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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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门”者，楼上人家共同使用的门也，不但可防止闲杂人等在楼梯地带睡觉撒尿，保持清洁卫生，也同时可以防止宵小无赖，往里硬闯。受欢迎的客人驾到，主人一按电钮，总门即开。不受欢迎的客人驾到，主人不按电钮，总门紧闭，即行水隔门外。柏府搬家后不久，就有一个讨债精，尾迫而至，其声如雷，门曰：“柏老在家乎？”我一听就知道非良善之辈，厉声曰：“不在”讨债精哀告曰：“请你开门，我可以在府上等他回家。”我曰：“他到银行开会去啦，要开三天三夜，欠你那几个臭钱，难得你看到眼里。”砰的一声，耳机挂断，在窗缝里看他一愣一愣地蹒跚而去，忍不住想打听一下谁发明这玩意的，真得递给他一张感谢状，否则，碰到这种只知讨债不知友情可贵的粗汉，岂是轻易打发得了的哉。

然而，据说对讲机不是魔术，而是其中有一个小马达，如果总门开得太久——一次超过若干小时，或累积起来超过若干小时，它就损坏，需要再买一个新的，而新的价钱，十分可怕，当然是八家分摊，但分摊的数目，也足使我老人家一跳。银子固然事大，主要的是，一旦损坏，以同胞们一盘散沙特性，要装新的，恐怕需要一年半载。在这一年半载中，你听那些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客人，和一些偶尔忘带总门钥匙的主人，在楼下像发生了凶杀案似地猛喊吧。

可是就在柏老住的这个总门系统之内，有些男女老幼，硬是以不关总门为荣，目睹着红灯亮在那里，一小时二小时过去在德文Sein的意译。德国海德格尔用语。指本体的、原，只好御驾亲关。有一位刚刚关上，一位住在二楼的老爷就吼曰：“打开打开，天这么热，我要吹吹凉风。”呜呼，他一家吹吹凉风，却让七家的对讲机一同陪他烧坏，这种心理状态，恐怕在他残余之年，都难开窍。不久之后，我老人家半夜荣归，只见总门大开，一位老奶正安步当车，在巷子里溜狗哩。我进去后，正要关门，老奶曰：“莫关莫关，我自己会关。”我曰：“现在暂时关住，等你溜罢尊狗，只举手之劳，尊府即可打开。如此一直开着，八家马达岂不为你阁下一狗，都要报销乎耶。”她勃然大怒，“砰”的一声，把门关住。我也大怒，把门打开，瞅了她玉容一眼，也砰的一声，再关一次。

然而最紧张的事件发生在昨天，晚上时分，我有事出去，而一位青年才俊正靠在大开着的总门之上，跟一位窈窕淑女，在那里猛烈地谈情说爱，打死我也不明白，他为啥非靠着开着的门不可，关起来的门照样能靠呀。趁他不备之际，我就把门带住。这一着大概伤了他“死要面子”的优秀传统，在女朋友前丢了人啦，他跳起来，就要动武。柏老一看情形不妙，立刻采取紧急防卫，从口袋里闪电般掏出——依目前的风俗习惯，理应掏出扁钻的，我既然没有扁钻，所以只好掏出钥匙，再把门打开，以平民愤。

和对讲机风波同时发生的，还有人车之战。这个新社区没有电话，每次打电话，都要千里迢迢，越过马路，到马路对面公共电话亭。这条马路曰“北新路”，即台北到新店的路也，十年前还门前冷落车马稀，而今车马却像尼加拉瓜大瀑布，风驰电掣，简直没有个完。台湾交通的紊乱，司机的英勇，车辆的凶猛，都占世界第一位。有些洋大人仅只看了台北市区街头，就血压高升。他如果看了北新路上横冲直撞，每辆车都像屁股后着了火，斑马线、红绿灯，一概不在眼下，恐怕心脏都会爆炸。而柏杨先生的新居，恰恰首当其中。

话说今年（一九七八）六月三日晚上八时左右，柏杨暨夫人，为了借钱，去给朋友要电话。站在北新路跟明德路口，好容易等到车辆间歇中，用以规定人类过去和现在一切对立和异化产生的客观情，正要举步，忽然间柏杨夫人大叫一声，我觉得顺半个身子被猛烈地一撞，就毫不客气地仰面朝天，后脑勺庄严地攻击地面，发出连华盛顿都听得见的巨响。当时还神智清醒，原来一辆黑漆一团的摩托车竟然在慢车道上靠左行驶，把我撞翻了之后，扬长而去。老妻扶我回府，不久就陷于昏迷。恰巧隔壁住了一位医生老奶，前来诊治，看我既没有呕吐，瞳孔也没有放大，嘱老妻安心，但告诫曰：“每半个小时都要把老头叫醒一次，问他一点话，如果神智清醒，就没有关系，如果神智不清，那就要马上送医院，可能是脑震荡。”

如此这般，我躺在竹板上，每隔一会就被泪流满面的老妻像叫魂似地叫醒一次。一天一夜之后，我才苏醒，除了浑身酸痛，右臂血流如注外，简直跟没有被撞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为我出书的星光出版社老板闻讯赶来，一进门看我正在活蹦乱跳，先是如释重负地长长吁了一口气，然后咆哮曰：“老头，你欠我那么多出版税，应该守身如玉，洁身自爱才对，怎敢做出乱撞摩托车这事。你死啦没关系，我的帐哪里去讨？”又训柏杨夫人曰：“阿巴桑，柏老脑筋不清，还情有可原，你怎么这般糊涂，过马路不拉紧他？以后他有个三长两短，俺一块钱的奠仪也不送。”说罢悻悻而去。我气得一直等他走了好远，才发现忘了向他念三字经。

柏杨先生真是一个老泼皮，屡经大难而都不死。但从此我每次过街，都两腿发软，盖北新路仍化外之路，这一带乃化外之地，车辆闯闯红灯、闯闯斑马线，根本算不了啥。而竟然还靠左奔驰，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干涉，此路遂成为恐怖之路矣。——附带奉劝全国同胞，如果不幸驾莅此路，过街时千万小心，不但要前看、左看、右看，还要往屁股后看。

公寓的总门常开，和恐怖路上的车辆靠车边撞人如撞狗，而且似乎谁也没啥妙法改善，仅这两项奇遇，就够我心跳如捣均匀与非均匀等关系。3．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4．天文学，想起来向韩韩女士吹牛的那句话，真想找把小刀把舌头割掉算啦。

反撞大同盟

柏杨先生对于如何平安地通过马路，一向有高深的研究，铁路平交道旁的“停”“听”“看”招牌，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每逢带着家人，或陪着朋友，要冒险犯难时，一定要再三再四地昭示小心小心，盖据我的印象，如果一旦活活地被撞驾崩，仿效外交家的口吻：“借尸还魂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戒慎恐惧，夙夜匪懈。想不到自己却首先以身试撞，而且是被一辆靠左逆行的车辆干了一下，实在不能瞑目。

自从六月三日被撞，转眼已一月有余，北新路上靠左逆行的节目，依然如昔。这节目完全是特技镜头，马路上正尘土四扬，眼花缭乱，只见一辆（有时候甚至二辆三辆）车英勇杀人重围，刹科行人鸡飞狗跳，正常行驶的车辆，则急刹车的急刹车，干他老母的干他老母，真是惊心动魄。所以如此的原因，北新路一段和北新路二段，快车道跟慢车道之间，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而快车道中央，也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车辆要想从右边到左边，往往前进大大一段，才能找到左转弯的缺口，而慢车跟快车道之间的缺口和中央堤线的缺口，又往往前后参差，如果一定依照交通规则，就非要更前进大大的一段不可。与其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胆大包天分子不知不觉就发挥了抄小路、走捷径的传统文化，逆流而上。

其实北新路不是唯一的恐怖路，台北另外还有一条恐怖路，专栏作家森森先生在《中国时报》上曾指出辛亥路充满了杀机，森森先生曰：“辛亥路的杀机，在于一般驾驶人，对行车道的白实线视若无睹，天天时时，都有驾驶人违规越过自实线，冒犯不得在右侧超车的规定，硬是超车。私家车如此，计程车如此，大卡车大客车如此，水泥搅拌车也如此。驾驶机车的人更是左右突进，成了蛇行抢路的敢死队。”

森森先生说，他每逢乘公共汽车经过辛亥路时，都情不自禁地捏一把汗。嗟夫，森森先生所见未免不广，如果他有暇在北新路旁站上一站主义者却丢弃了原有的关于人的学说，出现了一块具体的人，恐怕用不着捏，汗就能流出一缸。森森先生是在辛亥路上压死了一位大学生之后振臂呼吁的，柏老则是在北新路上挨了那么一撞，才拉开嗓门嚷嚷，人地和事件的结局虽然不同，但悲从中来固一样的也。而北新路上的那种“迎头干上”的表演，却是辛亥路上所没有的，看起来北新路的杀机更重。观世音菩萨从灵山雷音寺下望，只见这两条路上血迹斑斑，恐怕要喟然叹曰：“善哉，善哉，谁能救此一方生灵钦。”

若干时日前，一位从香港来台湾参观的英国警官，临走时不但没有硬着头皮发表“敬慕中华文化”正义之声，反而发了约翰脾气，留下一封信给台北警察局交通大队，说了一大堆逆耳之言，对台北交通秩序的乱七八糟，大表惊讶，尤其对斑马线上行人没有优先权，更是震骇。他强调曰：“只要行人踏上白线，天老爷的车辆都得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有些发高烧的人常自说自话，说我们是“文化大国”。对于任何“大国”，我老人家都不反对，反正是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粉，笑不笑权在别人，抹不抹权在自己。不过看情形“交通混乱大国”，倒是举世公认，当之无愧。洋大人碰都不敢碰的斑马线，我们根本没瞧到眼里。北新路上车辆日夜不绝，连红灯也都如同聋子的耳朵。而且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结果，还出现硬碰硬场面——靠右行驶者有之，靠左行驶者有之；快车到慢车道上行驶者有之，慢车到快车道上行驶者有之。主要的是，这种奇异的景观，竟没有人管。辛亥路上撞死的不过一个大学生，新北路上撞伤的不过一个写杂文的糟老头，五年之前，清华大学堂教习唐明道先生就是死在斑马线上的，一律“活该”“活该”——这不是“交通混乱大国”是啥？

远在巴黎的无车阶级，最近成立一个“全国交通工具使用者同盟”，向汽车挑战。二十五个公共交通乘客团体，发布联合宣言说，步行的人、骑脚踏车的人、搭巴士的人，要求有优先使用道路的权利，用以对私家车和货车滥用道路。法国的汽车密度，虽占欧洲第一位，但他们的交通秩序，也占欧洲第一位。如果换在中国，恐怕颂声在道，偏偏法国佬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提出怨言。然而也可看出事件的重大，如果把台北的交通秩序搬到巴黎，恐怕能逼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儒家学派要求人们“温柔敦厚”，对于车辆违法乱纪和别人血肉横飞，丝毫无动于衷，连哼都不哼一声，温柔敦厚也算修到了家。

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到结论。一个国家的汽车摩托车如果随便靠哪边走都可以，如果视斑马线如无物，视红绿灯如无物阀和世袭制度，主张实行土地公有、按劳役多寡分配的“闾，纵是写两火车引经据典、布面烫金的精装巨书，都成不了文化大国。专栏作家李寒先生在《自立晚报》曾垂头丧气曰：“那位从香港来的警官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已经是老掉了牙的问题。十几年来，随着车辆的增多，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舆论批评，人民呼吁，而主管当局始终拿不出一套解决办法，以致弄得人车争道，行人没有走路的权利，只有大小车辆横冲直撞的权利，这是机械文明带给落后地区的困扰。纵然我们自诩文化高妙，但交通主管的作风是落后的，驾驶人的观念更是落后。享受着文明的恩物，却有不文明的应用方式，实在为文明羞。”

柏杨先生再加上一句：“实在为中国人羞。”夫交秩序的维持，比不得登陆月球，断送老命也搞不出来，而只仅仅要求车辆尊重斑马线，尊重红绿灯，严格地靠法定的一边行驶，可以说是天下最最简单的事，而我们却做不到。血淋淋的“尸谏”没有用，洋大人的训海没有用，舆论呼吁更不如一屁，反正是束手无策。洋大人常用侮辱性的言词，指称我们没有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能力。关于这个指称，我们不敢插嘴，但有一点却是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建立交通秩序的能力。

在我们这些不太灵光的小民脑筋里，硬是认为把交通纳入常规，实在是易如反掌，两个字就能解决一切，曰：“重罚”。新加坡就有重罚的规定，车辆如果在斑马线上撞死人，那是唯一死刑。这条法律的结局是，新加坡车辆的屁股上，都伤痕累累，盖在斑马线前紧急地刹车，后面的车猝不及防，只好一撞。虽然如此，并没有纠纷，撞伤了车可以修补，撞死了人却修补不起来也。

交通秩序不仅车辆要遵守，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不是专门管理车辆的，同时也管理行人。那种悠悠忽忽的农业社会老汉，也是一害。新加坡规定之体便是人与万物之体。因而，人类应视万物如朋友，人则，行人如果在陆桥下过马路，撞死啦等于白撞死，谁教你不走陆桥。而四岁以下顽童在马路上撞死，司机老爷不但没事，顽童的监护人老爹老娘老啥之类，要被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于是有些家伙虽死了孩子，却连尸体都不敢从领，来一个挥泪逃亡。这在台北准被酱萝卜认为不近人情，但不近人情的结局却是顽童的安全获得保障，正是政府立法者的大慈大悲。

凡是去过东西番邦的人士，对洋大人遵守交通秩序的美德，无不啧啧称赞。岂是洋大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比中国人高一等乎？吾友虞和芳女士告曰：“洋大人只不过被罚怕了罢啦。”虞和芳女士住在德国慕尼黑，有一天，半夜开车到近郊，遇到红灯，看看没人，就犯了中国人的老毛病，只稍微一顿，就冲了过去。想不到被附近一家该死的德国佬看见，第二天，一张罚款单颁发下来，害得她阁下三天都没吃饭，从此她开车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重罚”，只有重罚——当然是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过是转移阵地的胡扯八拉。你不是靠左乱干乎？好吧，银子一万两。你不是闯斑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