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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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开连以上干部会”。　
　　（25）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　
　　会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毅拿来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计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他说：“回宁冈需要两三天时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26）还说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坚持去湘南。并且提出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问题。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萧克回忆道：“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27）会上虽然经过激烈争论，仍没有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坚持的要去湘南的决定。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28）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29）　
　　后来，江华回忆起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时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30）红军大队一从酃县南下，以湘南农民为主体的第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原来那种“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这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打郴州是凶多吉少。他后来说：“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　
　　“八月很远的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31）龚楚写道：“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外，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二十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32）七月二十四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　
　　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33）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34）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35）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36）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这支攻城的红军部队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37）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　
　　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38）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39）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第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40）第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第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红四军军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当红二十八团开到桂东沙田后，在何长工主持下，召开了营、连党代表会议，会上认真总结了打郴州的教训，严肃批评了把部队拉到湘南遭到失败的错误，许多人要求湖南省委给社修经处分。接着，由王尔琢主持召开士兵代表大会。会上，朱德、陈毅在讲话中，回顾了两军会师后在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分析第二十八团官兵当前的思想状况和困难处境，沉痛指出前此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把部队拉向湘南的错误。朱德宣布：“只有重上井冈山才能保存和发展这支部队，才能扭转目前存在的被动局面。”　
　　（41）会后，进行了整编，将军部特务营和第二十九团余下的一百多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还从地方武装和青壮年中动员了五百多名新兵充实第二十八团，为返回井冈山作了准备。　
　　整编后，第二十八团实行分兵，在桂东地区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重新插标分田，帮助各区、乡恢复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朱德、陈毅在寨前、沙田、东水等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说：“过去土豪劣绅剥削我们，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没衣穿。他们把我们穷人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要团结起来，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42）在桂东东水的群众大会上，朱德宣布当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家庭贫穷，受剥削大；二，没替反动派干过事，不是地主的走狗；三，勇敢坚决，不畏一切；四，年轻力壮，有点文化。在第二十八团的宣传和发动下，一个月内桂东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　
　　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后，毛泽东、宛希先等率领第三十一团在永新阻击敌人。为了拖住赣敌的进攻，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迎击敌人；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彼时敌军势力甚大，计有五团之众，加之第六军的张部及罗定邦亦有三、四团之多前来援助，合计兵力有八、九团之众。我军仅一团人与之周旋二十日之久，围住敌人城市二十里内外，不敢乱动。”（43）后来，国民党军队得知红军大队已西去湘南，便展开猛烈攻势。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带领第三十一团一部，退到永新的小江区。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和平原地区相继失陷。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大部被破坏，“农民被屠杀者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44）杨克敏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次失败，我们叫作‘八月失败’。”　
　　（45）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46）八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九陂召开有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特委紧急会议，研究挽救井冈山根据地严重局势的对策。会议正在进行中，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带着省委的指示信来到九陂。湖南省委仍命令红四军“向湘东发展”，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求红四军“毫不动冶地执行。会上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正当会议进行期间，有一个给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农民带回了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与会者更加气愤，纷纷指责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会议的内容也转入讨论如何扭转局势，避免第二十八团再受损失，决定由毛泽东、宛希先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湘南寻找第二十八团；由朱云卿、何挺颖带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会同袁文才、工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边界，坚持斗争。　
　　第二天，毛泽东、宛希先就带着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从九陂出发，直奔湘南。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宛希先率部进入桂东县城后，就派人去东水红四军军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朱德、陈毅从沙田赶到桂东县城见到毛泽东。　
　　随后，在桂东唐家大屋召开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宛希先、杜修经等。下午会议仍在进行时，湘军吴尚第八军第三师有两个团在桂东县挨户团的配合下，突然分两路袭击桂东县城，插入城中，将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隔开。　
　　毛泽东和朱德立刻指挥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冲出城去，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打退湘军多次进攻后，为了避开强敌，随即撤出县城，转移到沙田附近的寨前。在这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上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决定红军返回边界，继续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会上还撤销了七月中旬按湖南省委命令组织的前委，另行组织行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47）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人民的斗争。　
　　八月二十五日，红军大队分两路回师井冈山。当部队到达崇义县的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该营的副营长和党代表，擅自带着第二营四个步兵连和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向思顺开去，企图叛变，投靠赣军刘士毅部。在行进途中，几个连的干部发觉方向不对头，感到袁崇全可能要叛变，连夜带着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回，向军部报告。　
　　朱德、陈毅立刻派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带着一个营前往思顺，追回了被袁崇全裹胁走的第二营第五连和迫击炮连。可是，当王尔琢带着警卫员进入袁崇全盘踞的村子喊话时，遭到叛徒枪击，不幸牺牲。但大部分部队还是回来了，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向遂川方向逃走，去投奔刘士毅。　
　　王尔琢是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牺牲前是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作战勇敢，又会做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很受敬重。他的牺牲，是红四军的重大损失。杨得志回忆道：“我们怀着悲痛和对叛徒愤怒的心情，从烈士遗体边走过。不一会，朱军长来了。他悲伤地低着头，在王尔琢同志的遗体前脱下军帽，站了好久好久？？。”（48）这以后，红军大队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继续向边界开进。　
　　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主要责任在谁？毛泽东曾对江华说：“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二十九团的龚楚，还有些人附和他，结果去了湘南，就失败了。”（49）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也曾说：“‘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社修经起主要作用。当时军队由特委指挥，湖南省委要部队回郴州，在战略上不对。”（50）九月八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回到井冈山南麓江西遂川境内的黄坳。　
　　当红四军大队回到井冈山时，主力部队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损失虽不大，但全军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杨克敏（即杨开明）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51）“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52）那时，国民党“赣西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欺我败残，以五营追我至遂川”。　
　　（53）毛泽东、朱德在黄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制定了攻打遂川的计划。　
　　九月十二日，红军由黄坳出发，到达遂川县的堆子前一带宿营。经过侦察，得知赣军在遂川城外已布下包围圈，打算派一支小分队引诱红军进入包围圈后加以歼灭。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将计就计，由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遂川县赤卫队一中队作为前卫，突破敌人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