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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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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答应接济枪枝、弹药和炮弹。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王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26）朱德在垣曲停留期间还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写了一封信，勉励他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建国大业奋斗到底。
离开垣曲后，朱德一行从渑池过黄河，来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河南洛阳，拜会了战区司令长官程潜。（27）到西安后，朱德多次应邀给学校、抗日团体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作报告，出席座谈会，还拜访了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28）他两次前去看望正在西安养病的原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老师李根源，知道他不日将取道成都去昆明，就把已写好的给王缵绪的信托他带去。他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希望他在动员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封信给四川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鼓励他发扬民气，组织民力，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模范作用。这两封信托李根源一并带去。在从西安到延安途中，他从洛川转道到晋西古贤村会晤阎锡山，鼓励他坚持抗战，还商定加强八路军总部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的办法。（29）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抵达延安。这是他在前方战斗一年后第一次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延安各界召开万人欢迎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介绍华北抗战形势，要求后方把书报刊物大批地输送到前方去，后方的干部与学生也大批地到前线去工作。（30）以后，不断有单位邀请朱德去作报告，朱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些报告中，他除总结抗战一年来的经验、分析日军战略战术的变迁外，着重讲了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所取得的胜利，他揽：“我八路军可使敌后方变前方”；“游击战的应用，牵制了敌人，且巩固了自己”；“游击队约有十余万人，要给养、伤兵等等，所以建立根据地是重要问题，五台山根据地现已发展到五十余县。”（31）他勉励大家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在朱德从太行前线返回延安这段时间，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到河北来同共产党、八路军争夺领导权。鹿钟麟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是一个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中间派人士。但蒋介石知道鹿钟麟在当了省主席后，一定会尽力把共产党、八路军挤出河北，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如果鹿同共产党发生矛盾，那就可以使人以为是共产党容不得中间派人士，而不是他蒋某人容不得共产党。为了保证这一意图的实现，蒋介石还在省政府领导班子中安插了一批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以控制和影响鹿的行动。其中，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冀中一霸，是河北博野一带地方反动势力的头子。日军侵占冀中前，他随国民党军队一起逃跑了，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后，他又回到博野，发展武装，成立民军司令部，自任民军总指挥，是一个积极反共的“磨擦专家”。尽管这样，在鹿、张的任命宣布后，中国共产党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还是表示欢迎，同时也保持必要的警惕。
鹿钟麟接受任命后，渡过黄河，到长治访问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动身回延安，由刘伯承出面同他商谈在河北合作抗日的问题。
九月中旬，鹿钟麟到达冀南南宫地区后，就开始排挤共产党和八路军。张荫梧更是强行向晋察冀边区的平山、行唐、阜平插手。
在国民党当局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九月七日，朱德、毛泽东等致电聂荣臻，提出对策：边区各军政机关，如果没有得到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边区进行军事、政治活动；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张荫梧正式派人来交涉，须给以礼遇并与之谈判。
（32）十八日，朱德、彭德怀又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联名致电徐向前并左权、刘伯承等，指出：看来鹿钟麟似已开始向我方进攻，请你们向鹿提出严重质问，鹿如能诚恳进步，我们应与之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如他对冀南军政系统采取打击和破坏的政策，则不能向他让步，必须坚决防御。（33）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朱德在会上作八路军工作报告，共谈了五个问题：八路军抗战的经过，敌人战略战术的变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八路军本身的问题，一年来抗战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了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提出了党加强对抗日战争领导的战略规划。朱德在会上以一天半时间作了关于华北八路军的报告。他详细的叙述了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问题。报告最后说：八路军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眼前的任务就是发展华中，也要八路军担负一部分的作用。”（34）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由于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危急。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到武汉去了解情况，并鼓励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那时，日机经常空袭武汉。朱德冒险在十月二十二日搭乘战斗机飞抵汉口，随即由周恩来陪同去会见蒋介石。朱德向蒋介石报告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情况以及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并且强调：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日寇是一定能够打败的！（35）并提出了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增发经费和弹药的要求。
当天晚上，朱德住在鄱阳街一号郭沫若家里。郭沫若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曾随朱德率领的第九军南下。起义失败后，郭流亡到日本生活了十年，这时，正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故友重逢，格外欢欣，郭沫若作了一首白话诗相赠。朱德和了一首题为《重逢》的诗，作为纪念：别后十有一年，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抗日战酣，又在汉口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
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
胜利也说不完。
寇深入我腹地，
我还需坚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
相见必期鸭绿江边。（36）
第二天，朱德匆匆飞回延安，继续参加六中全会，并向全会介绍了在武汉了解到的情况。他认为，军队中对局势悲观失望的人比较少，而在政界比较多，特别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再放出“和平”空气，但国共关系还不至于破裂。（37）朱德回延安后两天，汉口就失陷了。十一月六日，六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杨尚昆任北方局书记。（38）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冀中、冀南、豫北、鲁西北等地的顽固分子无理地不断进攻八路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朱德、彭德怀致电驻守这些地区的八路军指挥员，要他们动员群众，破坏顽固分子联合进攻的阴谋；并且命令一二九师立刻派遣有力部队进入河北南宫县城及近郊，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领两个团进抵鲁西北聊城；而在豫北方面实行必要的让步。对顽固分子的进攻，总的仍采劝防御斗争原则。”（39）六中全会结束后，朱德动身返回华北前线。十一月十三日到西安。（40）稍作停留后，在这个月下旬渡过黄河来到吉县会晤阎锡山。朱德鼓励阎坚持抗战。指出：悲观的亡国论是不对的，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也没有根据。他还应邀对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了《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讲话，强调要坚持持久战，发动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在战术上要做到机动、秘密、迅速、坚决，改变死守硬顶的战术和加强群众纪律，勉励他们成为真正抗日的新的军队。（41）十二月一日，朱德回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这时，敌后局势已日趋复杂，国共关系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国民党顽固分子却在冀南加紧制造磨擦，鹿钟麟的态度也逐渐恶化。为了扩充实力、滥编武装。地痞、流氓、受汉奸利用的反动会门势力等都成为他收编的对象。各地的失意政客、反动军人也都麇集在他的门下，他不积极抗日，却醉心于夺取权力；他迎合少数土豪劣绅的要求，反对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他公开宣传反对八路军的言论，散布谣言，破坏统一战线；更严重的是竟悍然宣布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撤换各地抗日县长。（42）面对步步进逼而来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就会重新丧失，抗战大业就会遭到重大破坏。但是，八路军仍坚持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不愿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朱德、彭德怀提出冀南反磨擦斗争的原则是：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丧失政治立场原则。并且指出：冀南是我兵员资材来源和连贯鲁省的要道，已经取得的政权决不可轻易放手。为此，要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对鹿钟麟，要避免同他发生武装冲突，如果他先向我开枪，则给以有力的打击；同时，指示收集鹿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以便必要时加以揭露。（43）朱德把这些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来电指出：“鹿本无甚力量，只有省府合法地位。他拟采取排挤八路军而扩充自己力量的方针，因此估计与鹿合作须经过一般激烈斗争，否则鹿恐难觉悟。”“我们基本方针是促其改变态度与我合作，但目前当其无理进攻时，应给以有力反抗，在政权机关中、在群众团体中、、在群众中应公开说明我们的立场，揭破其污蔑”，“取消主任公署事我们不宜让步。”（44）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活动的重点仍放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方面。朱德回到晋东南不久，就指出：“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敌人后方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45）八路军各部主力继续向更深远的敌后平原地区挺进。十二月二日，朱德、彭德怀电令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统一领导该地八路军各部队；命令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两个团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46）这个重要的战略性行动，大大加强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顽固分子制造磨擦的同时，日军也紧锣密鼓地不断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开始，再次对晋察冀进行“扫荡”；十一月开始对冀中“扫荡”；十二月对冀南和绥北“扫荡”；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对晋西“扫荡”；一月对冀鲁边“扫荡”；二月对晋西北“扫荡”；三月对平西“扫荡”；五月，对鲁西“扫荡”；六月开始对鲁南和晋冀豫“扫荡”。
对晋冀豫的这次“扫荡”，又称作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这里是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驻地，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日军在这次“扫荡”中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达十三四万人。他们还提出“治安肃正”的口号，也就是“肃正讨伐”加上治安工作，即暴力加欺骗。
他们除军事讨伐外，在政治上提出“以华制华”，利用汉奸、伪军，并唆使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八路军进行磨擦；在经济上肆行抢劫、封锁、破坏，甚至放水决堤，制造灾荒，加上倾销毒品。这就使根据地军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严酷。
正是这种困难的环境，才更能显示出革命者克服困难的聪明才智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朱德总结了长期以来同敌军作战的经验，提出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机动作战原则，那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47）各抗日根据地大体上都按照这些原则来对付日军的“扫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政治上，朱德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群众，积极建立。发展和保卫民主政权，保障根据地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除倡导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统制贸易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克服困难，其中包括创立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建立小型兵工厂，号召“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非战斗部队尤须注意这一点。”（48）等等。
由于方向正确，措施得当，调动了各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尽管环境险恶、困难重重，华北各地的抗日斗争依然蓬勃发展。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在全国受到广泛传颂，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人士到根据地访问。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友人有：美国的史沫特菜、斯特朗、卡尔逊，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德国的王安娜等；国内的自然更多，有周立波、丁玲、吴伯萧、卞之琳、宋之的、黄钢、刘白羽、李伯钊、阮章竞、杨朔、陈荒煤、李公朴、徐懋庸、华山、罗峰、杨骚等。他们不但把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和抗日经验广泛地向国内外传播，增强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了解，也帮助并推动了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除医疗卫生外，根据地的报刊、戏剧、绘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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