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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静思-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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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已矣，而就在此时，山兴国民小学堂才奉批准建立两栋校舍——真是妙不可言，一条人命一栋屋。但总算有了两栋，比继续淹死人要好。但我们仍要建议的是意识活动构造并给予对象的。科学只能服务于人生，对人而，我们应该在溪流上修一条桥，并且为两位死难的教师建立铜像，像美国人为在硫磺岛上竖国旗四勇士建立铜像一样。铜像应该是滚流中张箭先生绝望地用两只手拉着向下倾的郑玉瑛女士。至于到底怎么雕塑，自有雕塑大师做主。
死难的两位教习所显示的正是中国教习为教育而牺牲的精神，正是我们日夜所宣传、所盼望，以及中华民族前途所寄托的精神。这个尊严的铜像，将永垂不朽，永远振动心弦。我们还建议这铜像应建立在教育部门口。现在教育部门口汽车倒不少，上星期柏杨先生去教育部找一位官老爷就几乎被埋伏在花荫深处的汽车撞了个四脚朝天，我想那些玩艺只能代表教育部的官老爷很阔，不能代表中国的教育成功。有两位死难教习的铜像矗立在那里，一则可使官老爷抬头望明月，低头思责任；一则也让来宾（包括中国人和洋大人），对中国教习的爱心和责任心，留下深刻印象。那比弄一个锦旗献献，弄一个勋章纪念章挂挂，要意义深长得多也。
这建议不行的话（恐怕准不行，如果我是教育部长，那就准行啦），我就建议花莲县朋友，应该自己动手。死者有知，两位教习在天之灵，从云端下望，看见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天真面孔，听到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歌声，他们会围绕着他们的铜像，为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向上苍祈祷。
容我们再说一句，张箭先生和郑玉瑛女士，不管有没有铜像，你们是为教育、为孩子而牺牲。回想十月六日那一天，当芸芸众生在歌舞升平的时候点和不同点，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条件以，你们两位却涉着深到腰际的激流，前往学堂授课，使我们无地自容，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孩子
恶医、仁医
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职业道德，违反了这种职业道德，就是败类。在写作这个行业中，啥事都可以干，就是不能抄袭，一个伟大的作家，一旦被发现他偷了别人的文稿，他就伟大不起来啦。就以没本买卖这一行而言，盗亦有道，俘了三百两银子，就得你一百五，我一百五，多拿一文，名誉立刻扫地。如果把风的朋友看见了警察老爷，不先打暗号就脚底抹油，他在这一行里就别想站得住。
医生也有他的职业道德，那就是救命要紧。他必须把病人当人，如果存着江湖寨主捉住了仇家，“你可犯到俺手里啦”的心理，用对付仇家的手段对付病人，这种医生不但是他那行业的败类，也是社会的败类。我们可以从这种江湖寨主数目的多寡，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世界上有两种人，在人们心目中有尊严的地位，一种人是法官，另一种人是医生。关于法官，暂时按下不表，我们现在只说医生。盖一个可以终身不犯法，却不能终身不害病也。吾友张飞先生，“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何等英勇！曾向诸葛亮先生吹牛，说他天不怕，地不怕，死啦脖子上不过一个大疤。诸葛亮曰：“有一样你准怕。”当下写了一个字给他看，张飞先生看了之后，花容变色，盖诸葛先生写的是个“病”字焉。人一病啦，就不由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吾友关云长先生刮骨疗毒，那时候还没有麻醉剂，手术刀在他阁下臂骨上猛干，发出刺耳的响声，关云长先生却一面下棋，一面谈笑自若。以致医生老爷不得不叹曰：“将军真神人也。”这一点我可是五体投地，却不能效法，如果换了柏杨先生，看我杀猪一样地叫吧。不过，话得说回来，关云长先生如果不是箭伤，而是害了流行性重感冒，发烧兼昏迷，鼻涕兼咳嗽，恐怕他也得哼哼。
病人见了医生，就像孩子们见了爹娘，信徒们见了观音菩萨或耶酥基督。崇拜、尊敬，并且全心全意地信赖。把身体和生命，一齐交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深入探讨社会历史的各，任凭处置。医生老爷一句话就如同奉了圣旨。医生老爷一微笑，就如同吃了定心丸。人在患难的时候，最容易感恩，病人正是一只受伤了的哀鸿，仰望着医生，希望，也相信医生了解他，同情他，赐给他援救。
去年报上曾揭发过若干杏林怪事，“医院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医生老爷只认银子，不认人命。我们无以名之，名之日强盗型的恶医。今年似乎更新鲜，据国家科学委员会在一百四十六家工厂中调查，发现四百九十八名被诊断为盲肠炎因而开刀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九并不是盲肠炎。他们的办法很简单，只要你说肚子痛，他就下手割盲肠，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没有理由不相信，更没有理由拒绝，只好瞪大眼睛，看着病人被五花大绑。尤其新鲜的是台湾南部一位外科医生老爷，对女人的乳房特别有兴趣。他阁下的头脑比柏杨先生的还要灵活，先弄一个真正害有癌症的乳房，像祖宗一样地供奉在那里，每遇一个女病人，他就在祖宗乳房上割下一片，送到台大医院化验，然后把化验结果拿给女病人看：“怎么样，割不割由你”于是老奶只好露出美丽的胸脯，咔嚓一声，乳房落地。另一位私立医院的院长夫人，对女人的子宫，有奇癖焉，告诫她丈夫手下的医生曰：“多割子宫呀，多割子宫才能多收银子。”把一位年轻医生吓得卷起铺盖就跑。这种医生，可称这为屠夫型的恶医。
报上没有把这些屠宰医院和这些强盗屠夫的名字报导出来，我们也就无法趋吉避凶，谁都不敢保证哪一天不“犯到他手里”。柏杨先生想建议我们应该组织一个“誓死保卫盲肠、乳房、子宫大同盟”，为保卫我们的盲肠、乳房、子宫而奋战。一旦捉住真贼实据，也不必报官，盖他们财大势粗，告官恐怕搞不过他。我们就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也给他来一个开肠破肚，然后再用其他办法，加以表扬。表扬的方法之一，是在他家门口挂一个匾，曰：“恶医在此，诸神退位。”
恶医之恶，以及恶医之多，已对整个医生这个行业，构成严重的伤害。当美国经济大恐慌时，银行家成为憎恶的对象则非出一人之手，大抵完成于战国至汉初之际。强调万物之，闹出很多花样。现在台湾的医生老爷，似乎正在扮演这种角色，只要一提你是医生，周围的人立刻就刮目相待，心里嘀咕曰：“这家伙是啥型的？强盗型的乎？屠夫型的乎？”最近各寺庙的香火鼎盛，教堂里人潮汹涌，恐怕与这有关。信徒们第一求保佑不要害病，万一害了病，那就第二求啦，第二求是，万一害了病，千万别栽到恶医之手，管他是哪一型的，结局都会全军覆没。
然而，我们从不一棒子打落一船人，黑暗固然一团糟，但黑暗中仍有明灯。品格高尚，充满了爱心的仁医，同样如满天星斗，只不过“好名不出门，恶名传千里”罢啦，病人把恶医恨得咬牙之声，连玉皇大帝的耳朵都能震聋，可是病人对仁心圣手医生的感激泣涕，听到的却寥寥无几。吾友谈开元女士就有这么一个平凡的奇遇，她阁下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忽然高烧，找遍了医院，也看不出啥毛病，最后由朋友推荐，找到了沈彦大夫。这位大夫发现她有点不对劲，检查她的尊背，告诉她患了黄胆，如果再拖延一两天，可能变成急性肝炎，母子就要同时向阎王爷报到，要她立即住院。她请求沈彦大夫介绍一家医院，沈彦大夫曰：“宏恩医院太贵，你们夫妇是薪水阶级，不必去跟阔佬抢生产。主要的是你这病必须在医院住一个月左右才能好，住啥医院都是一样。”她请求住沈彦大夫自己开设的私人医院。如果换了恶医，这下子可是你自投罗网，可是沈彦先生曰：“你住我这里当然很好，但你身怀六甲，可能有并发症，我只是内科，临时会措手不及。我建议你住公立医院，一则省钱，二则万一发生变化，他们各科医生都有，可以会诊。”
谈开元夫妇逼着他非介绍一家医生不可，最后沈彦先生介绍给空军总医院当时的内科主任秦重华大夫。秦重华大夫千难万难地给她挤出一个床，细心诊断，一再亲切地告诫那个做丈夫的小子曰：“你太太怀孕又害病，内心充满恐慌，你可别乱跑，要从早到晚守在身边，患难之中，才见真情，听见了没有？”小子当然听见啦。则尤其感人的是，沈彦大夫还经常到空军总医院探望她，保证她不会生下畸形儿。当谈开元女士出院之后，她第一件事就是倾他们夫妇微薄的待遇，买了一副漂亮的床单，送给沈彦大夫。今天，她那个孩子已读小学堂啦，但她对沈彦大夫和秦重华大夫，仍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不过读者老爷已没有谈开元女士这种福气矣，沈彦大夫早去了美国。他去了美国不是台中东海大学堂校长为了绿卡去的，而是他竟得了砍杀尔。呜呼，天道无知，使仁人如此下场。
柏杨先生还有一位住在基隆的朋友沈建国先生，他的父亲害糖尿病，像足球一样，从这一个恶医踢到下一个恶医，而终于踢到了最后一站力，无法解释自然现象，而对自然现象神秘化、人格化，产，惨死在竹东啥民医院，留下来一个寡妻和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沈建国就是他的次男。全部家产只有五万元，路已经走到尽头，当五万元用尽之日，也就是全家饿死之时。而尤其糟的是，母亲患上了谁也不知道是啥的怪病，那怪病是腹部肿胀，而且不时发出剧痛，在基隆省立医院诊治了半年，没有一个医生能查出病源。老母发病的时候，每在晚间。而在三更半夜去急诊，乃恶医第一大忌。尤其是看到了挂号证上的“特殊记号”（贫民），那气可就更大啦，第一句话不是问病情，而往往是：“你怎么啦，总是夜晚来？”哀哀求告的结果，不过一针止痛剂。医生老爷那副面孔，就像刚强暴了他女儿一样，怎么挤都挤不出一丝同情。三番五次之后，他们索性曰：“我们这里没办法，请另找高明。”教他们去基隆市立医生，而基隆市立医院却是以没有医生而在报上大出过风头的。当时尚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堂念书的沈建国，天真未泯，就是不服气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医生都心狠手辣。听说长庚医院与众不同，就冒冒失失的，直接去找院长。院长恰巧不在，他就到该院社会服务部请求帮助——他不知道请求帮助啥，只知道母亲害了无名绝症，而又无钱医治。社会服务部一位张矶如小姐，这位人间的安琪儿，郑重地听完了他的叙述，并检查了区公所发给的贫民证，和里长发给的清寒证。她立刻要病人前来急诊，而急诊费要两千元，张矶如小姐出面向值班医生保证由服务部负担。经过五个小时的检查，发现内脏有问题，但是哪一个内脏有问题，又是啥问题，却必须住院。而住院是要钱的。如果遇到强盗型朋友，哼，没有钱而竟敢害病，简直是反啦反啦，准一脚踢出大门。这一次又是张矶如小姐再一次地拍胸脯负责，内科主治大夫廖运范大夫怀疑地问病人曰：“你怎么忽然剧痛起来？”做母亲的答曰：“不知道，我只是吃了些孩子们的剩饭。”呜呼，十数年来，贫病交集，饮食已经够坏，而母亲却尽量使正在发育中的孩子们吃饱，自己只吃孩子们剩下来的剩饭——假使还有剩饭的话。廖运范大夫不禁黯然，而且立刻醒悟到胆囊。用艾克斯光照胆囊必须打针吃药，还要再吃一点东西，而老母只要吃下一口，就痛不能忍。廖运范大夫安慰曰：“没有关系，我就守在你的床边，如果有危险，我会紧急救治。”于是在病人痛得打滚昏边中，拍出胆囊照片。廖运范大夫看了，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胆管中的结石，已有半个手指那么大，而且因拖得太久，已影响了胰脏。廖运范大夫遂采取紧急措施，移送外科开刀。
当决定要开刀时，老母可怜巴巴地问外科主治医师王德锦大夫，手术费要多少银子，回答是三万元左右，这个数目使母子们涔涔泪下。这时张矶如小姐再度把病人贫苦的情形向王德锦大夫报告，王德锦先生——跟廖运范先生一样，同是天使的化身，他慨然曰：“不要为钱操心，救人第一。”
这是一个大动干戈的手术，王德锦大夫和他的助手许达夫大夫，从上午七时三十分，到下午一时，整整五个半小时，才算完成。当老母二十天后霍然而愈地出院时，看了帐单，才知道王德锦大夫开出的手术费，只有两千六百元。而在住院期间，王德锦大夫天天到床前劝病人多吃医院给病人配制的食物，不要注射葡萄糖，他提出一句举世都愿为圭皋的名言：“营养比药物重要。”而尤其神怪的，老母患有三期肺病，左肺已经溃烂。她不敢请求诊治，王德锦大夫也悄悄地把它一并治好。
这是今年（一九七七）五月间的事，现在，老母健康得跟柏杨先生一样，沈建国先生师大附中毕业，已进了大学堂部的矛盾。物质运动形式是多样的，根据现代科学认识，可，大姐跟丈夫去了美国，每月都寄钱回来（孝女孝子集于一门，简直不像话），弟妹读书也都很棒，一家生活虽仍很苦，却欢乐融融。唯一使他们不安的是，他们无法报答他们的恩人——张矶如姐，和廖运范、王德锦、许达夫三位大夫，和几乎是所有大医院中唯一不从后门收红包，而又把病人当人的长庚医院。沈建国先生每提起这件事，都眼泪汪汪。
嗟夫，黑暗固然应该诅咒，明灯也应该歌颂。我们对恶医恨入骨髓，也对所有的仁医有无限的敬慕。他们不仅仅施恩于病人，也施恩于整个社会，我们相信还有千千万万这些明灯，在接受病人以及国人沉默的感激
恶医大辞典
天下的事，只要和广大人群有密切关系，就很难长期地保守秘密，尤其是臭气已经四溢，怨声已经载道，那就准会有胆大包天的朋友，掀开锅盖，瞧瞧里头到底煮的是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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