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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静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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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转，恐怕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挡。今年（一九七八）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新闻曰：
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组约州立大学校长约·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按“寄一封信”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是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廿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收到信时，信封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罗公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真不知道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乎哉？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H．Sun，根本没有洋名，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乎哉。如果只看信封，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乎哉。这还不说，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真不知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证改进，更不知哪里可改，啥地方可进也。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洋奴意识压力下，对“母国”的语文，不努力恶补，不但受不到尊重，恐怕简直寸步难行。更明显的一件事是，大人先生讲话，有无论是在讲台上、会议场上，或是朋友之间瞎聊，如果五分钟还没有夹一个英文字，柏杨先生就输你一块钱。这种汹涌的趋势，足使恶补兴隆——恶补理工、恶补英文，不要说法令挡不住，纵是天上打雷，也挡不住
自我牺牲
专栏作家域外人先生，我对他是十分佩服的，可是最近却有点不太佩服，原因是今年（一九七八）九月三日，他在《中国时报》上一篇大作《孝道与色情》，拜读之后，不禁急曰：“夫子于此少商量矣。”域外卜先生曰：
我有一点怀疑，是否孝道的传统现念，可能导致某些社会问题。中国传统讲究孝道，如果家庭贫困，父母不能维持这个家庭，子女就有责任牺牲自己，来维持家计和延续家族的存在，这是农业社会的习惯。今天台湾色情泛滥的问题，未始不是孝道观念所产生的反面影响。根据我个人小小的调查，许多女孩子沦入风尘，原如动机都是为了帮助家用，或因父亲经商失败，或因母亲患病，或因家庭筹不出弟妹学费，总之，是为了孝道。她们离家出走，通常是留下一封信，先投奔亲戚，找事无着，一急这下就掉入色情陷井。但因待遇不错，先还挣扎一阵，慢慢也就习惯了。后来越陷越深，帮助家用成为部分借口，虚荣心也越炽，就无法自拔，这是非常典型的规律。但如果在我们“二十四孝”的道德样板里不曾鼓励这种子女自我牺牲的精神，我怀疑有许多类的事件，是否可以避免。
当然，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十七八岁少女，我半不愿从事待遇低微而刻板的工作。家道中落时，她们也多半不愿再住在家里，面对牛衣对泣的父母。为了逃避这种心理压力用西方逻辑建立起来的一种东方哲学。代表作《善的研究》，离家出走成为解决的办法——至少这样，她们不必面对父母的愁容。而孝道的传统观念又给予她们一个解释自己行为的借口。所以这不全是孝道的错，但孝道的传统观念至少助长了这种做法。
要扑灭色情，最积极有效的方法，显然是禁止商人出入色情场所。消极方面，也许我们必须重新检讨孝道的现代社会的意义，至少自我牺牲式的孝道是不值得鼓励的。圆山饭店和其他各地不少民众活动中心，仍画着“二十四孝”故事，这些模式在今在已无多大意义，似乎可以取消。在教科书里，我们也不宜再强调牺牲式的孝道。
抄到这里，几乎把全文抄了一半，所以绝不是断章取义。
域外人先生认为“台湾色情泛滥，未始不是孝道观念所产生的反面影响”，把“色情”跟“孝道”结合成因果关系，似乎是搭错了线。色情泛滥的原因很多，但怎么拉也不可能拉上孝道。洋大人之国没有孝道这个名词，色情泛滥却比台湾厉害。夫孝道就是厚道，厚道就是自我牺牲，这是一种最高贵的情操。当我们的朋友倒了大霉，出了车祸，压断双腿，需输血时，我们应抱自我牺牲的精神，卷袖子，输血相救乎？或是在旁拍拍巴掌，假装没看见，一走了之乎？柏杨先生相信这两种人都有，不知域外人先生认为应该鼓励哪一种人。我想域外人先生肯定会卷袖而上，不会一走了之也。
对朋友尚肯自我牺牲，连血都送出大门，那么，眼看着老爹陷于绝境，眼看着老娘在病榻上呻吟呼喊，眼看着弟弟妹妹缴不上学费，瑟缩地躲在墙角，做女儿的又该如何才好？当她不得不放弃学业，远离膝下，战战兢兢，出外谋职时，这不是农业社会的习惯，而是爱心，而是天性。我们对这种女孩充满了怜悯和尊敬，嘲笑她这样做不应该，她又怎么做才应该耶？这时如果一位歌厅老板愿出十万元巨金雇她，而这十万元足可救娘亲一命，她应该穿上歌衫耶乎，抑或仍坚决地非上学到底不可，任凭娘亲呻吟喊到死耶乎。孝女的眼泪滴滴都是珍珠，孝女沦落后的眼泪，更滴滴都是血，不容我们轻视，更不容我们诬蔑也。
任何做坏事的家伙，都有他的借口。吾友汪精卫先生当了天下最大的汉奸，他的借口却是“救国”，我们不能因之认为救国助长了卖国，而把救国当作当汉奸的根源。风尘女郎即使用孝道作为借口，我们同样不能因之就把孝道斩草除根。台湾风尘圈老奶，包括欢场、娱乐场，以及歌星、影星、舞星等等各种之星，她们诚如域外人先生所说，大多数了因为家庭贫困，才走上那条看起来光芒四射，实际上却步步坎坷的道路。我们还没有听说正在念打狗脱的千金小姐，把书本一扔，登台大扭其杨柳细腰的。风尘圈是社会各行业中最黑暗的一种行业，如果不是家庭贫困的可怕压力，很少人——尤其是女孩子，能忍受下去。然而，据柏杨先生的观察，风尘圈也是孝女最多的行业。绝大多数女郎，在泪尽尊枯之后（尊枯者，自尊心枯竭也，这是一个悲惨的屈服），手里稍微有点血泪银子，第一件事差不多都是给爸爸妈妈买一栋或几栋楼房第二件事就是供弟弟妹妹上小中大各种学堂，甚至外洋学堂。她们不是用孝道做借口，而是对孝道的实践。这比有些高等知识分子，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功名前途，榨干全家，远走美利之坚，留下老爹老娘在台湾贫病交迫，哀哀无告，是哪种人可敬，哪种人可耻乎？是哪种行为值得鼓励，哪种行为值得谴责乎？
域外人先生责备：“十七岁少女，多半不愿从事待遇低微而刻板的工作”，所以一旦家庭贫困，就离家而去。呜呼，不愿干待遇低而刻板工作的，又岂止十七八岁的少女哉，又岂止家庭贫困的少女哉。恐怕大下所有的人——包括域外人先生和柏杨先生在内，都不愿从事待遇低而又刻板的工作也。只用来强调少女的特性，有欠公平。不过这些都是枝节，主要的是，任何崇高的道德行为，都含有自我牺牲的因素，删除了自我牺牲，固没有了孝道，也没有了厚道，而且没有了爱，道德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做父母的拒绝自我牺牲，幼婴势必死光。如果做朋友的拒绝自我牺牲，人际之间热必像沙粒一样冷漠。如果做夫妻的拒绝自我牺牲，世界上将没家庭。如果做国民的拒绝自我牺牲，恐怕根本没有国家。《圣经·哥林多前书》曰：“没有爱，什么都无价值。”而自我牺牲，即爱的能源。中国人最缺乏的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即使不鼓励，也不宜打击。对自我牺牲的任何人，尤其对自我牺牲的孝女，我们只有崇敬，何至忍心嘲弄也。
然而，柏杨先生却同意域外人先生取消“二十四孝”的卓见。
提起“二十四孝”，我去年（一九七七）就嚷嚷过，那是连白痴都骗不了的玩意——域外人先生高估了它的力量，一直到今在竟然还有人以为可以骗二十世纪的后生小子，脑筋不是浆糊是啥。其中最奇异的莫过于被称为虞舜帝的姚重华先生，儒家大亨为了捧他是第一等顶尖大孝，不惜狗血喷头（可不是狗头喷血），硬把他爹姚老头形容成一个狠心狗肺，整天只想害死亲生儿子的凶手，把他老弟姚象先生形容成一个杀兄奸嫂的畜生，这太超过现代人感情的和知识的领域。王祥先生更是一绝，老娘冬天想吃鲤鱼，偏河水结冰，他阁下就来一个三脱，光屁股躺到冰上，打算把冰融化，好下手捉鱼。如果冰薄，他还没躺下，咯吱咯吱而后忽咚一声——咯吱咯吱者，冰裂开也，忽咚一声者，掉下去也——他就活不了命。如果冰厚，承受得住七八十公斤，他阁下以三十七度的体温，去融化零下十度二十度三十度的厚冰，恐怕需要三千年。怕老建议不服气的读者老爷不妨去买个冰块握在手里试试，看你融化的进度如何。那简直比握一块火炭还要严重，如果你握了五分钟还能咬住银牙不哎哟，我就输你一块钱。柏杨先生就曾经隆重地坐过冰块，那不是刺骨的冷，而是刺骨的痛——眼泪都流不出来的痛，宁愿被绞死被剥皮，浑身抖成一团的痛。可是王祥先生却卧冰卧得十分舒服，不但舒服，而且真的把冰卧出一个窟隆，跳出一条倒霉的鲤鱼。至于郭巨先生，更是禽兽不如，嗟夫，虎毒尚不食子，而他阁下夫妇，却忍得下心肠，把怀中的亲生幼儿活埋，不但他妈的，简直狗娘养的。教大家都去效法他，这世界将成个啥。
“二十四孝”是酱缸文化的产物。僵化了的孝道，阻碍真正孝道的发展，那是历史上的污点，不是历史上的光荣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
《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甲先生和乙先生在道上相遇。乙先生曰：“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恭喜。”甲先生曰：“不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女儿。”乙先生曰：“也罢。”甲先生一肚子火，恰巧过来一顶轿子，四句臭汗淋漓的轿夫，抬着一个官太太。甲先生曰：“老哥，你瞧，四个‘恭喜’，抬着一位‘也罢’”！
中文系晨现代人们的观念中，似乎也有点“也罢”的滋味。美国哈佛大学一向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哈佛才算大学，别的大学不过小杂货铺，引起的反感可就大啦。有别的大学斯密斯先生和约翰先生焉，闲逛动物园，斯密斯先生指着一只企鹅曰：“它阁下一定是哈佛毕业生。”约翰大惊，斯密斯曰：“看它那种昂头阔步，目中无人的模样，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啥？”我们也可以反而套之，在目前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如果看起来精神不振，自顾形惭，用不着到测字摊算卦，就可以肯定他是中文系的。柏杨先生就常有这种奇遇，有一天，到朋友家串门，朋友的大学生儿子进来，我就问曰：“你念的是哪一系呀？”只见他面红耳赤，扭扭捏捏，我就赶紧往别的地方瞎扯，可是吾友没有柏杨先生这么聪明，不了解现代行情，催之曰：“告诉柏老呀。”小伙子只好硬着头皮答曰：“中文系。”声细如蚊，要不是柏杨先生耳朵奇尖，简直听不见。
中文系在大学堂各系中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们既是中国人，又说中国话，又写中国字，又读中国文，而中文系即马尾提豆腐——提不得，实在教人双目流泪。最近，台北自立晚报刊出陈媛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种种伤心。嗟夫，柏杨先生念北京大学堂文科时，文起九代之衰（本来是八代的，我又给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个使大家七嘴八舌，心惊肉跳的一代），还没出学堂哩，各衙门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书，就雪片飞来。连洋教习都承奉颜色，摆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地央求学生老爷，务请光临敝邦。想当年何等威风，如今落得“也罢”局面，竟然焦急得不知道“到何处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嘘也哉。
中文系现在这么狼狈，是残酷的事实，陈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学生老爷老奶们的心声，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会的心声。柏杨先生也早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念过中文系展，但绝不能认为人类是生产力机构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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