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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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
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娓娓道来，却寄托着感慨和深情，是归有光这一类散文的长处。语言十分简练精洁，材料讲究剪裁，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时是很用心的。这种散文在当时的文坛上显得很突出。但应该指出，在归有光的文集中，这类散文所占比率是很小的，大量的文章还是散发着迂腐的说教气息。这也反映出明中期文学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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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后七子

“唐宋派”形成以后，虽然声势谈不上盛大，但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王世懋曾说：“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之文，而诗或为台阁也者，学或为理窟也者。（李）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诸君子坚意倡和，迈往横厉，齿利气强，意不能无傲睨。”（《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这段话颇能说明由唐宋派造成的文学倒退现象，以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后七子”重振复古运动的背景和攻击目标。
“后七子”是一个比较严密的文学宗派，其形成情况大致如下：约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由进士出身任职于京师的李攀龙、王世贞相结交讨论文学，决定重揭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文学复古的“旗鼓”。后二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中进士，与李、王结成诗社，遂有“五子”之称。后又增谢榛、吴国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后七子”了。以李攀龙为盟主，王世贞为辅弼。但因为谢榛后来与李、王发生冲突，被排除出去，所以他们一般自称为“六子”。当时另有“后五子”、“广五子”、“末五子”等，与这一文学集团声气相连，所谓“翕张贤豪，吹嘘才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声势十分浩大。在他们的掊击下，“唐宋派”的势力很快就瓦解了，以致茅坤晚年写信给徐中行时，只能要求在推崇李、何的同时给唐、王以一定的承认。
李、王在文学上完全继承了李、何的复古理论，他们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就是李梦阳的论点的翻版。甚至，他们认为这还不够，还要更推进一步。如一般复古论者视《史记》、《汉书》为古文的典范，而李攀龙则从比《史》、《汉》更古的《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汲取“古法”，似乎这样格调就愈高。在王世贞那里，李、何关于“古法”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更趋精密、系统。他在《艺苑卮言》里说：“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另外对各种文体的创作法则也探讨得很深入，如论述“作赋之法”等。
对于“后七子”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应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他们对于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虽然他们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如王世贞说过“有真我而后有真诗”（《邹黄鹤鹪鹩集序》），李攀龙要求“拟议成变，日新富有”（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但他们太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也很快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顺德知府、陕西提学副使、河南按察使等。有《沧溟集》。
李攀龙在文学上标榜高古比李梦阳走得更远，他作文甚至运用《战国策》、《考工记》、《韩非子》等古文中辞汇与句法，结果文章充塞着在历史上久已废绝的语言，包括人称代词和语气助词，都借用上古时代的修辞习惯。文中并非没有现实生活的内容，但这样的文学既难以传达时代的激情，也难以获得时代的呼应，却更暴露出文学复古的缺陷。
李攀龙的诗对语言的推敲很用心，也自有其人生情怀在内，但其风格，总是接近于某一种典范，如下面两首：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侬来星始集，侬去月将夕。不是地上霜，无人见侬迹。（《夜度娘》）
前一首是盛唐绝句的味道，后一首是南朝民歌的情调。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严嵩当权期间，其父王忬因疏失职事，被处决，遂弃官家居。隆庆初，复出仕，历官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南京刑部尚书等。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后七子中王世贞才学最富，成就最高。袁宏道说他“才亦高，学亦博”，又说他“不中于鳞之毒，所就当不止此”（《叙姜陆二公同适稿》）。其创作极富，虽有习古之病，但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名村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如《击鹿行》一诗：
匕首不肯避君鹿，一击波红写盘玉。乍如错落摧珊瑚，下泛碧海之幔�醁。伊、尼右手大白左，两者并是神仙禄。已堪桓、陆片时欢，未烦梦、汉诸公逐。此生分绝安期驾，不死反并嵇康戮。王子欲罢仍踟蹰，忽忆少年诸猎徒。骅骝蹶起匹练色，日落不落云模糊。翻然草际出此物，银牌隐项垂流苏。少年拓弓霹雳响，鹿也宛转无前途。霞丝雪缕袒分割，一饱尽付黄公垆。凋零侠气久已甚，忽复遘此万事无。徐君徐君且莫歌，丈夫失据当如何？乔林丰草世无限，苦复扰扰趋田禾。宁为披袭酌涧水，鹿门山色青嵯峨。不然老作长安客，岂异尔鹿婴其罗！呜呼，岂异尔鹿婴其罗！
此诗是作者与李攀龙、宗臣等在徐中行居处杀鹿饮酒时所作，距他中进士入仕途为时还不久。诗分三段，前十句写击鹿豪饮，转悲鹿死之命运。次十句回忆少年猎鹿，同是割鹿聚饮的豪迈情景。末十句写今昔对照，慨叹侠气凋零，并以鹿自喻，虽有志于“乔林丰草”，然不得不“趋田禾”，即被羁束于仕途。世路险恶，既难以高蹈尘外，则最终不免落到此鹿之命运，堕于网罗，等待击杀。青壮年时期的王世贞是颇为自负、狂放的。此诗正写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因仕途黑暗而深感苦闷，虽不愿随世浮沉，却难以解脱，不得不痛苦地面对惨淡的现实。对于表现当时知识阶层内在的精神苦闷，这诗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王世贞等人十分重视艺术形式，把它看作是文学成败的关键因素，此诗也极其讲究修辞。即以开头两句为例：首句以“匕首”为主语揭开全篇，即预示了紧张的气氛，起得突兀，富于刺激感。“不肯避”作为“匕首”的谓语，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显得匕首似乎有主观意志，使这一句十分有力而生动。次句在“一击”之后即是“波红写（泻）盘玉”，形容鹿血倾注于玉盘中，中间不容丝毫喘息，产生惊心动魄之感。而且形象、色彩都非常鲜明。在音律上，首句第二、三、四、五字皆用仄声，与激动强烈的情绪相契；次句“波红”两平声，紧接在入声“击”字之后，有跌宕之感。
再从全篇来看，此诗结构颇严谨。首段写眼前情景，中段插入回忆，末段结语“宁为”以下四句与首段结语“此生”以下二句相呼应，正符合李梦阳所说的“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答周子书》）的古法。与之相配合，首段用仄声u韵，中段仍用u韵，已转成平声。——在表达激烈的情绪之后，回忆少年时出猎获鹿的情景，情绪上需有所缓冲，用平声u韵正合此要求，又无突兀转韵之感。末段用与u相近之o韵，增强感叹的意味。音律形式同样对全诗的内容表达起了重要作用。
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也是一部受人们重视的文学批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建立了一种以形式批评为中心的、具有系统性的理论，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艺学。他的理论既包含着崇古的偏见，但也有很多精辟的看法。譬如他强调“有物有则”，意即文学有其自身的法则，离开了法则就谈不上文学，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被李、王排除出“后七子”之列的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山东临清人。他擅长于诗，并专攻近体，主张向唐李白、杜甫等十四家学习。他要求通过熟读、玩咏而得到前人之“神气”、“声调”、“精华”，对于“古法”不像李、王那么偏执。他的诗对音律、辞采和章法都很讲究，钱谦益评为“工力深厚，句响而字稳”（《列朝诗集小传》）。缺点是过于斟酌个别字句，显得气势不足；而且喜欢借古人诗句熔铸新句，容易陷入某种格套。下面是他的《塞上曲》：
百战多枯骨，秋高白草深。飞雕盘大漠，嘶马振长林。柔远君王德，封侯壮士心。华夷自有限，边徼莫相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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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徐渭

经过前后七子倡言复古，程朱理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受到有力的抵制。从嘉靖末到万历初，个性解放的思潮逐渐高涨，文学也即将进入晚明全盛期。当时，李攀龙已去世，王世贞执文坛牛耳，天下趋从，“后七子”文派声势愈盛。但实际上，文学复古运动一开始所具有的一种最重要的意义——
切断与宋代理学的联系——在这时已经变得不很重要了，然而很多人还是把守复古的主张不放，模仿乃至剽窃的现象在一些末流文人身上也愈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复古运动本身的弊病已经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就有人起来对此提出尖锐的批判。前面说到的归有光是这方面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对文学的推进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归氏的思想总体上比较守旧而拘谨，而且有些混杂。能够站在全新的立场上排斥复古思潮的人物，主要是徐渭。他因地位低卑，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在死后不久，即被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尊为明代第一诗人。不仅在诗歌，而且在散文、戏曲方面，徐渭都是晚明文学的先驱。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富于天才，个性孤傲倔强。一生经历充满坎坷、险恶和痛苦。他少负才名，却八次应试，连个举人也考不上；早年家难屡作，在婚姻上也数遭挫折。后入胡宗宪幕府参与抗倭军务，又因胡氏在政治上的失败而面临危险。恶劣的社会环境和不幸的个人命运导致他精神崩溃，以至多次自杀，后又在狂病发作时杀死继妻，下狱多年。最终潦倒而死。
徐渭是一个思想深刻而敏感的人。他吸取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而不为之束缚，对许多重要的社会与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颖见解（参见本编《概说》）。在文学方面，他把情感和个性的不受束缚的表现，放在了首要地位。他对李梦阳文学思想十分欣赏，认为李氏敢于将《西厢》与《离骚》并举，非常人能道。但是，他对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后七子”流派，却肆意攻击，如《叶子肃诗序》说：
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己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这显然是针对李、王的。
徐渭的诗文创作，在适己之需的前提下取前人之长，不专主哪一代哪几人，同时又富于个人的创造。他的散文，有些近于宋人，如《豁然堂记》；有些短文，则开晚明小品之先声，如《与马策之》：
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营营一冷坑上，此与老牯踉跄以耕，拽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驰，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厨书幸为好收藏，归而尚键，当与吾子读之也。
这是徐渭晚年在宣府做幕僚时寄给门人的一封短札，文字随意而精警，极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他在落魄生涯中的悲苦心境，同时也显示出不甘寄人篱下的个性。
徐渭在诗歌方面推崇韩愈、李贺，对杨维桢也有好评，正与李、王异趋。这使他的创作带有险怪、幽绝的情调，而表现出他内心的激动和不宁。如《龛山凯歌》其四是一首出色的七绝：
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
这是写一场抗倭战事胜利后军队凯旋归来的景象。寒风吹血的夜战，铁衣红冰的归骑，给人的印象异常强烈。许多抒发自我人生情怀的诗作，更是时时表现出“胸中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袁宏道《徐文长传》），亦即顽强地表现了对社会压抑的反抗。如《少年》诗：
少年定是风流辈，龙泉山下鞲鹰睡。今来老矣恋胡狲，五金一岁无人理。无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欢笑。为君一鼓姚江调，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槌不肯让渔阳，猛气犹能骂曹操。
诗中写一个老年塾师，也曾有过狂放风流的往日，如今晚岁潦倒，遭人白眼。他和同样潦倒的徐渭彼此倾吐胸中块垒，并为之击鼓，表达对世道的不平和生命中的激情。此诗充满同情，节奏奔放有力，带有主观宣泄的意味。
从徐渭这些诗文中可以知道：“古格”、“古调”之类的审美趣味，确实已经不能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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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中期戏剧与《西游记》等小说

明代的戏剧创作，至弘治以后出现明显的转机，明初那种点缀升平、宣扬礼教的作风逐渐被人们嫌弃。中期一些剧作，虽然表彰忠孝的意识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