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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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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运动”的兴起并非始于曾国藩。早一时期的程恩泽和祁寯藻已提倡在前。曾国藩的登高力呼，使推崇宋诗尤其是黄庭坚诗的风气更盛极一时。曾氏自谓“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施山亦称“今曾相国酷嗜黄诗，诗亦类黄，风尚一变”（《望云诗话》）。除曾氏本人外，这一派中较著名的诗人还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他们的诗论，既重视正统道德的修养，又强调自我独立品格的表现，以此求得“不俗”的诗风。如何绍基《使黔草自序》说：“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则谓不俗。”又引黄庭坚语：“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
总之，他们希望在诗中显示一种基于正统伦理而又矫矫自立、不随俗俯仰的人生姿态，这确实很符合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
当时提倡宋诗的人物多身居高位，郑珍则与之有别。郑珍（1806—1864）字子尹，贵州遵义人。道光举人，曾任县学训导，一生穷愁潦倒。有《巢经巢全集》。他的诗内容广泛，有些揭露时弊，反映民间疾苦之作，写得很尖锐。如《经死哀》述一老翁因无力交纳捐税而自经，官吏即追逼其子，怒称：“吾不要命只要银！若图作鬼即宽减，恐此一县无生人。”
写出了农民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也善于描写自然景物，如《晚望》：
向晚古原上，悠然太古春。碧云收去鸟，翠稻出行人。水色秋前静，山容雨后新。独怜溪左右，十室九家贫。
此诗字面平易，实有刻炼之功。颔联“收”、“出”两字以浅为深，用得很特别；开头和结尾，构成不平衡的对照。
差不多同时的金和（1818—1885），是宋诗派以外一个比较著名的诗人。他喜作长篇，如《兰陵女儿行》、《烈女行纪黄婉梨事》分别写两名女子反抗清军官兵的劫掠，用散文化的句式、小说化的结构和细致描写来叙述故事，形式上有新的特点。
宋诗派在清末民初演化为“同光体”，下文再说。
二、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中、日都是曾受西方压迫的封建制国家，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差不多同时，区别在于日本的变革更为迅速和彻底。甲午战争的结果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激起更为激烈的变革要求；而随着一般称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进一步陷入危机，又激起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革命运动。中国社会在经济和文化准备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向着畸形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转化。在这过程中，西方文化更为迅捷地涌入，思想界的动荡尤为剧烈。这些都在当时的文学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我们首先介绍戊戌变法和反清革命中一些风云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秋瑾等人的诗。这不仅因为他们的诗具有爱国思想，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诗篇表现出力图在变乱时代重新创造历史的精神气质。与鸦片战争时期政治人物如林则徐等人的诗相比，两者的面貌很不相同。这种差别显示了才智之士在历史中更为积极和自信的人生姿态。因为他们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名人，故于生平介绍方面从略。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是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当反清革命兴起后，又成为保皇派领袖。康氏为人雄强自负，其诗亦气势不凡。如《登万里长城》之一：
秦时楼堞汉家营，匹马高秋抚旧城。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
诗中景象宏伟，诗人自我的精神形象也异常高大。第三句把神人鞭石下海为秦始皇造石桥的传说改造为鞭石上山，以表现英雄人物驱使一切的非凡力量。结末两句尤可注意：在康氏看来，始皇建长城御匈奴之实绩可以置而不论，最值得惊叹的，首先是“英雄造事”的气魄！此诗的写作距康氏投身戊戌变法尚有多年，而以英雄自许、以历史创造者自命的豪气，已洋溢在这些诗行间了。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拒绝出走，欲以自身的死为警世的力量、为人格的完成。《狱中题壁》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早年的诗就写得慷慨豪迈，有英雄气，如《潼关》：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大河的不可羁勒，群山的兀立争胜，便是诗人个性的象征。联系他在《仁学》中要冲决一切罗网的宣言，可以感受到很强烈的自由解放精神。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师事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后与康氏一起组织保皇会。但梁的思想能与时为变，不断接受新事物，故后期在推进文化革新方面仍有许多建树。他学问博杂，笔力纵横，著作宏富，有《饮冰室合集》。下面是他的《太平洋遇雨》：
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此诗作于梁氏于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海外时，但诗中境界宏阔，意气飞扬，绝无沮丧之色。
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为当时著名学者。甲午战争后从事政治活动，曾因在《苏报》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革命军》所写的序文痛斥清廷而入狱。章太炎精通文字学，好用古字，但一首《狱中赠邹容》却写得极为明快：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缑。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诗写得不甚讲究，但气度轩昂。后四句集中抒情，谓偌大乾坤，只两颗好头颅，写出豪杰气概。
秋瑾（1875—1907）字竞雄，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她是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因策划武装起义被害。秋瑾喜酒善剑，果敢明决，以女侠雄豪的形象流誉人间。
下面是她赴日留学途中所作《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诗思壮阔，忧念深沉，而由此凸现出的，是一个独立风云的女英雄形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蒋智由（1866—1929），他字观云，是清末鼓吹君主立宪制的重要人物，又与黄遵宪、夏曾佑一起被梁启超推为“近世诗家三杰”（《饮冰室诗话》），他的《有感》写道：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这是以现代自由意识看待封建社会历史的感受。
以上选列的，均是晚清推进历史变革的重要政治人物的诗篇。在反映社会思潮上应有较大代表性。我们看到，不论各人具体立场如何，诗中无不以英雄自许，由此而产生令人感动的豪壮之情。政治人物必然要承担某种社会使命，甚至不惜牺牲，但作为自我的主动选择，作为英雄之志的实现，这绝不构成对个人价值的抹杀。所以这一类诗和居于依附地位写出的政治诗有完全不同的气质，它是自由思想不断成长的历史环境中的产物。回顾龚自珍对人性奴化、人格堕落、人材凋零的社会状态的批判，可知前引梁启超说光绪间新学家读龚氏著作“若受电然”，其感通之处究竟何在。
这一时期诗歌中重要的现象，是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的兴起，和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提倡。这两者相互关联，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今梅县）人。光绪举人，曾任驻日、英使馆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回国后积极参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去职家居，老死乡里。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黄遵宪很早就有诗歌革新的意识，二十一岁所作《杂感》，对“俗儒好尊古”提出批评，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不过这还是泛泛之论。戊戌变法前夕，他提出了“新派诗”的名目，《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史》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诗中他是以“文章巨蟹横行日”（指横写的西洋文）和“世变群龙见首时”为其“新派诗”的背景。换言之，这是对西学日兴的形势的反应，并有着欲为群龙之首、领风气之先的用意。后来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他对自己在诗歌方面的追求作出了更详尽的说明。其要旨大体是最广泛地汲取古代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终“不失乎为我之诗”。
尤具特色的有两点：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这表明他重视以诗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一是提出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表明他的诗歌爱好有散文化倾向，这一倾向同他多以诗叙事写物有关。
在具体创作方面，多记时事是黄遵宪诗的一大特点。如《冯将军歌》、《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等均反映了中法、中日战争中的大事件，对国家的衰危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和悲愤。另外，《拔自贼中述所闻》、《天津纪乱》、《聂将军歌》等则记述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中的事件，并表示强烈的反对。今人对上述两类作品的评价不同，但在作者本身而言，却是同样性质的。黄氏以诗为史的意识很强，这些诗也确有史料价值。
在上述诗作中，黄遵宪也有求新的表现，如《冯将军歌》仿《史记·魏分子列传》笔法，叠用十六“将军”字面，以表示对冯子材的敬重，这是以“古文”之法入诗的显例。但真正使人耳目一新的，还是那些与他的外交官经历有关的反映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和包含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作品。以前者言，譬如《樱花歌》描述了樱花开时日本举国若狂的欢腾景象，《纪事》记述了美国总统竞选、两党哄争的情形，《登巴黎铁塔》写登埃菲尔铁塔所见所思，《番客篇》反映南洋华侨的生活，凡此种种，对于当时一般中国人而言，真是闻所未闻，大开眼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开拓了全新的题材。他的诗友丘逢甲称：
“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人境庐诗草跋》）以后者言，像《今别离》四首写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而以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以及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现象构成离别与相思的情景，写得极有新鲜感。下面是第四首：
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昨夕入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举头见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
因为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寝起各异，所以梦魂不得相见。在古诗的传统里，这种立意自然显得很新奇。
黄遵宪诗以五、七言古体长篇最具代表性。五古擅于铺陈，七古纵横变化，而均有笔力雄健、富于气势之长。不过，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自称五古“凌跨千古”，七古“不过比白香山、吴梅村略高一筹”（《与任公书》），其言甚夸。黄氏的诗常写得张扬外露，力求新异，但思想并不深刻，也缺乏能够表现独特人生感受的意象。他的时事诗篇有意为史，因此叙述和议论多，抒情则流于简单的夸张；反映国外风情的诗，偏重于介绍新事物，“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钱钟书《谈艺录》），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西方文化中深切的东西引入到诗歌中来。
但黄遵宪在诗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他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诸方面打破一切忌讳，对于推进诗歌的变革有重要意义；他的创作有力地扩充了中国诗歌的内容，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他还有一部分诗，如《出军歌》、《军中歌》等，语言通俗而形式自由，虽然艺术价值不高，但已带有向白话诗靠拢的意味。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及，戊戌变法前，夏曾佑、谭嗣同等一批新派人士均好作“新诗”，其特点为“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种“新诗”或谓“新学之诗”与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某些相同的特点和趣味，但它仅有新名词而并无新的生活素材与诗歌形象，两者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广泛接触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并移借日语中“革命”一词的用法①，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力图把已有的诗歌变革推向深入，并加以理论化的解释。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过去自胡适以来，普遍把黄遵宪的“新派诗”和夏曾佑、谭嗣同及梁氏本人在戊戌前所写的那种“新诗”视为“诗界革命”的实践，把这些人都列为“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实是一种误解。这种“新诗”，在梁氏看来“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夏威夷游记》）；
黄遵宪的许多诗（如前面提到的《今别离》及《出军歌》、《军中歌》等），确实被梁启超推许为“诗界革命”的成功之作，但黄本人始终讳言“革命”二字，而且他对“新派诗”的解说和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的明确标准也大有出入。
在《夏威夷游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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