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列车作者张宝瑞-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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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掌握的资料有：
　　原子弹是一种利用核裂变原理制成的核武器。它是由美国最先研制成功的，具有非常强的破坏力与杀伤力，在爆炸的同时会放出强烈的核辐射，危害生物组织。1945年第一颗参与战争的原子弹爆炸于日本广岛，时间为1945年8月6日。1945年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直接导致日本于9月2日投降。
　　原子弹是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迅速应用到军事上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1939年发现核裂变现象到1945年美国制成原子弹，只花了6年时间。1939年10月，美国政府决定研制原子弹，1945年造出了三颗。一颗用于试验，两颗投在日本。1945年8月6日投到广岛的原子弹，代号为“小男孩”，重约4。1吨，威力约20000吨。其他国家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时间是：苏联——1949年8月29日；英国——1952年10月3日；自1945年以来，原子弹技术不断发展，体积、重量显著减小，技术性能日益提高。此外，提高原子弹的突防和生存能力以及安全性能，也日益受到重视。
　　二战期间，科学家西拉德为防止德国人抢先造出原子弹，动员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阐述了研制原子弹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
　　1941年12月6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罗斯福才批准了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全力研制原子弹。
　　1942年8月，美国制订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1943年7月，美国成立原子弹研究所。
　　1945年3月，美国成立合并秘密的原子能委员会。
　　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可德沙漠中进行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在这之前，研制这一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在几年间严格保密，连美国副总统长期也不知道，世界上的人们几乎都是在第一次核轰炸后才知道原子弹。
　　8月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
　　8月9日，这天大家开庆祝会时，毛泽东却打来电话找到社长博古，批评这是“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接着，毛泽东又把负责编辑的同志叫到枣园，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认为不应该如此渲染原子弹的威力。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已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49年，苏联成功研制原子弹，英国于1952年爆炸了自已研制的原子弹。
　　1954年秋天，广西传来发现铀矿的消息，这使毛泽东确定决心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基础。
　　1954年10月3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正式会谈，在双方的蜜月气氛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询问在这方面能不能有所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接着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并认为中国如果真的搞核武器，现在就是把所有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苏联可以帮助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弹堆，以此培训一批干部，并接收一些留学生去苏学习。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正式提出准备搞核武器，不过却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此刻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二年，仍然连一架飞机、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却想搞最尖端的工业科技结晶的核武器，难怪会让赫鲁晓夫吃惊。
　　当时从外部条件看，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新中国一再实施核威胁，苏联“核保护伞”根本靠不住。中国出兵入朝时，苏联担心引火上身，连出动空军掩护的诺言都能背弃，到危急关头还肯冒核大战的风险以原子弹掩护中国吗？从国际地位和世界战略格局考虑，正如法国总统戴高乐那句名言所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算是大国。站起来的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恢复大国雄风，也必须拥有核武器。从内部条件看，中国虽然缺乏工业基础，却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科学家。苏联当时为解决核原料匮乏而与中国联合进行铀矿勘探开发，1954年秋天从广西传来发现铀矿的消息，这使毛泽东确定决心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基础。
　　赫鲁晓夫委婉地拒绝毛泽东的要求，表现出想垄断核武器，也是对中国工业科技水平的轻视。按他的许诺，只援建一个实验性质的小型原子堆，再从头培训些科技干部和留学生，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起步。
　　中共中央接受了苏联有限的帮助，又考虑到时不我待，随后自已便开始起步……
　　赫鲁晓夫走后三个月，毛泽东便确定了开始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并在中央会议上拍板说：“我们自已干，也一定能干好！”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核工业正式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开始确定研制了。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0月份，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核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听到这一消息，都甚为兴奋。他们每天突击学习俄文，办公室、走廊上、宿舍、食堂一片俄语声。
　　1959年初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但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
　　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已动手搞出原子弹。
　　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题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第4章　绣鞋又现（3）


　　中央决定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这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任主任。
　　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要对中国扔原子弹。
　　在过去的历史中，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投掷原子弹。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溃逃了400多公里，麦克阿瑟紧急报告了美国总统杜鲁门。杜鲁门这位曾经下令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的总统，产生了可怕而危险的念头，并很快公开了他的想法：“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挽回朝鲜战局。”这条带有爆炸性的新闻震动全世界，英国首相艾德礼立即飞往华盛顿，会见杜鲁门，陈述利害。杜鲁门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威胁才缩了回去。
　　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美国的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东北基地。”1953年春季，艾森豪威乐下令，美国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了冲绳鸟。
　　据美国现在解密的档案证实，1955年3月10日，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以效地对付中国大陆的机场”。3月15日，杜勒斯对新闻界宣布“我们可能利用某些小型原子武器”。
　　1954年9月14日在苏联奥伦堡州发生的“雪花”原子弹爆破试验，多年来一直被作为国家绝密情报而被严密封锁。
　　当日9点33分，苏联当时研制的威力最大的一颗原子弹在托茨基草原上空爆炸，森林被烧为灰烬，村庄被平地摧毁，诸兵种合成实弹演习的“东方”军队发起冲锋，战机越过蘑菇云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在爆炸中心10公里范围内扬起飞的辐射云尘和沙土，成为“西方”军队最好的防御设施。当日投掷的弹药总是比苏军强攻柏林时的都多许多。
　　所有参加演习的人都亲笔签名，保证25年内不泄露国家军事机密，患上各种辐射疾病的官兵甚至不能向主治医生讲述自己的辐射经历。
　　俄罗斯特种风险部队老兵委员会主席边齐安诺夫讲述道：“1954年整个夏末，一直有军列从苏联各地来到托茨基站，所有来到此处的官兵，甚至包括部队司令部，都不知道为何到这里来。我们的军列在每个车站都遇到了妇女和儿童，送给我们允蛋和奶酪。亲爱的，你们难道是要去中国打仗吗？一些老大娘还在这样喊叫着。”
　　奥辛中将回忆称，50年代初苏联在认真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美国进行了原子弹实验后，苏联也决定在开阔地带试验原子弹，奥伦堡草原因与西欧地形相似而被选为试验地点。有原子弹爆破科目的诸兵种合成演习最初度划在卡普斯京雅尔导弹试验场内进行，1954年春天，经过重新评估后，托茨基草原被视为安全保障条件最好的演习场。
　　共有212支部队4。5万官兵参加了此次代号为“雪花”的核演习，其中士兵3。9万人，军官、将军和元帅共6000名，住宿营地蔓延42公里。演习准备工作持续了3个月，挖掘了数千公里的堑壕、壕沟、反坦克沟，修筑了数百个永久火力点、临时火力点和地下掩蔽所。
　　演习前夕，军官们观看了一场关于核武器作用的电影，在专门建设的特殊电影院门口，盘查甚严，必须持有团长和克格勃代表亲笔签名的通行证才能入场观看。
　　距离爆炸中心5…6公里的博戈达诺夫卡村和费多罗夫卡村，由部队组织，临时疏散到50公里外的地方。
　　演习准备是在火炮轰炸掩护下进行的，数百架飞机轰炸预定地段。演习开始前1个月，每天都有轰炸机向爆炸中心投掷250公斤重的炸弹模型。在周围都是混合林的橡树丛中，有一个100×100米的白色十字标志，参加演练的飞行员向其投掷炸弹，误差不许超过500米，因为周围部署有部队。
　　库特尔切夫少校和利亚斯尼科夫大尉两名飞行员进行了训练，一直到最后时刻，他们并不知道谁将是主角，谁是配角。库特尔切夫少校的优势在于此前已经有了在谢米帕拉金斯克演习场进行原子弹飞行试验的经验。
　　为防止攻击波对距离爆炸中心5…7。5公里内的参演部队的伤害，他们全部藏在地下掩体内，7。5公里之外的部队官兵则或坐或躺在堑壕里。
　　在距离爆炸中心15公里处的一个高地上，临时搭建了一个政府演习观察台，装配了观察仪，旁边是铁道站和柏油路，由军事检察人员负责警戒，任何车辆和人员不经允许都不能进入。
　　演习前3天，苏联高级军事领导开始飞抵托茨基战地机场，其中包括苏联元帅华西里耶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马林诺夫斯基，还有友好国家的国防部长。演习前一天，赫鲁晓夫总书记、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和核武器制造者库尔查托夫来到了托茨基。
　　朱可夫元帅被任命为演习指挥，在白色十字标志的爆炸中心周围部署了大量战斗装备：坦克、飞机、装甲运输车，堑壕里和地面上还有“空降兵”：羊、狗、马、牛。
　　9月14日，两名轰炸机飞行员全部准备完毕，每架飞机上都挂载了原子弹，飞行员们同时发动飞机，准备执行任务。库特尔切夫少校接到了起飞命令，投弹手是科科林大尉，第二飞行员是罗缅斯基，领航员是巴别茨，两架米格…17歼击机和1架伊尔…28轰炸机陪同升空，分别进行护航、气象侦察和录像工作。
　　普委夫利斯基回忆道：“9月14日凌晨4点，我们被警报声惊醒，天气晴朗，平静，天空没有云彩。我们乘汽车来到政府观察台前，坐在沟壑前拍照。第一次警报在核爆炸前15分钟响起，爆炸前10分钟传来第二次警报，我们冲出汽车，冲入事先准备好的掩体，按照事前所教的那样，身体下趴，头冲向爆炸一方，闭上眼睛，手放在头后面，张开嘴。当最后一次警报响过后，远处传来地狱般的轰响声，时间定格在9点33分。”
　　奥辛中将回忆称，当时轰炸机是在第二次俯冲时从8000米高空掷下一颗原子弹，这枚代号为“塔季扬卡”的钚弹威力为4万吨当量，是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的原子弹的数倍。类似原子弹此前曾于1951年在谢米帕拉金斯克演习场试验过。托茨基演习中的“塔季扬卡”在距离地面350米的空中爆炸，偏离预空爆炸中心西北方向280米。不幸的是，最后时刻风向突然变化，辐射云没有吹向预定的没有人烟的草原，而是直接冲向了奥化堡市及更远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
　　时任营长的科扎诺夫讲述称，核爆炸5分钟后，炮火准备开始，随后轻炸航空兵开始攻击，各种口径的火炮、迫击炮、“喀秒莎”、自行火炮、坦克火炮等一齐开火，1公里面积内的火力密度远远超过了攻占柏林时的水平。
　　时任营长的皮利西科夫回忆道：“爆炸时，尽管我们躲避在封闭的堑壕和掩蔽所内，还是有刺眼光线进入，几秒钟后，听到了极大的、尖锐的爆炸声。3小时后接到了进攻信号。而在核爆炸后21…22分钟，开始对地面目标发动攻击的飞机越过了核蘑菇云的，辐射云柱的上方。我率领全营官兵乘装甲运输车以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