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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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坊（现名文坊），位于闽西长汀县东南。九月一日至三日，在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相配合，在这里接连打了两仗，给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的李延年纵队以重创，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也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李延年纵队共四个师、十九个团，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在对十九路军作战获胜后十分骄狂，轻视红军，不满足于步步为营式的筑垒推进，有时一次就急进几十里。朱德从八月初起就密切注视这股敌军的动作，了解他们轻敌而又十分疲惫的特点，决定在运动战中给以有力打击。　
　　八月三日、五日、八日、十一日和十六日，朱德多次电令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向李纵队推进的方向运动集中，伺机给以打击。李纵队发现红军主力的动向后，又采取筑垒推进战术，使红军一时难以找到战机。八月二十三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向西移到长汀以北的曹坊、罗溪地区待命。这一来，李纵队又放胆地集中四个师兵力向连城、朋口一线大踏步推进。朱德看准这个机会，在八月二十六日电令红一军团秘密地迅速东返，会合红九军团和独立二十四师，在朋口西侧的童坊及河田地区隐蔽集结；同时，指示红一军团以一部伪装成整个军团从宁化继续西撤，以迷惑对方，又指示红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纵队大胆地向长汀跃进。这一切，果然使李纵队造成错觉，以为红军主力已远离闽西地区西去，立即向长汀急进。　
　　朱德断定李纵队从朋口向长汀急进途中必将经过温坊，而朋口至温坊沿途二十里间地势险峻，两侧高山绵亘，可以埋伏大部队，是有利于在运动中歼敌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在八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向林彪、聂荣臻发出急电，指出：“敌李纵队于明一号起向温坊中屋村筑碉前进”，“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应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33），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各项战术问题。根据朱德的部署，一、九军团迅速地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山地。九月一日中午，李纵队的第三师第八旅三个团果然闯进红军埋伏圈，又没有后续部队。傍晚，红军向尚未完成构筑工事的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先截断它的归路，再由两翼发动猛烈攻击。到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两个团，只有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部队脱逃。　
　　二日凌晨，朱德接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的温坊初战结果的报告。　
　　报告中说：“温坊之敌于今早二时即解决，但约有一营左右逃脱，？？一军团俘虏约一千六百左右，轻重机枪约在三四十挺以上，迫（击）炮数门，步枪弹药数目现尚无法统计，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因夜间战斗我军伤亡不大”（34）。朱德为初战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又发现红军现在所处地理位置存在着危险，立即回电指出：天明后敌机“有向我现在阵地及中屋村东西大道轰炸的可能”，“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现在地域过于突出，目标亦大，”（35）规定各部队应分别转移隐蔽。朱德料定李纵队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再派部队向温坊反扑，在二日晨八时再次致电红一、九军团，指示他们“准备遭遇和消灭朋口李三师来援部队。”（36）事情正如朱德预料的那样，李纵队的先头部队被歼后，他们仍没有弄清红军兵力虚实，继续派出第九师和第三师三个团，再次向温坊推进以求报复。　
　　朱德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刻在三日凌晨二时向前方发出急电，指示红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应在温坊阵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37）。当天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红军在温坊打了第二仗，再次给进犯敌军以沉重打击。　
　　在整个温坊战斗过程中，红军先后打垮李纵队第三师、第九师共十个团。　
　　国民党东路军主力的惨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枪毙只身逃回的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胜利后，朱德写了《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结合这次战斗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原则。第一，这次战斗具有经过“长期并精细准备的特点”，充分地了解敌人，掌握敌情，指挥上有“计划性”，是“胜利的主要的和第一的因素”（38），第二，这是运动战的胜利，红军高度机动灵活，“能迅速的隐蔽的转移”，迷惑并引诱敌人，使他们“不知我军位置”，“不知我虚实”，“敢于跃进”，我军则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进攻方向”，“预先占领了待机位置”（39），以逸待劳，给运动中的敌军以突然袭击。第三，在“敌我兵力比较，敌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战役和战斗上“我们取得集中了较优势兵力，迅速地干脆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并肯定了发起进攻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打歼灭战的战例，批评有的部队强攻设有巩固阵地的敌人，“盲目的再三重复不利的冲锋”，有的部队“没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断敌人的退路”（40），使可能被歼之敌逃脱。第四，肯定红军“夜间战术相当熟悉”，在优势装备的敌人面前，夜战能发挥红军的长处，达到好的效果；肯定红军“在火线上瓦解白军工作有成绩，政治宣传起了作用”，敌军“有六个部队派代表来缴械”（41）。朱德在总结中论证的这些指导原则，坚持并丰富了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是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左”倾指导下一系列错误军事方针相对立的。　
　　但是，温坊战斗这样的个别胜利毕竟不能改变第五次反“围剿”中整个战略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九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　
　　这时，朱德又提出一系列不同于李德的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强调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反对拼命主义，要避免那种付出重大牺牲的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尽量采劝运动防御”。九月十五日，他以军委名义颁发《关于战斗问题的训令》（训字第一号），指出：“无论如何应该以保存自己有主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们作战的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遂行的”（42），二十四日，他致电林彪、聂荣臻说：“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及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　
　　“以后抗击周敌行动中，第一等的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43）二十五日，朱德又发出《关于目前战斗问题给各军团电》，指出：“二十六日晨，蒋敌向我行总的攻击”；“诸兵团应再度估计情况，并检查自己的决心。一方面你们应给敌人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在飞机轰炸及炮兵集中所威胁不利的条件下，及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适应当放弃先头阵地，以便于（在）我们阵地的纵深内实行突击”；“在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44）这些指示，完全不同于博古、李德那种要红军“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的拼命主义。在这一新的精神下，红军不再同进犯军死打硬拚，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避免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作战，因而没有再遭受大的损失。九月二十七日，当北路敌军陈诚部向石城逼近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指出：“目前三军团及十五师基本的作战往务是迟滞陈路军向石城前进，只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局部的突击消灭敌人的先头和侧翼部队，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先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万一陈路军在这次的战役中能一下占领我们所有的支点时，军委决定放弃石城”，“应充分的适时的准备放弃石城时的全部的撤开”（45）。同日，他在给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中，嘱咐九军团在阻击东线敌军的战斗中，“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46）。对在西线抵御的红一军团，朱德也有同样的指示。　
　　十月二日凌晨，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须特别注意在不利条件下，你们不应进行坚决的突击而应改为运动防御迟滞敌人进兴国”；“特别要注意在开阔地作战须极端隐蔽，不要堆集一起井应利用地形，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与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47）。　
　　进入十月，中央红军的突围长征已进入实施阶段。朱德不断地向各军团领导人发出指令，周密部署各主力兵团同地方部队换防，集结休整，补充人员，筹集物资，准备长征行动的开始。　　
　
二十二、遵义会议前后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傍晚，苍茫暮色笼罩着赤都瑞金。朱德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　
　　他身着一套退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年近四十八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在行军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和朱德一起行军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回忆说：“行军途中，朱德同志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我真佩服朱老总，他肚子里的故事可真多，而且慢悠悠的讲得那样风趣幽默，大伙听了都乐呵呵的，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多了。”①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但是，有关红军的行动部署和作战命令大部分由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有些命令由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署。就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来看，单在十月二十三日一天，由朱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十五件，向他们通报敌情，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出周密部署。他要求部队在行动时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亦必须隐蔽露营”②。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救护和收容。”③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八万六千八百余人。留下红军一万六千人，由项英、陈毅率领，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十月十八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二十一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十一月八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陈济棠作为广东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北线、东线、西线打得都很激烈，但在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的南方战线上却一直比较平静。双方已开始作试探性的接触。这年七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④，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九月底，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称：“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指出“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军则增兵于赣闽，福建事变，可为殷鉴，“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信中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说明“日内德当派员到（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⑤。信中说的黄师长，是指陈济棠所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十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四十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是十月二十一日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朱德在第二天的一个电报中说道：粤军“余汉谋部已总退却”⑥，第二道封锁线的北端汝城在湖南境内，南端城口在广东境内。朱德在致三、八军团电中说：“估计在汝城北面没有打开前进路的可能，汝城南面的道路己有初步的保证。”⑦红军主力顺利地越过这道封锁线。这是朱德、周恩来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的成功之举。　
　　为了突破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朱德在十一月七日发布“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⑧这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这里是朱德领导湘南起义的旧地。在当地群众积极配合下，红军顺利地占领宜章城和白石渡，迅速跨过粤汉铁路。　
　　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