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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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庖皇�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和杜甫同时、作品也注重反映社会情况的诗人是元结。但他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与杜甫相比，他对诗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颇。在这里我们对他作一简单的介绍。
元结（719—772）字次山，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二载（753）进士，曾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道州刺史。有《元次山文集》。乾元三年（760），元结在他所编的《箧中集》前写了一篇序，尖锐批评了当时诗人在内容上“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堂”，在形式上“拘限声病，喜尚形似”，要求诗歌归于“雅正”；过了五年，在《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
那么，他所谓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能“救时劝俗”（《文编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要把诗歌当成政治奏疏、劝世文、国策文论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虽然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学的实用功能强调到极端，不仅轻视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而且会造成忽略诗歌语言、形象、韵律等艺术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选《箧中集》的二十四首诗歌中就有这种倾向，在元结本人的诗歌创作中也有这种倾向。
《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是元结的两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写道州经过兵乱后衰败破敝的景象，记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并表示自己宁可接受上司处责，也不忍心再在这些处境艰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钱粮；《贼退示官吏》则劝告道州官吏，“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不要再在这些百姓身上横征暴敛，并以诘难的口吻写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在这两首诗里，显示了元结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并感叹说：“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这两首诗在内，元结诗歌在艺术上是粗糙的。因为在他看来，诗的社会功能高于一切，只要表达了合适的内容，诗就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诗语言显得草率，似乎没怎么仔细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羡老翁居处幽，吾爱老翁无所求。时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与党侍御》的“今将问茂宗，茂宗欲何辞。若云吾无心，此来复何为”，以及《瀼溪邻里》、《喻瀼溪乡旧游》等，都缺乏节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质木无文，像押韵的散文而不像诗。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还饶有情趣、俗而不鄙。举其二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元结这种极力强调诗歌在政治上的实用功能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动向。后来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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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历、贞元间诗人

“安史之乱”刚刚过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四野萧条。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相继去世，活动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唐德宗贞元年间的诗坛上的，是较年轻的刘长卿、顾况、韦应物及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在富庶风流的盛唐时代度过了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战乱之后的破败萧条。“年少逢胡乱，时平似梦中。梨园几人在，应是涕无穷”（戎昱《八月十五日》），“白发壮心死，愁看国步移。关山惨无色，亲爱忽惊离”（钱起《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时代盛衰变化在他们心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们感到格外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时代养成的入世热情和士大夫传统的济世救民思想，羼杂着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之情，使他们仍然不时地关注着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像韦应物《寄畅当》的“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钱起《送傅管记赴蜀军》的“勤君用却龙泉剑，莫负平生国士恩”，都表现了这种心情。他们内心中也不时地迸发出一些激情与豪气，像戎昱《上湖南崔中丞》的“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钱起《送崔校书从军》的“宁唯玉剑报知己，更有龙韬佐师律”等等，均属此类。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他们的所谓“日夕开真经，言忘心更默”（钱起《东陵药堂寄张道士》），“莫问生涯事，只应持钓竿”（郎士元《长安逢故人》），都是希望在这纷乱的现世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
后一方面是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因此，佛、道两教的影响便日益在诗人心中加深。正如《新唐书·五行志》所说，天宝以后，士人们多寄情于江湖僧寺。因为佛、道两教在这个时代都特别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而静谧的寺观多坐落在幽深的山水环境之中，这一切都吻合于文人此时希望摆脱人世烦恼的心境。所以韦应物说自己是“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顾况则说自己是“野人本自不求名，欲向山中过一生”（《题明霞台》），耿湋更表示“愿向空门里，修持比画龙”（《晚秋宿裴员外寺院》）。这种时代风尚和人生情趣又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情趣。大历、贞元时期，大量的诗歌都表现了一种审美上带有共通性的趋向，即通过描述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
刘长卿（？—约790）字文房，郡望河间（今属河北），籍贯宣城（今属安徽）。进士及第后曾任海盐令，但不久便贬官到南巴（今广东境内），北归后任监察御史、检校祠部员外郎等职，但不久又一次被诬陷贪赃，再贬睦州司马，直到德宗时才又任随州刺史。据独孤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说，刘长卿性格傲岸梗直，所以常被诬谤，屡遭贬谪，身世坎坷。有《刘随州集》。
也许正因为身世坎坷，他诗里常常流露出一种痛苦与彷徨，如《感怀》所写“愁中卜命看周易，梦里招魂读楚词”；
对于同样被贬谪的汉代文学家贾谊，他往往有同病相怜之情，并常引以自况，如“绛老更能经几岁，贾生何事又三年”（《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长沙过贾谊宅》）等等。同时，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盛衰巨变，心头也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痛苦，在他的《奉使至申州伤经陷没》中写道：“废戍山烟出，荒田野火行。”《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中也写道：“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特别是被后人称为“中唐妙唱”的《送李录事兄归襄邓》一诗中，他更借送人之际，写下了这样沉痛的诗句：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
个人身世坎坷加上时代变乱的痛苦，使刘长卿常常陷入一种消沉的情绪之中。他在社会中找不到实现自我理想的希望，便只能哀吟自己的不幸，抒写人生的惆怅；在他的诗里，叹息年华早逝、人老头白的句子比比皆是。而这消沉又使他转过身来靠近佛教，期望在佛教的境界中求得心灵的安慰。他与著名诗僧皎然、灵澈交往很深，在与这些诗僧唱和应酬的诗作中，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傥许栖林下，甘成白首翁”（《登思禅寺上方题修竹茂林》），“如今渐欲生黄发，愿脱头冠与白云”（《酬灵澈公相招》）。因此，他的诗中散溢的不是青春活力和生活热情，不是高扬远举的气势，而是一种衰飒凄凉的哀愁。他有一篇《小鸟篇上裴尹》，正可以和李白的《大鹏赋》等相比较，诗中以小鸟自况，说：
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鹯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
这里早已没有了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气概，剩下的只是一个满怀绝望与痛苦的弱小生灵的哀叹。虽然他的诗中常出现平和冲远、淡泊宁静的意境，但其背后掩藏着的其实仍是内心的失落与彷徨，因而他的诗往往以寒水、夕阳、雪夜、荒村等意象与寂寂、杳杳、寥寥等语词来呈现荒疏萧瑟之景与悲凉哀愁之情。所以，明人胡应麟《诗薮》屡以刘与钱起相提并论，称他们的诗“气骨顿衰”。
但是，刘长卿在诗歌的创作技巧上却有独到之处。对事业、理想、社会的失望反而使他贴近了自然，对山水景物有了更细致的观察与体验，对表现这些内容的语言技巧有了更准确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