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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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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包头钢铁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我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困难。包钢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贪新、贪大的思想，没有考虑充分利用旧包头原有的基础，而是主观地设想在离旧包头市几十公里的荒原沙漠上建起一座六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而且在厂房没有建起前，就先盖起几幢高标准的西式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和其他设施。朱德认为，这有悸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应该重新考虑这个规划方案。
为了进一步弄清包钢的筹建情况，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朱德先找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周荣鑫、宋裕和，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在听后说：“包头是否要建成一个新城市？而且又搞得那么漂亮？值得考虑。”并且指出，盖办公楼之类的房子标准不要太高，比老百姓的房子稍好一些就可以了，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钱，省出钱来多发展工业。（12）六月五日，朱德带了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包头实地考察。十日，到达包头，听取中共包头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说服他们重新考虑规划方案。他提出：城市规划是否要那么大？建筑标准是否要那么高？然后说：职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称才好，要“穿草鞋”。包头的人口将来不会发展得很快，不宜规划过大。要就地取材，适应当地习惯，不要大搞西式建筑，企图一劳永逸。要降低建筑标准。（13）他在到建筑现场察看后，十二日又对包钢负责人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来。目前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在生活上要向下看。（14）六月十四日，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和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的经验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敢材。对包头旧城的一切要尽量利用，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原来的设计规划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失败的。要重新考虑新的设计规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力求做到省和好。（15）六月十五日，朱德参加中共年蒙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分局主要负责人发言说：“朱总司令这次来内蒙大家都很欢迎，帮助内蒙解决了很大问题，尤其是包头建设规划问题。分局和地委的干部思想基本上通了。”（16）朱德在会上就内蒙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经过朱德耐心地做工作，内蒙和有关部门的干部都想通了。他们根据朱德的意见，重新修改了规划方案，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
对重工业建设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产品质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等问题，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对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过去我们对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钢铁工业的老底子注意不够。在五年计划中，建设新的工厂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厂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又快又剩建设工业，大的厂要搞，小的厂也要搞，而且小厂有时候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17）同月二十四日，他对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说：要特别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东德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所以它的产品在世界上有根高的信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18）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何长工说：矿砂出口比粮食出口值钱得多，用这些东西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就能加快我们的建设。（19）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后，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表扬了该厂在建设中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企业的做法，建议向全国转发该厂的经验。（20）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黄敬谈话时又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了很多厂，但缺乏原料，现在不得不返回头来搞原料。我主张把钢、铁、煤等原料工业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钢材，还可以进口一些。（21）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自己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做法，强调中央集权。这在当时说来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来建设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统得过多、过死，限制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了。
朱德对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认识得比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22）他认为，要比较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只靠中央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起能同时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当时他更多注意的还是如何在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朱德指出，今后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进一步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财政分级管理的方针”。（23）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同黑龙江省领导人欧阳钦谈话时说：“要逐步建立中央、盛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4）十二月七日，朱德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25）在工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也主张将部分工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一九五六年五月，他视察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经中央批准，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6）六月，朱德又到辽宁省视察工业生产情况。
回京后，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大死”，“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27）在商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主张放得更活一些。他向来认为国家在这方面不要管得过多过细，应该放开一些。他说：象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28）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也应该让合作社去搞，不能把什么都收归地方国营企业所有。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社会主义不一定什么都交给国家搞，合作社搞也是集体经济。”
（29）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他还对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商业部门是管商业流通的，要多想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光想赢利，不能说赚钱越多越好。（30）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个讲话给了朱德很大的激励。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在八月间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以下筒称《意见》），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思想作了许多重要发挥，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的问题。在谈到四级财政体制问题时他认为：“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的就划分下去，不能划分下去的就由省（市）暂时包起来。”（31）在谈到工业体制问题时，计对那种认为地方上管不了、管不好的错误观点说：“难道地方党不管就可以搞好吗？重要的问题在于把职权划分清楚。”（32）在谈到商业体制问题时说：“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商业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起来；另一方面在工资、福利、修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困难？？国家很难全部背起来；再一方面是失去了群众的监督与关心，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33）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朱德对此是赞成的。同时，他也很强调发展轻工业。他在《意见》中说：“轻工业在我国是有基础的，不仅可以积累资金，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就是产帮助兄弟国家上，在对外贸易上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应该适当地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来改建、扩建或新建一部分轻工业工厂。对手工业工场，也应该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它逐步地由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这也是发展轻工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34）在工业建设中，朱德很重视利用我国原有的工业基矗广东的丝织业是有着历史传统和良好基础的。朱德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张广东应该多发展养蚕事业，适当提高蚕茧的收购价格，宣布不增加桑田的农业税，对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并适当贷款，发放蚕种，加强技术指导。（35）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结合的问题。并且多次建议中央考虑把军工和民用工业的生产结合起来，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意见》中指出：“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是很快的，旧的东西不断为新的东西所代替、更换。因此，军人装备不宜大量生产，过多积压，而要充分运用这些工厂的设备能力，进行多种生产，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并使投资有所效益。”（36）朱德鉴于国际局势的缓和，多次向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意见。他在《意见》中说：“过去对沿海工业的疏忽，主要是怕打仗，怕打烂。
当时这样估计也是对的。”“但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如能充分地发挥现有潜力，结合以合理地扩建或者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产力量。同时，沿海工业还可以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内地工业的建设，如果不在设备上、技术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而企图完全靠国外来解决问题，就会是错误的作法。”（37）朱德对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重要贡献，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了两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的观点。《决议》强调：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朱德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等特点出发，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他认为，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快。
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着重谈的就是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劳动力，必须预先计划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多种经济方面发展，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木园艺，以及运输、打猎、编制、种茶、养蚕、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蜂等副业密切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38）会议期间，朱德在同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欧阳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谈话时指出：东北人少地多，无霜期短，农田劳动有半年闲，可以把劳力转到副业、林业生产上来，不要闲着。林木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拿出来就是钱。“农业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39）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所写的《意见》中说：“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还是出口物资，对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40）对注意发展手工业的问题，朱德在这个时期谈得更多，抓得也更具体。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业，农民的生活资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业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业品，全国有五百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一千二百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薄一波回忆说，朱德“一再要求我们要重视手工业的生产，并且多次提出书面意见。”（41）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前和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听取主持会议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等人的汇报并作指示。程子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朱德同志“有时叫我去，有时他就来，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来了，在他面前，并无拘柬，可以畅所欲言。”（42）十二月四日，朱德在会上讲话中，针对有些人轻视手工业，认为敲敲打打，没有发展前途的错误看法指出：“有的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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