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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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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力图巩固它的占领区。
在如此严重的困难面前，中国抗日战争阵线中一部分人更加动摇，国民党内出现一股妥协投降的暗流。蒋介石对抗日前途感到悲观，妥协思想有所抬头。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打击日本侵略者，摆脱抗战困境，争取时局好转。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着分歧。先后犯过“左”倾和右倾严重错误的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就在朱德这次回延安前不久，王明又将他一九三一年所写的鼓吹“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改名力《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新出版。朱德在党内和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尽管华北前线非常需要他，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朱德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工作。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留在延安自然仍协助分管军事工作。这以后，从延安发出的重要军事文电一般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工稼祥三人署名。朱德离开前方后，八路军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但八路军总部发出的重要文电仍由他和彭德怀等共同署名。因此，有些由八路军总部发出而有朱德共同署名的电报，收件人中又有“并报朱总”的字样。此外，由于朱德还担任着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因此，同国民党军事当局之间的文电，一般也由他和彭德怀两人或由他们和叶挺、项英共同署名。
朱德回延安后还有一项任务：许多需要中共中央领导人出面的活动，往往由朱德担负。这就减轻了毛泽东的工作负担，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来研究重要间题。所以，朱德的兼职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他在这一时期的兼职就有：筹备中共七大的军事问题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负责人，整风学习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组组长，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工作委员会成员以至延安新体育会会长等。
由于抗日战争正面对着严重困难，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内团结、战胜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便成为放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团结的是还保存着抗战积极性的广大中间势力。这些中间势力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五月二十九日，朱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华北磨擦问题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要继续争取中间力量，继续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我们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卫立煌表示要坚持进步。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毛泽东很赞同朱德的意见，插话说：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派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①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局问题的会议上，朱德又说：目前我们要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对立起来。
地主、资本家一般也还有民族思想，不要把他们看成汉好。统战工作做得好，地主愿意把粮食供给我们；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他们会跑掉。②当抗日战争跨入第四年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并要求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为它己产生削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严重结果。③同时，在党内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提出全党必须执行”的十六项政策，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同时也说明：在敌后，“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朱德这时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一文，说明：“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是早已失败了，于是日寇便想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引诱中国上层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来奴役我全中华民族；用‘以战养战’的方法，将战争的负担放在中国人民身上，来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文章指出：由于一部分上层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进步，就形成今日新的投降妥协的严重危险，文章还总结了华北军民三年来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的经验，指出：“三年以来，在华北与人民呼吸相关的军队非但没有被敌寇消灭，反而日益巩固和壮大起来，非但没有被削弱和疲惫，反而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英勇了！”“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应当归功于民众，归功于民主。”强调要继续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④这时，日本侵略军急于“迅速处理支那事变”，“迅速摧毁敌人（指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企图”，⑤决心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他们把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视为腹心大患，在反复进行“扫荡”的同时，竭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来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因此，这时华北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焦点便是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开展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早在抗战初期，朱德就曾指出：“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交通并非不可变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坏和阻塞。因此我军对于敌人的交通，要经常进行破坏，使敌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变为不便利的。”⑥敌人的“囚笼政策”是企图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发挥他们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来消灭八路军，荡平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存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交通破袭战势在必行。在朱德动身去洛阳谈判前，他和彭德怀综合敌军在华北的活动情况，指出：敌军近日“加强铁道线军事封锁线及经济封锁”；“强化交通，增修道路”，“且于道侧掘深、宽之沟，此不特妨害军事；且妨害根据地之经济流通”。因此，他们下达了破坏敌方主要交通干线的命令，规定从四月十日起开始动作，并向毛泽东等人作了报告。⑦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大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平绥铁路到同蒲铁路还不能通车，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也远未修通。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正大铁路看成是连接山西和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八路军的交通破袭战，也把重点放在破坏正大铁路上。
朱德回到延安后，在六月二十二日和彭德怀、左权向八路军各部正式下达破袭正大铁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命令中对发动这次战役的缘由，这样指出：“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大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大路。”战役主要在正大铁路沿线进行，“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二十二个团”，要求在八月十臼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⑧八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左权正式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对战役部署和作战地域区分作出具体规定，并“限八月二十号开始战斗。”②八月二十日晚，大规模的破袭战正式开始。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迫切要求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二十二个团，结果实际参战的兵力超过了一百个团。战役开始后一天多的二十二日中午，朱德、左权作出指示：“正大战役是抗战以来华北军队积极向敌进攻之空前大战，总合兵力共约百个团，故名‘百团大战，，以便向外扩大宣传。”⑩从此，“百团大战”的名称不仅轰传中外，而且永垂史册。
由于此次战役的突然性，加以八路军各部之间和军民之间的紧密配合，给了日军以出乎意外的沉重打击，八月二十一日还一度攻占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二十五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致电参战部队进行嘉奖。为了扩大战果，二十六日，又对参战部队作了进一步部署。到九月二日，破袭正大铁路的预定计划已基本完成，朱德、彭德怀、左权指示参战部队，基本上结束正大战役。
但是，敌军在华北平原地区推行“囚笼政策”的情况仍很严重。他们通过构筑交通线，准备把冀中、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如果听任他们继续构筑，将使八路军有“在平原地区无法立足”的危险。因此，朱、彭、左在九月七日电令冀中、冀南部队领导人，“应乘百团大战之胜利，敌已被调集中平汉、正大、同蒲沿线及青纱帐未倒以前”的机会，大规模破击敌军交通线，以粉碎他们不断分割抗日根据地的图谋。电文强调：“必须知道，没有交通上之胜利，坚持平原是不可能的。”（11）九月十六日，朱德、彭德怀、左权部署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规定这个阶段作战的基本方针是：“1、继续破坏敌寇交通；2、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12）这一阶段作战，从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上旬，重点在太行山区的榆社、辽县一带，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日军已有准备，而八路军在连续作战中过于疲劳，牺牲较大。十月五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令基本结束这个阶段的作战，要求各部集结主力进行战后整理和整训，恢复体力，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这一个半月连续不断的破袭战，使受到沉重打击的日本侵略军恼怒异常。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势，他们从华东。华中抽调乓力回援华北，以两万多日军加上大批伪军，开始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他们从晋东南开始，然后扩大到平西、北岳区和冀中区，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不及进行休整的八路军立刻投入反“扫荡”斗争，直至十二月上旬才粉碎这次“扫荡”。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宣告结束。
百团大战确如朱德、左权所指出的那样，是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主动积极向日军进攻的大会战。在华北前钱直接指挥这次战役的彭德怀后来说：“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大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未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
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13）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
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
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已任。
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今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14）九月十臼，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击敌、和友”作为“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要求：“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对于友军则不论何部，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中，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15）在百团大战取得初步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各界人士兴奋异常，热烈举行庆祝活动。九月十九日，哪甘警备区在陕西鄜县（今富县）召开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纪念“九一八”大会，正在那里工作的朱德应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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