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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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率，相竞腾升，故虽有妻妾官室之奉，仍不觉快乐；阴柔者便日趋消极，成了一个竞争场上落伍的人，悽惶失望，更为痛苦。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掣。如吃珍味，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体全部论，吃面包亦何尝不可以饱？甘为肉体的奴隶，即精神为所束缚，必能不承认舌——一寸软肉为我，方为精神独立。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已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彻底的。东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求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方法，中国、印度不同。印度有大乘、小乘不同，中国有儒、墨、道各家不同。就讲儒家，又有孟、荀、朱、陆的不同，任各人性质机缘之异，而各择一条路走去。所以具体的方法，很难讲出，且我用的方法，也未见真是对的，更不能强诸君从同。但我自觉烦闷时少，自二十余岁到现在，不敢说精神已解脱，然所以烦闷少，也是靠此一条路，以为精神上的安慰。至于先哲教人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约有两条：（一）裁抑物质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后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如先平盗贼，然后组织强固的政府。印度小乘教，即用此法；中国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以程朱为例，他们说的持敬制欲，注重在应事接物上裁抑物质生活，以求达精神自由的的境域。（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如此，不必细心检点，用拘谨功夫，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谓积极的，即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不主张一件一件去对付，且不必如此。先组织强固的政府，则地方自安，即有小丑跳梁，不必去管，自会消灭。如雪花飞近大火，早已自化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陆王皆用之，所谓“浩然之气”，即是此意。以上二法，我不过介绍与诸君，并非主张诸君一定要取某种方法。两种方法虽异，而认清精神要解脱这一点却同。不过说青年时代应用的，现代所适用的，我以为采积极的方法较好，就是先立定美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至于如何的人生观方为美满，我却不敢说。因为我的人生观，未见得真是对的，恐怕能认清最美满的人生观，只有孔子、释迦牟尼有此功夫。我现在将我的人生观讲一讲，对不对，好不好，另为一问题。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我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除人类活动以外，无所谓宇宙。现在的宇宙，离光明处还远，不过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圆满，不会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极乐世界——不知在几千万年之后，决非我们几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了解此理，则作事自觉快慰，以前为个人、为社会做事，不成功或做坏了，常感烦闷；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忧的。世界离光明尚远，在人类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过是一现相。譬如登山，虽有时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烦闷，多因希望太过，知政治之不良，以为经一次改革，即行完满，及屡试而仍有缺陷，于是不免失望。不知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又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天天快活，无一点烦闷气象，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二）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压下或抛弃，乃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如说几十斤的肉体是我，那么，科学发明，证明我身体上的原质，也在诸君身上，也在树身上；如说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说今天我讲演，我已跑入诸君精神里去了，常住学校中许多精神，变为我的一部分。读孔子的书及佛经，孔、佛的精神，又有许多变为我的一部分。再就社会方面说，我与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区别，许从人——不必尽是纯孝——看父母比自己还重要，此即我父母将我身之我压小。又如夫妇之爱，有妻视其夫，或夫视其妻，比己身更重的。然而何为我呢？男子为我，抑女子为我，实不易分，故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惜不能多说。）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至理名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我认东方宇宙未济人类无我之说，并非伦理学的认识，实在如此。我用功虽少，但时时能看清此点，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至于我的人生观，对不对，好不好，或与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问题。我在此讲学，并非对于诸君有知识上的贡献，有呢，就在这一点。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饥荒，要找方法医治，我吃此药，觉得有效，因此贡献诸君采择。世界的将来，要靠诸君努力

　梁任公对于时局之痛语

——法律破产代议政治破产（1923年1月）梁任公新自南京讲学归来，养疴津门。有某君前往访问，据言梁氏之病，乃由用脑过度、心房涨大，但属初起，尚无妨碍云云。谈次询及梁氏对于时局何故不发言，梁氏谓：本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医生既禁止执笔，只得罢休。且现在魑魅罔两白昼横行之局面，亦断非徒恃笔舌所能救济也。梁氏谈下去，狠发出沉痛的叹声，说道：这回鼓动风潮的几位宵小，原是国人共弃，我也不屑责备。最可痛者，司法官（检察长）对于破坏司法的命令，为什么奉行唯谨？国会两院中，我总以为明白有血性的人也还不少，为什么会把千夫所指的阁员多数同意？中国人对于法律观念本来很薄弱，现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合力蹂躏法律，岂不是明白告诉人说：“法律是装饰品，可以不算一回事”吗？岂不是明白告诉人说，“法律专用来摧残弱者，凡属有权力的人都绝对不受法律拘束”吗？经这一回，真可以说是法律完全破产！中国人对于代议制度本来是很冷淡，很怀疑，我们方希望这回国会恢复之后，议员们应该会稍为激发天良，替代议政体争一点气。不料数月来丑态百出，除了膜拜军阀、助纣为虐之外，别无所事。这回两院同意票，我敢说是议员过半数已经宣告自己人格破产。我在半月以前，因江苏省议员削减教育经费，增加自己岁费一事，气极了，曾作一篇文讨伐他们。内中有几句说道：“若循此不变，则将来议会之地位，将成了‘君子恶居下流’；议员一名词，将成了‘国人皆曰可杀。’”当时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专对于议员如此责备呢？我说，我们本来想靠议员来裁制军阀官僚的罪恶，保护人民权利，如今议员却火上加油，专门与人民为敌，连军阀所不肯做的事都做了，他们的罪恶岂不是更加几倍呢？他们不足责，最可痛者，是做出种种实证，告诉世界人以中国人不能行代议政治。从今日以后，真可以说议会制度完全破产了！梁氏说到这里，气很急促，象是愤慨到十二分的样子。某君因彼方有病，不便久谈，遂兴辞而去

　北海谈话记（节录）

（1927年初夏）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知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界的学校，完人偏在知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知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雰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知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知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的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知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那一个是有希望的？那一个党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太没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