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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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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际豕と舜砘∫抵鳌ＳΩ弥甘靖鞯兀菀欢ǖ谋曜迹实本勒！保�48）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还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二月三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他在总结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祝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祝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还根据他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49）朱德在发言中还总结了生产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这几年出了歪风，但生产积极性、工作积极性还应该保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应该搞。问题是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这样积极性就会更高。干了一件事再干一件，不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强迫命令，惩办主义。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搞。
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50）为了将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及时贯彻下去，进一步执行调整方针，更好地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启程赴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地视察。他在视察中，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耐心地向当地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朱德在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话时指出：要搞东西，搞家务，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手工业由全国包起来吃亏不校平均分配制度，再过二十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51）视察浙江和江西两省后，朱德在三月三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群众感到满意的是：第一，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把生产队划小；第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四，允许种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第五，停办公共食堂。又说：群众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等，不仅不影响集体生产，而且是集体生产必不可少的补充。（52）朱德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方在恢复供销合作社时，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混淆了。他回京后，在四月十六日写情给周恩来，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信中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分工，不是在售货种类方面的分工，而是在所有制方面的分工，即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两者应平等互惠地做生意，依照合同和规章办事，实行经济核算，彼此不能混淆。又说：我国地广人众，尤其山区交通很不方便，只靠国营商业是不行的。
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减轻国家负担，国营商业也才能办得更好。（53）五月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八日，朱德在小组会上针对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说：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
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农业）和副业两不误。“农民的衣、食、注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54）会后，朱德从五月十五日起，又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三省视察。五月二十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陕西、四川集市上的饭铺都没有了，农民赶场买不到饭吃，感到很不方便。可以允许私人或供销杜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这样既能养活一部分人，又方便群众。陕西省的煤炭企业现在普遍赔钱。大型企业亏本出售还可以由国家贴补，小煤窑长期赔下去就无法再维持生产了。而小煤窑的生产在解决当地民用煤方面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煤炭调拔价格可以不变，但是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这样做，群众也不会有太大意见。否则，这些小煤窑赔垮了，当地群众在烧的方面将会更加困难。（55）朱德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曾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五月二十六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十六两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56）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思考过许多问题。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说：第一，全国在统一政策下，具体作法要因地制宜。各地可以有细则，有区别，不能强求一律。如所有制、责任制、经营管理等，各地可以有所不同。
第二，当前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要提意见，不要怕说右了。第三，今后建筑部门可以出国，搞劳务出口。第四，商业部门完全统一有问题。粮食部门要有利润，不能赔钱。第五，集体副业与家庭副业要同时并举，有许多事情要靠家庭而不是靠社会去解决。第六，要鼓励农民开荒，可以规定几年不征税。（57）八月，朱德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指出：第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好地解决。个人没有注没有吃、没有家，集体如何巩固？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反之，家庭生产发展起来，生活改善了，集体才会巩固。第二，“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第三，要发展机关生产，不能因为有贪污分子而把机关生产一笔勾销。对贪污分子要以法惩办。第四，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既然开放，就必然有两个市场，两种价格。
（58）
九月六日，朱德看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应该迅速恢复供销社渠道，这是促进生产和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二，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第三，要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抽调一批好的党员干部充实和加强商业系统。第四，要注意调整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长远来看，应该按照价值规律，逐步缩小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在当前，应注意调整价格中可能产生的更加扩大的差距。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应逐步解决粮价倒挂、粮棉差价和工业亏损等问题，建立各种价格合理的比例关系。（59）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据。会议把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会议仍决定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毛泽东也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九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说，由于我们在工业上贯彻了“八字方针”，在农业上贯彻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国内形势已大力好转。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农民是很高兴的。“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60）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二月的将近两个月里，先后视察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二个盛市、自治区，看了不少工厂、农尝矿区和人民公社，听取各级党政负责人汇报，对经济工作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在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你们要多搞出口产品。”“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61）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对上海市商业局、外贸局负责人说：国营商业与基层供销社是买卖关系，不能平调。要使基层社有利可图。不办好基层供销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而且居住分散，只靠国营商业统不了。要通过基层供销社与广大消费者发生关系。（62）一九六三年一月，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视察，考察了琼崖县的集市贸易，向当地负责人说：对集市贸易应该加强领导，不可硬反。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反不得。（63）陪同他视察的海南军分区副政委陈青山回忆说：“车过嘉积市（琼海县城），他叫停车。我请他到县委休息一下，但他不休息，叫下车。一下车，他就转入集市中去看了，我只好跟着。他逐一问价格，菜多少钱一斤？鱼、肉多少钱一斤？原来他是就地调查研究。他向群众打听，我在旁边为他翻译。快离开集市的时候，他被群众认出来了，都说：朱总司令来啦！围上好些人。我有点着急，请他快走出集市。他说：‘不要紧，别这么紧张嘛！’后来慢慢走出集市，上车继续前行。海南很穷，嘉积是当时比较富的地方了，朱总看了很高兴。”（64）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又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强调：海南岛一定要以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为主，因为全国只有这一个地方最适宜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65）在河南时，他对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说：煤炭的价格问题要解决，不能长期亏本，长期亏本就不能发展生产。（66）一月三十日，朱德在广西对桂林市的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一定要摆好，只顾那一头都不行。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育国家、集体的发展。他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成社会主义？”（67）朱德回北京后，在三月二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报告，对今后如何办好供销社和开发海南岛的问题，再次提出建议：目前应加强基层供销社的工作，通过社员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等活动，恢复以往那种民主管理、群众办社的优良传统，使供错社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供销社。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从战略和长远规划上来看，海南岛必须做到粮食自给，但从目前开发阶段来看，国家必须在粮食、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援。要动员生产队以及社员个人广泛地种植热带经济作物。（68）朱德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在三月十六日前往陕西、四川两省视察。他在听取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9）三月二十一日，朱德到了四川省剑阁县的剑门镇，顺着赶场的人流漫步街头，对集市贸易进行现场调查。三十日，他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杨超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朱德插话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你们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计划。要发展多种经营，畜牧业要大发展，以便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70）四月十三日，“朱德在重庆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谈话时指出：对私商单纯取缔不行，在边远山区还需要私人贩运。公家办不了，办了也要赔钱，如向山区挑盐就是这样。（71）朱德回到成都后，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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