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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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捏造的，就是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摇旗呐喊。”（25）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诸就是个大成绩。”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26）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大上，尽管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阻挠，由于毛泽东的表态，朱德等还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就在九大开幕前夕，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在九大后开始全国性的备战工作，并决定：十月二十日前，将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广州；陈云去南昌；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后去郑州）；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去长沙？？十月十八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紧急传达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康克清回忆说：“战备手令下达后，朱总对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27）十月二十日中午，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常随后，住进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宾馆，在这里居住了九个月。　
　　在广东的这些日子里，朱德的生活虽然清静，却受到种种限制和冷遇。　
　　平时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连去一次广州市区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到工厂、农村去看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多次在会议上攻击朱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　
　　一九七○年七月，朱德接到通知：准备参加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他离开广东返回北京，住进西郊万寿路的“新六所”，没有回到他居住了二十年的中南海。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突然袭击，准备夺取更多权力。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在这次突然袭击中打头阵的陈伯达。　
　　庐山会议后，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一伙的权势。林彪一伙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因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仓惶乘飞机出逃，终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集团失败后，朱德的心境舒畅多了。他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在军委直属组说：我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28）他仍十分关心生产，随着处境的好转，又能到工厂、农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并且恢复了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外国友人的活动。　
　　一九七三年八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者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29）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30）尽管毛泽东这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当局恩来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时，毛泽东又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因而又错误地支持江青一伙把林彪集团的性质定为极右而不是极“左”，使周恩来等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努力归于夭折。江青等乘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等。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以“批林批孔”为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指名地进行攻击。　
　　康克清参加了这次大会，她回忆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向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31）事隔两年多，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发展到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康克清乘车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她后来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音量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朱总对形势分析的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噢，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32）这年八月，八十八岁的朱德来到秦皇岛海军基地，在接见舰艇指战员时，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党的老干部是宝贝呀？？我们做的事情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33）这年，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了七年半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走出监狱，便来看望朱德。朱德对他说：“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34）这次谈话，正是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夜。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朱德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久，他又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他在七三年也曾多次写过这一内容的条幅。”（35）在这以后到他逝世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单单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到四十多次。　
　　四届人大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九个月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朱德是十分欣慰的，他称赞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36）原辽宁省委书记周桓回忆说：“一九七五年底，我去看望总司令，他对我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接着，他又谈到，要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嘛？！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产党。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胜利。”（37）然而，整顿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同时，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正是在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全国人民顿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未一趟。’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五时五十分，朱老总到了，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八十九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六时十五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38）周恩来这样快地去世，是朱德怎么样也想不到，也难以相信的。她的女儿朱敏在第二年回忆道：“去年元旦，我父亲病刚好一些，就出了院。他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总理逝世时，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　
　　那天下午，他正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妈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他听了后，连这也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敬爱的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八时，当他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我是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