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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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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深刻的了解……而今日的情形，则和当时大不相同。今天讨论文化问题的先生们……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具有高度的认识。
他所用的“高度”和“成就”是些什么？以什么为指涉点（pointofreference）？简直令人莫测高深！对学问思想的评价和说应酬话，总须有个分际吧！况且，在连用“高度”榆扬之后，他又提醒“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还有一种“活的中国文化”也是可以宣扬的：
许多在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对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似乎还没有予以适当的注意和研究，那就是实际生活在每一个中国人里面的“活的中国文化”。
所谓“活的中国文化”，徐先生“特别举出三种现象”，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个现象”，此现象是：
中国有很多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在行为生活上，却能有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
而此“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贞节牌坊式的国粹居然也被他列入了，这真教人吃惊了：
至于目不识丁的匹妇弱女，以“节妇”或“烈女”，盖“牌坊”，作“列传”，名垂不朽者，更是西洋文化里从来没有的事情。（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种最野蛮的民族也玩不出来的可耻把戏，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出于最片面的贞操观念的表现，居然还被徐先生列为“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了！徐道邻眼里的“花柳病”
徐先生既为传统派做嫁衣裳，看到抨击传统派的文字，自然不顺眼。于是他转过头来，决定打趣“李先生”一下，他说：
李先生说，想要占有一个美人，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句话不错。但是，如果她的“缺点”是一种花柳病，那我们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因为那是我们可以“预防”的，何况她还“要求”我们预防呢。
看了这段话，我真要套徐先生的话而说他“弄拧”了我的意思了。在原文里，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
我每用“缺点”两字，都加上括号，表示这词有点特殊意义，不可以乱肯定的。徐先生既同意我“这句话不错”，却又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态度上的模棱是很明显的。模棱的原因，是因为他痛感于这美人有“花柳病”。
我的答复是，即使这美人有“花柳病”，一齐“占有”又何妨？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何必因小失大呢？徐先生大概忘了我的本意了，我曾说：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
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千的。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说，难道为了怕“花柳病”，就不同这美人“成其好事”了吗？这不太懦夫了吗？太不罗曼蒂克了吗？在美人面前，我们要有“卖油郎”的精神：只要“花魁女”能使咱们生气蓬勃，她有点“花柳病”，又算得了什么？
何况，这美人即使有“花柳病”，也不会…要求’我们预防”
的。徐先生这话表示他不懂女人心理。徐先生该再仔细看看那本库普林（AlexanderLvanovichKuprin）的“亚玛”（Yama），看看那位有了性病的女孩儿怎样对付她那心上的小冤家——
她绝不会“要求”的！咱们也无从‘预防”起。女人的“缺点”永远是神秘的，绝不是徐先生和我所能假定的。
还有，这美人如果真有“花柳病”，她一定偷偷请教西化派的医学博士，绝不会找传统派的中医，更不会找什么超越派的密医。我们江湖郎中的救美计划是休想染指的！徐道邻的新保守主义
我们的大病在于不承认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弱点在缺少生气蓬勃的酵素，就好像“卖油郎”缺少了“花魁女”。今天我们最该承认的，莫过于承认我们需要“花魁女”。肯定了这个大前提，其他一切都是余事！
面对这美人，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而不是“保守眼光”。徐先生在“论守旧和革新”中，曾告诉我们：
不拿保守眼光的巨盾来掩护自己、欺骗自己，就必须忍受承认弱，点的烦恼，和使出急起直追的力量。这种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一般普通人哪里能拿出来这种勇气和毅力？
这是多么明智的论断！承认我们的“弱点”是需要”花魁女”。
也许会使黄帝子孙有点难为情，有点“烦恼”。可是除了“急起直追”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寻找生气蓬勃的酵素？这美人和她的“缺点”来了，也许暂时“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可是又有什么两全的法子？美人还在金屋外面，我们有什么“预防”的办法？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是先“占有”她和她的“缺点”再说，我们还不配谈“预防”！还没有工夫谈“预防”！
不幸的是，“论守旧和革新”的作者本人，却和“一般普通人”一样的缺乏“这种勇气和毅力”。他本人的“保守眼光”为他自己做了“巨盾”，也为一切保守主义者做了“巨盾”。当然啦，以他的聪明和灵巧，他是不会不骑一骑墙的。所以他一行文，便露骑墙的痕迹。例如他会说：
根据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再加上我们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等等新的观点，对于想从中国一堆古书中研究出一种救世新药——不但要救中国人，并且要救全世界的人——的一种努力，我们至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事实的和理论的根据，使我们可以抱有过分乐观的信心。
但他同时也会说：
从社会学、人类学的立场看，我十分感觉着我们有把中国旧有的伦理思考从速的予以新颖化、予以通俗化的迫切需要。（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是何等矛盾！
在另一方面，他会说：
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形态。而中国的衣村经济，则因为受了地理的限制，一直是一个匮乏的经济（economyofscarcity）。因之这个社会，也就很自然的接受了强调“知足、安分、克己”等等价值观念（亦即“礼”的精神）的儒家哲学。（《法律概念的形成》）
但他同时又在工业社会里宣传：
以生态学（ecology）的眼光来看，这一种处世哲学，不能说是完全要不得。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度过了许多异族统治的灾难，接受了许多不同的外来的思想潮流，然而却始终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和谐的文化系统和统一民族，这一个传统的处世的哲学和精神，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其伟大和健壮。（《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又是何等矛盾！
根据我上面的指陈，可证明徐先生实在是一位”新”的保守主义者。他处处为传统派婉转陈辞，又怕别人“误会”他是传统派。所以一当我点出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他便赶忙来更正，用“拘泥于字面的解释”（literaiinterpretation，参看徐道邻《语意学概要》页三，一九五六友联版）来掩藏他的“原意”。这种骑墙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对纯知识缺乏一点儿“心智真诚”。
徐先生的这类言论，何以弄得依违两可呢？这里含藏着一个有关治学及求真的重大问题。学问上的结论有时虽合真理，但不合一时一地若干势力人物的情感趋向。碰到这种情形、学人怎样办呢？这就是考验学人的学格高下的重要关头。
把”心智真诚”当做第一个考虑标准的学人，在这种关头，常常表现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大风范。然而，在此时此地，许多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则是“看风使舵”。因此，他们的言论，不是做权威的注脚，便是两边讨好。难怪在此时此地，真理竟像消失在浓雾中的太阳，简直看不清楚了！胡秋原的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
给徐先生诊断完了，现在让我给胡先生看看病。
无论如何，胡先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我说他很“辛苦”，因为他以抱病之身，不知善自珍摄，反倒跳起来，指摘医生有病，敦劝“李敖必须留心自己的身体”，因为“李敖君的病，可严重极了”！
站在百病丛生的立场，还这样向医生上条陈，不是太“辛苦”了吗？
研究这病人所以不肯宁静的原因，实在不是难事，看看他的心理状态就知道了：
胡先生今年五十三岁，比李敖“这位年青（该是“轻”）人”
的年纪正好多一了倍。胡先生说他对文化问题的“注意和研究”，“凡四十年”。换句话说，他从十三岁就开始准备“超越前进”了！因为胡先生骂我缺少“学问的良心”，所以我不敢怀疑他说谎，我只好说他“早熟”得可怕！
胡先生“超越前进”、“凡四十年”，他认为“人生之意义，即在创造文化”。按说他该“创造”了一点“新文化”给我们示范了，可是他却没有。他的著作，据他自己列表，有五十七种，（据（少作收残集）上卷。其中好像有一本《唯物史观艺术论》神州国光版的书名，被他有意“矮小化”了！）可谓著作等身。
但他在“新文化之创造”上，在明眼人看来，显然还陷在泥潭里，还在用传统派的花鼓，表演他的“击鼓骂曹”！这就是他“人生的意义”！
我说胡先生在“骂”，胡先生也许不服。因为胡先生曾“自信…‘不至于使用有辱学术二字，以及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
但在他的长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术”与“君子标准的词令”，诸如：“丢脸”、“故做哀鸣”、“骷髅姿态”、“不堪承教”、“庸妄”、“痴狂”、“死心眼”、“私蔽”、“更冷血的自卑狂”、“寄生者”、“猪先生”、“文明戏”、“痴人”、“文化废人”、“败家子”、“黑人意象”、“荒谬”、“不像样”、“不中用”、“乌贼”、“东拉西扯”、“嘻笑怒骂”、“维辛斯基口气”、“大谩骂家”、“骂人病”、“真正不识字”、“将鸡毛当令箭”、“绝顶荒唐”、“不堪心理”、“信口开河”、“最低级”、“小军阀”、“势力主义”、“臭骂”……
“这些不清洁的字样”，就是劝人“切不可谩骂”的胡先生的“手枪走火”。如果这不辱“学术”二字，如果这就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那我李敖一定也可以装做学者和君子了！
（最妙的，胡先生说我写“病菌”两个字是“谩骂”，而他却用“毒菌”两个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君子标准”？）
现在一般浅人看文章，冥冥中总拿个什么“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来量，一发现文章中有点不合他的“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的语汇，他便立刻缩回他那满是“价值染色名词”
（value－tingedterms）的壳里，再也不能认真去了解那篇文章的意义了！这种“因词拒意”的自我防卫作用，除了护短以外，还会有什么好的收获？
有些所谓“学者”与“君子”，他们看准了这些浅人的口味，所以写起文章来，必不“轻薄”、必不“讽刺”、必“严正”必“学术化”、必“君子风度”……文章印出来，满纸“忧国忧民”、“义正词严”，于是顽夫廉焉，懦夫有立志焉，浅人乃谓之“学者…‘君子”焉！
其实这种文章，只是披着“学术”的外套，里面的芜杂与老调很少纯知识和新知识可言；至于用字之委琐，遗词之窝囊，施之于高等考试则可，施之于扫荡伪君子则万万不能！但在咱们“泛道德主义”的社会里，浅人们却说这种文章是“学术讨论”！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
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固似非“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上吧！
现在，在胡先生“教训”我的大文章里，我不但看到了大量的。‘不清洁的字样”，以及充满了老气横秋的“学术水准”。根据这水准，他在自吹自擂方面，用了“我敢说”一词两次，“颇自信”两次，“我自信”七次，以及倚老卖老的口吻（如“我素来知道”，“我不费力的”、“最精采的”）四十三次；在教训青年方面，胡先生用了“年轻”一词两次，“年青”（别字！）四次，“青年”四十六次。
这些洋洋大观的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部被埋藏在胡先生洋洋大观的冗长文章里。没练过气功的人们很难看得出来，他们只好抱着《文星》瞎捧说：“胡秋原真有学问呀！胡秋原真是长者呀！”胡秋原的“自相矛盾”
现在让我们擦擦眼镜，看看这一位“长者”的“学问”。
他一开头就说：“我素来知道胡（适）先生的意见。”对他（胡秋原），我正好也要借用这句话。一个人的“意见”，在他同一篇文章里，起码该有“互为主观的可检证性”（intersubjectivetestability）。可是胡先生的长篇大论，却很少禁得住检证，因为它们矛盾百出！所以我只好把胡先生那些“意见”来碰碰1。〔矛〕“我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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