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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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陆军讲武堂分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调选；乙班选调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连长）、哨长（排长）入学；“丙班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③朱德、敬镕到达昆明时，正是云南讲武堂开始招生的时候。他们寄住在昆明景星街一个四川同乡萧氏开设的临时客栈里，准备应试。④但事情在开始时对朱德并不顺利。投考的结果，敬镕用云南昭通府大关厅的籍贯（他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被录取；朱德仍用四川原籍报名，是外省人，不容易被录取；又没有当地老住户或大户介绍，就落榜了。这时，朱德身上带的盘缠钱，已几乎花完。为了渡过难关，只得先投入川军步兵标当兵，改名朱德，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因为朱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较短时期的军营生活后，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干了一两个月，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适值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蒙自县地处滇南边陲，朱德探听到蒙自无人报考，就报蒙自籍应试”，⑥终于考入了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学有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王均、杨池生、董鸿勋、杨希闵、唐淮源等。　
　　朱德到达昆明后几经周折，终于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事学堂生活，喜悦的心情是不难想见的。他后来谈到：“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⑦至于为什么要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受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⑧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　
　　其中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在操场上，严格地进行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要求每个人姿势端正，动作敏捷，各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做到纯熟了才能结束。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　
　　朱德在讲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的时期”。⑨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那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⑩由于他刻苦好学，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的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　
　　他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11）当时教职员的来源：“在军事教官中，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队职员中有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有的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在文职教官中，大部都是留日学生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和文职教官，成了留日学生的集中地，是他们回国后谋出路的一个场所。”（12）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罗佩金、方声涛、顾品珍、李烈钩、唐继尧等大部分都是从日本上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许多人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一九○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后，第二年二月就找了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吕志伊等五人谈话，嘱咐他们筹办《云南》杂志，说：“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13）同年十月，《云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发刊词》中沉痛地描述了云南在英、法激烈争夺下所处的危殆局面，写道：“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隶。　
　　彼苍者天，谁实为之，而使我至于此极也。”并且号召云南民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14）这本杂志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名义出版，大量流入省内，在云南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云南面对的民族危机也正在日趋激化。特别是法国修建滇越铁路，更被人们看作云南行将沦为殖民地的直接信号。朱德回忆说：“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根深刻的印在脑子里。　
　　同时，这个学校她还没有带着一种官僚腐化的气习，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15）所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后不久，就建立起同盟会的秘密组织。　
　　朱德正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16）和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秦、范石生等。会员不仅传阅《云南》杂志，还秘密地看从外地偷运来的革命书刊，如《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7）在这个革命据点里，朱德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还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的书和意大利、日本、俄国有关改革政治方面的书籍，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还和同学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五华社，“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8）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19）一九一○年七月，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人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杨如轩便是随着随营学堂学生并入，而和朱德同班学习的。因为新军急需补充军官，便从丙班和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了学习成绩较优者一百人编为特别班。朱德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原来讲武堂的军事课程要学一年半，特别班只学八个月。　
　　第二年六月，原在广西新军任职的蔡愕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做裁缝的，但他聪颖异常，沉静刻苦，幼年就有“神童”之称，是日本土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同盟会领袖黄兴在这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20）第三十六协司令部同讲武堂毗邻。蔡锷的办公室内四周准满了中文、日文的书籍和报纸。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求知欲强烈的朱德有时到蔡锷办公室请教和借阅一些书刊。长时间的接触，使比蔡锷只小四岁的朱德，深深感到蔡锷思想敏锐，办事稳重，工作能力强，充满智慧，有着坚韧不拔的品格，因而狠尊敬甚至崇拜他。蔡锷也很喜欢这个壮实、质朴、勤奋的朱德。　
　　蔡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性格冷静持重，对事深思熟虑，不轻易露声色。　
　　他虽然允许朱德到他那里去，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　
　　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忙碌完工作之后，“在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21）可是，当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黄毓成去找蔡锷谈到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蔡的支持时，蔡锷断然告诫他：“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22）这个时机果然来到了。——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起义主力是湖北的新军。九天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23）接着又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次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进行秘密会议。献血为盟，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在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又称重九）夜十二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云南的新军第十九镇虽有两协，但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三十八协正分别驻在滇甫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六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由革命分子掌握，在省城中没有其他足以同他们相抗衡的军事力量。起义的具体部署是：驻在城北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向省城北门、东门进攻；驻在城南巫家坝的第七十四标和炮标向南门、东门进攻；陆军讲武堂师生为开城作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早在八月已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分配到蔡锷部下。朱德是这十八人中的一个，到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和第二营管带刘存厚，都是同盟会会员。朱德当副目没过几天，“又当了司务长”，负责“作士兵运动”。他说：“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　
　　（24）　
　　十月三十日，预定起义的日子到了。但临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天晚上九时左右，昆明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士兵正在为准备起义而抬运子弹时，遇到北洋派值日队官查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这几个军官，起义就提前发动了。这部分起义军攻入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正在巫家坝布置起义的蔡锷，听到北较场已经发动，立刻下令第七十四标也提前出发攻城，宣布云南起义！　
　　这时，朱德被指定接替所在连的队官（即连长）职务。晚上十二时，起义部队全部入城。黎明时，起义军已占领所有城门，朱德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由于他们同总督衙门的卫队营事前已有秘密联系，卫队中有不少四川人，朱德自己也曾利用这种同乡关系在卫队营中作过士兵工作，因此，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第二天晚上，起义军第七十三标将五华山和军械局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化装逃走。据杨如轩等回忆，云贵总督李经羲藏匿在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被朱德搜获，（25）后由蔡锷遣送出境。不久，大理、临安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各地的巡防营被陆续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　
　　十一月十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为都督。朱德在这次起义中作战有功，但因资历还浅，担任排长职务，率部在昆明城内街道担任巡逻任务。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朱德曾在《辛亥革命杂咏》这首诗中写道：“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起义武昌全国应，扫除封建几千年。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常”（26）云南起义是武昌起义后第五个起来响应的省份，也是西南各省中第一个独立的省份。这个伟大壮举，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朝政府计划向革命力量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领的清军已进入四川。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力量，仍在血腥地镇压四川人民。于是，云南军政府决定遣师北上，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八个营，由韩国饶率领入川。　
　　十一月十五日，援川部队从昆明出发，分两路北上：李鸿祥率领第一梯团取道贵州毕节向沪州前进；谢汝翼率第二梯团经东川、昭通入川，向叙府（今宜宾）前进。朱德仍任排长，随第二梯团出征。　
　　援川的滇军，纪律很严格。十二月中旬、下旬，部队顺利地占领了叙府和自流井，这时，朱德晋升为连长。不久，四川宣布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援川军返回云南。后来，朱德对这次援川战斗，曾有诗一首：“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弟兄，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27）那时，蔡锷领导下的云南军政府在政权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28）这些初步的改革，不仅增强了朱德对蔡锷的信任，而且在他心中对国家的未来燃烧起一股新的希望。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云南起义后，曾一度停办。民国成立后，蔡锷在一九一二年秋天下令恢复讲武堂，称为讲武学校，任命谢汝翼为校长。朱德随援川军回到云南，因功被晋升为少校，先在滇军中训练新兵，有两个多月时间。　
　　讲武堂一恢复，他又被调任学生队区队长（学生分五个区队，每个区队约一百人）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朱德后来说：“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温了一遍。”（29）但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却已开始逆转，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