是，由于他施工过急，“不恤民力”，强制人们夜以继日的劳作，使这次治河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也受到了人们的非议。贾鲁治河，虽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下面一诗，便反映了后人对他的基本看法。
图15 贾鲁治河工程布置示意图
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
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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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石船斜堤由27艘装满石块的船构成，它们排成三行，与白茅口成斜线，沉于白茅口上方。它将直河的河水挑离白茅口，从而使堵口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②原诗见蒋仲舒《尧山堂外记》，此处转引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第307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五节 潘季驯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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