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3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附近，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12）九月八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局说明：从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和红军疲劳状况来看，“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　
　　（13）　
　　根据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北线部署的实际态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九月二十三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提出意见：“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迫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14）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他们提出的这一正确布置，指责说：“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我们认为，红军主力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打击，并求得消灭此敌。如因有敌三面增援之困难，十分不易得手，则可主力由南丰、黎川之间，突击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15）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天立刻回电，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己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16）周、毛、朱、王考虑到前方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很快统一认识，因此，在该电中提议立刻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希望中央局全体成员都参加，共同讨论目前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来电，指示红一方面军要北攻在乐安的吴奇伟部第九十师。还提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17）当天，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局北攻乐安的意见，说：“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要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最后提出：“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18）月一天，朱德、毛泽东向全军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对当前敌情作了全面分析，提出：“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19）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朱德、毛泽东的这个训令意见很大。九月二十九日，致电周、毛、朱、王，一开头就指责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指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20）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质问：“方面军是不向北行动？”严厉地说：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21）。　
　　这样，中央局同前方在作战意见上的分歧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准备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形势日益严峻。于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九月三十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中共临时中央，指出：“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并己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22）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朱德在前方宁都县的小源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会后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写的会议简报中，称此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23）实际上，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会议特别“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把它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24）毛泽东、朱德曾反对攻打赣州，会议把这种正确主张，说成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毛、朱、王不强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区展开群众工作的正确部署，也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会议还认为“泽东同志更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25）所以，会后便以“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26）为理由，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27）会后，朱德、周恩来继续赴前线指挥红军作战。临行前到毛泽东住地话别。事隔多年后，朱德还经常谈起宁都会议这件往事。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28）十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宁都会议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9）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决定，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　
　　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此时已离开部队）、代总政委周恩来，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出发向东急进。在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五天内，连续攻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四座县城。十一月八日，攻克光泽县城。十七日，北上攻克资溪县城。十九日，又攻克金溪县城。陈诚见连失七城，便命令原驻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和原驻临川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十一月二十日，当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在运动中，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全方面军发布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30）朱德、周恩来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他们深知，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提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问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31）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各作战区指挥部发出密令，指出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又指出，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的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32）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十二月三十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参加这次“围剿”的兵力共二十九个师又两个旅，约五十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　
　　其中左路军由蔡廷锴任总指挥，向闽西苏区进攻；右路军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由粤、赣边界向中央苏区推进；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指挥蒋介石嫡系的十二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红军只有五万余人，双方兵力是十与一之比。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训令，强调：“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33）。　
　　朱德、周恩来随即指挥部队向北隐蔽急进，一月五日，歼灭黄狮渡守军一个旅，俘虏一千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达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34）接着，朱德、周恩来又指挥部队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　
　　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三个师经济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东南地区。针对国民党军队这一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乘他们尚未会合之际，在一月七日下达攻击俯湾的命令。次日上午九时半，浒湾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由临川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三个师全部被击溃，红军占领浒湾。由南城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消息后，便撤回南城。这次战斗共歼敌两千余人，缴获不少。但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黄狮渡、浒湾战役的胜利，为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战役结束后，朱德写了《谈黄狮渡到逼近抚州的一个战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指出这次红军作战的主要战术原则是：“秘密、迅速、坚决、大规模协同作战、务须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35）黄狮渡、浒湾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战场应摆在哪里？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这事实上是宁都会议上那场争论的继续。　
　　周、朱、王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一月十二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36）为了实现这一行动计划，同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又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应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37）一月十六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见，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38）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39）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他，”“然后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