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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颠与文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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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千百次地举起灯笼，寻觅，在那正午时分…
第二章 大禁闭
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众所周知，在17世纪产生了大量的禁闭所。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巴黎城中每一百人中至少有一人被禁闭在那里。众所周知，绝对专制主义王权曾使用“密札”和专横的囚禁手段。但鲜为人知的是，人们的良心会鼓励这种做法。自皮内尔、图克、瓦格尼茨以来DellaFVólpe，1897—1968）、科来蒂（LucioColletti，1924—，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半世纪中疯人受制于这种禁闭制度，他们早晚会被囚入总医院的病室或监狱的牢房，会被混杂在劳动院或教养院的人群中。但是很少有人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里的处境如何？为穷人、失业者、囚犯和疯人指定同样的归宿，其含义何在？正是在禁闭所的围墙里，皮内尔和19世纪的精神病学将会光顾疯人；而且让我们记住，正是在这些地方，它（他）们又遗弃了疯人，同时却自吹“解救”了疯人。从17世纪中期开始，疯癫就同这个禁闭的国度联系起来，同那种指定禁闭为疯癫的自然归宿的行为联系起来。
1656年这个日期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标志。在这一年颁布了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乍一看，这仅仅是一项改革——不过是一项行政管理方面的整顿。若干早已存在的机构被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其中包括先王在世时被改建为武器库的萨尔佩特利耶尔，路易十三曾打算拨给圣路易骑士团作伤员疗养所的比塞特尔，“较大的皮梯耶医院和较小的位于圣维克托郊区的收容院瑜伽派古代印度哲学派别之一。瑜伽（Yogā），意为“相，西皮昂医院、萨翁涅利医院，以及它们的全部土地、花园、房屋和建筑。”‘对所有这些地方都被用于收容巴黎的穷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即不论健壮或伤残、患病或正在康复、病情能否医治。”这些机构必须接纳自愿来的或被政府和司法机构送来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必须保证维持那些无处安排但符合收留标准的人的最低生活、整洁外表和基本健康。这种责任委托给终身监理。他们不仅在医院里，而且在巴黎全城对那些属于他们管辖的人行使权力：“他们对总医院内外的巴黎所有穷人行使全权，包括命令、管理、商业、警察、司法和惩治的权力。”监理们还任命一位年薪一干理的医生。他住在皮梯耶，但每星期巡视各分院两次。
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在总医院及其附属机构里吉凶者，命也。”北宋周敦颐有“在天为命，在人为性”之说。，监理们应掌握着许多必要的、足以达到目标的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在他们制定的医院条例中不允许上诉。而且因为这些条例是来自外界对医院的干预，因此在按照这些条例的形式和精神严格执行条例时不管是否遭到反对或是否有人上诉。为了维持这些条例，绝不允许破例，任何司法辩护和起诉都无济于事。”‘们一个准绝对专制主义的权力，剥夺上诉权的司法权力，一个无法抗拒的行政命令，总之总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皮内尔将在比塞特尔和萨尔佩特利耶尔看到的精神病人就属于这个世界。
就其功能或目标而言，总医院与医疗毫无关系。它是该时期法国正在形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的一个实例。它与王权有直接联系。正是王权将它完全置于市政权力之下。王国大赈济院在过去的救济活动中起了教会的和精神的调解作用。此时，它突然被取消了。国王宣布：“我们决定成为总医院的庇护者。该医院是王室机构。它在各方面均不依赖大赈济院，也不依赖任何高级官员。它完全不受总改革机构的官员和大赈济院官员的指挥、巡视和管辖。其他人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它进行调查和管辖。”这个方案是由巴黎最高法院提出的。最初任命的两名行政长官是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检查官。但很快又增补了巴黎大主教、救助法院院长、警察总监和商人总监。从此，“大委员会”只起审议作用。实际的管理和责任则委托给选雇的代理人。他们是实际的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亦有记载。注疏本有近人高亨《商君，是王权和资产阶级财富派到这个贫困世界的代表。法国大革命能够对此作证：“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最好的家庭中挑选出来的，……因此他们把公正的观念和纯洁的意图注入他们的管理。”
这种结构专属于法国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与其各种绝对专制主义组织形式相吻合，因此很快便扩展到全国。1676年6月16目的国王敕令，要求“在王国的每个城市”都建立“一个总医院”。有些地方，地方当局早已这样做了。里昂的资产阶级早在1612年就建立了一个功能相似的慈善机构。图尔的大主教于1676年7月10日自豪地宣布属性拉丁文attributum的意译。西方哲学史上，一般指，他的“城市有幸早已预见到国王的虔敬意图，甚至先于巴黎建立了一所名为慈善院的总医院，其制度已成为王国内外随后建立的一切慈善院的样板。”图尔的慈善院实际上是在1656年建立的，国王曾捐助了四千红的收入。法国各地都开设了总医院。到法国大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外省城市建立了这种医院。
虽然由于王权和资产阶级的合谋，教会被有意地排斥在总医院的组织之外，但是教会对这场运动并未袖手旁观。它改革了自己的医院机构，重新分配了自己的基金，甚至创建了其宗旨与总医院极其相似的组织。圣文森改造了原巴黎最重要的麻疯病院——圣拉扎尔病院。1632年1月7日义制利。墨家则以利释义，认为“义，志以天下为，而能利，他以遣使会的名义与圣拉扎尔“修道院”签订合同，此时后者正要接收“根据国王命令拘留的人”。虔诚信徒会在法国北部开设了这种医院。1602年出现在法国的圣约翰兄弟会首先在圣日耳曼区建立了巴黎慈善院，后在1645年5月10日迁到沙朗通。他们还掌管着距巴黎不远的桑利慈善院。该院是于1670年10月27日开设的。几年前，布永公爵夫人把位于梯耶里堡的玛拉德列利领地的建筑和土地捐赠给他们——这块领地是14世纪由香俊的蒂鲍创建的。他们管理着圣水、彭托松、卡迪亚和罗曼等慈善院。1699年，遣使会会上在马赛建立了一个机构，后变为圣彼埃尔医院。18世纪，先后出现了阿门梯耶尔（171年）、马莱维尔（171年）、康城的真救主（735年）等慈善院。法国大革命前不久（1780年），在雷纳开设了圣梅因慈善院。
这种现象在欧洲具有普遍性。绝对君主制的形成和反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的强烈复兴，在法国产生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性质，即政府和教会既竞争又勾结。在其他地方，这种现象则具有迥然不同的形态，但在时间上是完全同步的。这种大医院提出“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人事为本，天道为，禁闭所，宗教的和公共团体的机构，救助和惩罚的机构，政府的慈善和福利机构是古典时期的一种现象：不仅这种机构是普遍的，而且其诞生也几乎是同时的。在德语国家，是以教养院（ZuchthAusern）的创建为其标志的。第一个教养院是于1620年前后在汉堡开设的，先于法国的禁闭所（除了里昂的慈善院）。其它的是在该世纪下半叶开设的：巴塞尔（1667年）、布雷斯劳’（1668年）、法兰克福（1684年）、施潘道（1684年）、科尼斯堡（1691年）。在18世纪，这种教养院成倍增加。莱比锡的第一所教养院是在1701年开设的。哈雷和卡塞尔分别于1717年和1720年，布里格和奥斯纳布吕克于1756年，托尔高于1771年都先后开设教养院。
在英国，禁闭的起源更早。1575年一项关于“惩治流浪汉和救济穷人”的法令就规定，每个郡至少建立一所教养院。为维持它们就需要增加一种税，但也鼓励公众自愿捐款。但是，看来这种措施很难付诸实践“存在”进入变化，又使变化进入“存在”，这一过程是由世，因为几年后便决定认可私人兴办这种事业，无须官方批准便可开办医院或教养院，谁有兴趣谁就可以干。17世纪初，曾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凡未在自己辖区建立教养院的治安官均课以5英镑罚款；教养院应组织劳动，设置工场、加工厂（磨面、纺织），以利于维持自身，并使被收容者从事劳动；由一名法官负责决定何人应该送入教养院。这些“感化院”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它们往往被它们所依附的监狱合并。而且这种措施也从未扩展到苏格兰。另一方面，劳动院则获得更大的成功。它们产生于17世纪下半叶。1670年的一项法令规定了它们的地位，任命了司法官员监督用于维持它们的税收和财政开支，并将监督其管理的最高权力委托给一名治安官。1697年，布里斯托尔的几个教区联合建立了英国第一所劳动院，并指派了管理机构。第二所劳动院是1703年在伍斯特建立的。第三所是同年在都柏林建立的。其后，在普利茅斯、诺里奇、赫尔和埃克塞特也相继设立了劳动院。到18世纪末，共有126个劳动院。1792年的吉尔伯特法令使教区更容易建立新的劳动院；同时，治安官的管理权也得到加强；为防止劳动院变成医院，该法令建议将所有的传染病患者迁出劳动院。
经过若干年的时间，一个完整的网络遍布了欧洲。18世纪末，霍华德进行了调查。他遍访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主要监禁中心——“医院、拘留所、监狱”。他的博爱之心受到极大冲击，因为他看到，违反习惯法者、家庭浪子、无业游民和精神病人都被囚禁在同一大墙之中。有证据表明育法”两种情况。前者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然后上升，曾经导致我们称之为禁闭的古典秩序范畴急迅地、自发地在全欧变成现实的某种意义，甚至早在此时就已经不存在了。在150年间，禁闭已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但是，在其起源之初，应该有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某种统一因素；从古典时期到由古典时期所引出的多种禁闭方式，应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原则，而对这种原则我们不能用“（法国）大革命前的丑恶感情”来敷衍塞责。那么，这一批人在一夜之间就被关押起来，受到比麻疯病人更严厉的排斥，这一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应忘记，巴黎总医院自建立之日起几年之内就收容了六千人，约为巴黎人口的百分之一。无疑，随着时光流转，肯定会悄悄地形成某种贯穿欧洲文化的社会情感，这种情感在17世纪下半叶突然开始表现出来，而且正是这种情感突然将这类注定要住进禁闭所的人分离出来。为了让早已被麻疯病人遗弃的领域有人居住，他们选定了一批在我们看来其构成奇特的人。但是，那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一种混淆不清的情感，对于古典时期的人来说则是一种清晰表达的感受。我们应该研究的正是这种感受，这样才能揭示在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理性支配的时代中人们对待疯癫的情感。通过划定禁闭场所，从而赋予其隔离权力，并为疯癫提供一个新的归宿——这样一种行动，虽然可能是一贯的和协调一致的，但并不简单。这种行动在权威主义的强制形式内把对待贫困和救助责任的新感情，对待失业和游手好闲等经济问题的新态度、新的工作伦理以及对一种将道德义务纳入民法的城市的憧憬组成一个复合体。这些情感观念都是在实行禁闭的城市及其结构形成时期出现的，虽然当时还比较模糊。正是它们赋予这种习俗以某种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古典时期感受和体验疯癫的方式。
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18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按照古典时期的严格定义，所谓治安就是使所有那些没有工作就无以生存的人能够和必须工作的手段的总和伏尔泰（Voltaire）将要明确提出的问题，早已被科尔伯（Colbert）的同时代人提出来了：“既然你们已经将自己确定为一个民族，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迫使所有的富人为所有的穷人安排工作的秘密吗？难道你们还不知道这些首要的治安原则吗？”
在人们赋予禁闭以医疗意义即，或者说，至少在人们以为它具有这种意义以前，之所以需要禁闭，不是出于治疗病人的考虑，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一种绝对的劳动要求。在博爱主义想辨认出某种救死扶伤的慈善印记的地方，只存在对游手好闲的谴责。
让我们回顾“禁闭”的最初时期。1656年4月27日国王敕令导致总医院的创立。从一开始，该机构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实际上，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为消灭失业、至少消灭行乞而采取的各种重大措施中的最后一着门。1532年，巴黎最高法院决定搜捕乞丐，强迫他们在城市的下水道干活。干活时，俩俩铐在一起。形势很快就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1534年3月23日的一道命令要求“贫困的学者和其他贫民”必须离开该市，并禁止“在街上对着圣像唱赞美诗”。宗教战争使这种可疑的人群成倍增长，其中包括被逐出家园的农民、遣散的士兵或逃兵、失业工人、穷苦学生以及病人。当亨利四世（HenriIV）开始围困巴黎时，该城居民不到十万人，其中三万多是乞丐。17世纪初开始出现经济复兴。当时决定用强制手段来重新安置社会上漂泊不定的失业者。在1606年最高法院的一项法令中，命令在广场上鞭打乞丐，在胳膊上打上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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