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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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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次所到的地方，有不少是贫苦的山区。对发展山区经济问题，《报告》说：“目前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区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救济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看到，通过外贸系统从价格政策和各个方面来使山区经济获得发展是当前解决山区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收到双重利益的。”（62）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十八日，朱德到会讲话，尖锐地指出：“山区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他们不懂得，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他指出：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朱德强调：“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对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山区，对利用山区的富源支援全国都有重大的意义。”他还指出：“建设山区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任务，也是工业、商业、财政、税收、文教、科学、卫生等各部门的任务，需要各部门做一系列的工作。”各部门都要“把支援山区建设的工作认真重视起来。”（63）第二年一月十一日，朱德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时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把一些加工工业都搬到城里来办，一方面运输不便，同时也不利于农民对副产品的利用。有些加工工业应该下放给集体去搞。集体企业发展了，同样是给国家增加了财富。（64）他的这些主张，都是深入实际、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实际国情而很具创见的。
对发展对外经济交往的问题，朱德这时越来越重视了。
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外出视察的报告》中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说：“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要扩大出口，必须手头上有一大批东西。”
“解决的办法，只有从发展生产、适当节约消费、寻找代用品等方面着手，以便尽量挤出东西来出口。”“这样，我们就能换回大批的进口物资，我国的建设速度就能加快，政治和外交影响也会更加扩大。”（65）一九五七年五月和十二月，外贸部门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外贸局长会议，讨论如何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问题。朱德两次都到会讲话，阐述对外贸易的意义、方针和政策。他还提出：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我们既“要学习外国的经验，也要吸收过去我国商人的某些经验，要注意了解国外的生产和供需情况。”（66）朱德认为，我国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太死，影响外贸事业的发展，必须进行调整。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他在视察东北后提出：“如果能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邻省份组织某些货源，就会便于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这是一个有关体制问题，我认为在研究体制问题时，应该加以注意。”（67）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广西南宁召开扩大会议。十日，朱德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要继续注意调整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过分悬殊的购销差价和地区间的差价，认真做好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他在发言中，又一次谈到发展对外贸易问题，更加系统地阐述他对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思想，尖锐地批评“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的客观规律和当前国际有利形势的。他说：“我主张使对外贸易有更大发展的主要出发点是，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更快地发展出口贸易，首先就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的错误想法。”“在实际行动上，就是单纯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国范围内的自给自足。”“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以外，还要力争外援，还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客观规律，利用必然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联系，来发展我们的建设事业。”“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国际经济联系必然进一步加强。上面这些思想，就更加是不对头的了。”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外销要服从内销”。朱德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主张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他说：“我以为不应当在内销和外销究竟谁应当服从谁这个范围内打圈子。年销和外销都必须服从更快地发展杜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整体利益。从这个利益出发，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内销尽量加以节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否则，如果要等到充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后再外销，那么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有出路的，那就只会使对外贸易萎缩下去，因此，也就会使整个国家建设事业受到损失。我认为正确的提法是：在保证满足国内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必须积极地扩大对外贸易。”（68）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不只是重视发展对外贸易，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早就说过：“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69）他说：“不能看不起美国的技术，好的东西还是要拿来。”（70）一九五八年四月，朱德视察南京无线电制造厂谈到如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时说：“对比是个好办法，要和外国的比。否则只在国内比，矮子里选高的，结果还是不高。”（71）他主张加强国际问的经济合作，包括接受国外的投资。他多次说过：“现在的经济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同我们交换，日本就需要我们的煤、铁。”“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也干，挖出东西来以东西还账。”（72）有些产品如石棉、硼砂、铁砂等，“都可以和兄弟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们的投资建矿，以矿产品还账。”（73）“要鼓励国外资本家向国内投资，不一定现钱，货物也可以。”（74）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发展我国旅游事业的主张。他认为这是创收外汇，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好方法，也是打破“闭关锁国”，加强国际交往的重要途径，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他对李先念说：“公家的疗养地和风景区有许多房子，可以利用起来，办成国际旅游社，这笔收入是很大的。”（75）八月三十日，朱德在和城市服务部部长杨易辰谈话时又说：可以“把旅店、招待所全部统一起来，办成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国人，可以赚钱。把游玩的地方，甚至祠堂、庙字都搞起来，一是对内服务，一是对外服务。”（76）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离开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出现了一次重大曲折，这就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三年“大跃进”。
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右倾”。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方针性错误。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五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椎向高潮。
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议还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77）。并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会后，一个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和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总路线、“大跃迸”和人民公社，是在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取得了一些建设成就；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做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使以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破坏。
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上述历次中央会议他都参加了，而且对中央每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也是赞同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义。
但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不少问题。
尤其对各地出现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作法产生了怀疑。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他在煤炭工业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针对一些浮夸现象说：“要有实干精神，劲要鼓。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就不要讲。”（78）九月下旬，他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79）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的乱子。从这时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一九五九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朱德根据这三次会议的精神，努力注意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尤其重视纠正急于改变所有制形式、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绝对平均主义、命令主义等“左”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德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80）十二月十日武昌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人民公社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81）第二天，朱德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人们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总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82）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83）朱德对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作法很怀疑。
二月十七日，他在听取中共江门地委负责人汇报公共食堂情况时说：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的生活如果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84）四月十五日，朱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是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要瘫痪。”（85）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86）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是比较冷静、比较实事求是的。
作为国家副主席，朱德在到各地视察、对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意见的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国务活动。其中包括：一九五五年率团前往朝鲜；同年底至第二年初率团访问苏联、东欧五国和蒙古；一九五七年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以他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邀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朝鲜解放十周年庆祝典礼。朝鲜对这次庆典十分重视，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非常隆重。十三日晨当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车进入朝鲜境内的新义州市时，就受到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和劳动群众三千余人的热烈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次帅等专程前来迎接，并陪同中国代表团同车到达平壤。在平壤，欢迎的场面更加盛大，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者中以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
八月十五日，平壤各界举行庆祝朝鲜解放十周年的盛大集会。金日成首相在大会上做了报告。朱德也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怀着兄弟般的友爱和敬意。中国人民象珍贵自己的胜利成果一样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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