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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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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小分队遵照朱德的指示，一路上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不断向钱大钧部打冷枪，直把他们追到离会昌城只有四十里的地方才宿营。钱部被搞得精疲力荆五十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迫，敌驻我拢，。”（12）三十日凌晨，进攻会昌的战斗打响了。拨归朱德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由教导团和第六团组成。（13）那时，第六团还未赶到，朱德便和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带着教导团出发了。不久，就遇到钱大钧的四个团。
敌人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顽抗，起义军反复冲杀，战斗形成拉锯状态。等到第六团赶到，又展开更猛烈的进攻。但由于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在夜间走错了路，城西的主攻方向一时未能打响。守军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原来作为助攻的东北方向，便集中大部兵力向二十军第三师猛扑。后来，第二十五师赶到，叶挺指挥第十一军发起总攻，激战到下午四时，钱大钧部全线崩溃。起义军一鼓作气，追击三十里。钱大钧部伤亡、被俘和逃散的达六千人，只余下三千人退走。这是起义军南征途中取得的一次大胜，但自身伤亡也达一千人，在全军人数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回师瑞金时，朱德指挥的第三师仍归还第二十军建制。。
会昌战斗结束后，前委讨论继续南下的路线问题。起义军原定计划是取道寻邹直下东江。这时，寻邹至东江一线已有对方重兵把守，而福建却是对方兵力空虚之地，进军阻力较校加上在王田、会昌战斗后，起义军增加了许多伤员，取道寻邬，都是山路，运输困难，而经长汀南下，可以用船只运输伤员。所以，变更了原来的计划，改走福建长廷上杭，沿汀江南下东江地区。
起义军越过闽赣边境的武夷山后，在九月五日开进长汀，对夺取东江的计划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当时，前委内部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和叶挺“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14）他们认为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得，如果主力先取潮汕再回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军之可能。再一种意见。“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15）由于后一种意见得到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支持，多数同志也渴望早日攻占潮汕，能得到休息，又能在沿海口岸得到国际的援助。所以，会上通过了后一种意见。这就形成了三河坝分兵的决策，使原来兵力已日益不足的起义军力量更加分散了。
三河坝分兵计划大体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怕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
三河坝在广东大埔县的南面，是一个位于三江口上的大镇子。从北面飞流直下的汀江，同从西南面奔腾而来的梅江在这里汇合后，向南泄入水深流急的韩江。在三河坝对岸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笔枝尾山。它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可攻可守，大有一山镇三江之势，是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十五师是以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无论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党的力量，在起义军中都是最强的劲旅之一。划归朱德指挥后，十月一日，朱德便带着第二十五师师长周上第等，仔细地观察了三河坝的地形。朱德认为三河坝位于三江会合处，发生战斗时，第二十五师如果留在三河坝必将背水作战，这是兵家历来的大忌，于是，决定把部队转移到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连夜构筑工事。师指挥部设在龙虎坑东边高地。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第二十五师党代表）等都在这个指挥所，准备随时迎击敌人。
当年参加三河坝战斗的第七十五团团长廖运周，对当时的情景曾有一段回忆：“第二天午后，朱德在河滩竹林旁边，召集全师官兵讲话。他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觉。朱德同志动员我们：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兵力，为向海陆丰进军的我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我军已占领了潮汕）同时他指出：我军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革命的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号召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战胜来犯敌人。”（16）朱德还仔细他讲解了如何构筑工事，如何防守阵地；对渡江的敌人，什么时候打，怎样打最为有利。听讲的军官对朱德坚定的胜利信心和渊博的军事知识十分敬佩。
布防方毕，钱大钧就带着经过补充的三个师十个团约两万人扑来。他们用二十多条小船，在半夜顶着浓重的夜幕，开始偷渡。当木船行到江中，早在滩头阵地上严阵以待的起义军战士遵照朱德“半渡而击”（17）的指示，一齐开火。钱部的大部分船只被击沉，剩下的几条逃回了对岸。
第二天，钱大钧从松口一带抢来了十多条民船，趁着浓雾抢渡韩江，又遭到起义军迎头痛击，仍没有渡过江来。
十月三日拂晓，韩江江面上浓雾沉沉。钱大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利用浓雾的掩护，调集大批船只，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分多路强渡韩江。一部分强渡成功后，抢占了第七十五团防守的滩头阵地，双方反复争夺，战斗一直僵持到午后。
下午三时，钱大钧部又调集许多迫击炮和机枪作掩护，拼命攻击。起义军战士虽经昼夜激战，又已粮绝，仍坚持顽强拼搏。这时，另一股敌军强渡过江后，抢占了梅子一带，对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形势更为不利。
当夜幕落下时，起义军已陷入对方的重兵包围中。朱德认为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阻击，大量地杀伤敌人，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起义军在激战中伤亡也很大，为了保存实力，必须立即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
于是下令留下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第三营作掩护，其余部队交替掩护，迅速转移。
朱德和周士第率领第二十五师约两千人，在十月六日清晨撤出三河坝后，当夜兼程去追赶主力部队。周士第后来回忆道：“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18）可是，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却突然来到。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情晨，遇见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二百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才得知第十二军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已在潮汕失败。主力失败的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大家头上。许多人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那时，“这支部队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19）他们既孤立无援，又同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一切只能由朱德独立负责，当机立断地作出决断。“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因难，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20）朱德同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部队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七日上午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士第、陈毅等二十多人。有人回忆：会上，朱德介绍了起义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后，断然决然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21）经过热烈讨论，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22）会议上的军事决议，简单他说，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23）这一下，就为这支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陈毅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适时地进行了三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人们统称它为“赣南三整”。
朱德率领这支部队离开茂芝后，一路急行军，经麒麟岭，过闽粤交界的柏嵩关，进入福建，再沿闽粤边界北上。十月十六日到福建武平时，部队还有两千五百余人。这个行动很快就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刻派钱大钧部一个师紧紧尾追。十六日，起义军击退了追敌，但本身又受到很大伤亡和散失，留下一千五百多人。他们立刻向西北转进。当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时，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回忆道：“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24）十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
当时，这支部队的处境依然十分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虽然摆脱了敌军重兵的尾追，但仍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能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应和治疗；部队思想一片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25）“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26）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还在继续散布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朱德沉着镇定地“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27）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28）粟裕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同志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29）陈毅所说的两条政治纲领，就是指：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朱德的讲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受到鼓舞，增加了信心，陈毅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他说，是会垮定的。”“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30）三十年后，解放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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