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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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八）五月二十日该报上，曾有一篇报道：去年（一九七七）一年，台湾有“十五万四千四百八十三对新人，走向红色地毯的尽头。同时，也有九千一百四十二对怨偶，从红色地毯尽头又走了回来。结婚跟离婚的百分比，高达十六点八。”这是去年（一九七七）一年，今年（一九七八）如何，希望蒯亮先生能再为我们作一统计。柏杨先生乃半仙之体，所以依我的阴阳八卦，除非经济成长率停顿，离婚率一定比去年（一九七七）增加，而且有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可能性。蒯亮先生在报道中说，有些官儿把离婚的原因归罪于社会的浮华奢侈。用这一点点学识当官唬人，足足有余，用之于解决离婚问题，恐怕是漂白粉洗乌鸦，无济于事。离婚之所以发生，跟社会的浮华奢侈没有定律的因果关系。而且幸好没有定律的因果关系，如果真有定律的因果关系，那就更糟，等于直截了当地招认根本无法解决。盖只要是自由经济社会，浮华奢侈就不能避免，如果能避免，那就不是自由经济社会，必须重敲锣，另开张，建立统制经济社会矣。现在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了银子，他想买一台电视，就可买一台电视。他想买一辆汽车，就可买一辆汽车。同样的，他想泡迷死，只要有迷死愿意跟他泡，他就可照泡（老奶也是一样，她想泡臭男人，只要有不怕死的愿意跟她泡，她也可照泡）。如果规定他的钱不准用来买某一种东西，或必须用来非买某种东西不可，那就得实行“粮票”、“电视机票”、“汽车票”制度，属于另一个天地。

离婚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老问题，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朱买臣先生因为太穷，贤妻大人就要求离婚，那时还没有“离婚”这个含意平等的名词质决定精神，又肯定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它把实践观点，所以朱夫人要求朱先生把她“休”掉。以致演出京戏上“马前泼水”的故事，对不肯安于贫贱的老奶，倍加讽刺，并教育一些有反抗心的老奶，忍受到底，万勿蠢动。问题是，一个不能使妻子温饱的丈夫，却大言不惭地猛吹他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实在教人生气。朱买臣先生幸而以后发达起来，但这种人却不一定非发达起来不可。我们无意讨论这件事的是非，而只是说，即令在古时那种非常不浮华不奢侈的社会，离婚照样出现。不但古之时也，连严厉反离婚的英国王室，最近也向时代屈膝。想当初，英王爱德华先生因坚持跟离过婚的辛普森夫人结婚，而被逐下金銮宝殿，成为人们最崇拜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一代情圣。可是到了今年（一九七八），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和女王的堂弟梅克尔亲王，却先后起义，把这个严厉的绝不容忍离婚的传统踢了个倒栽葱，把老公老婆，赶出大门。

反对离婚最激烈的莫过于天主教，教皇保罗六世在世时，躺在病床上，还发出正义之声，指责离婚是“致命的道德堕落的指标”。然而就在他阁下御驾所驻之地，人口百分之九十是天主教徒的意大利共和国国会，却通过了离婚法案，使“意大利式离婚”——谋杀——成为历史名词。嗟夫，结婚的基础是爱情，爱情一旦乌有，基础已溃，而偏不能离婚，用法律和古老的道德来维持婚姻的虚架子，真是危险万状。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本来亲亲密密，如漆似胶，一旦成了摆不脱、甩不掉、打不烂的吸血蚂蝗，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后果堪虞的也。吾友王尔德先生曰：“男女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事实上有些人一直到离婚，对配偶都不了解，所以我们认为是这样的：男女由爱情上升而结合，因爱情消失而分开。当爱情上升时，谁都挡不住他们的结合，如果贵阁下跟一位如花似玉或青年才俊，爱得天昏地暗，要举行结婚大典时，柏杨先生拍马而上，嚎曰：“结不得呀！”我想准被揍扁，而且没有一个人同情我老人家的苦口婆心。可是，如果贵阁下跟对方的爱情消失，恨得咬牙切齿，非离婚不可，柏杨先生经过上次教训，觉得还是顺着贵阁下的心意为妙，帮腔曰：“对啦，对啦，离了好，离了好。”遇到卫道之士，砰的一声，把一项“破坏家庭”的帽子，扣到我尊头上，我这把老骨头，就有拆散的危险。

去年（一九七七）三月，华盛顿两位美国佬李维兹先生跟梅耶先生，互相交换杀妻。李维兹杀妻的目的是想跟另一位老奶同居，梅耶杀妻的目的是想得到美金十万元的保险费。这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凶案于一个月后破获，两个恶棍自有他们的下场。然而，我们想到的问题是，用结婚制度来保护的那两位可怜的妻子，最后却反而因结婚制度得到惨死的结局（李维兹的小女儿也一并丧生），站在她们的立场，如果选择离婚或被杀，恐怕宁愿卷铺盖，也不愿挨刀。在这种情形下，竟然有保罗六世这样的卫道士，英勇地攻击离婚是不道德的，心肠未免过度毒辣。只顾板着嘴脸出售自己认为的道德，不管别人的痛苦和生命，他自己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简直是丧尽天良的也。

大男人沙文主义

结婚制度主要的目的之一，是保持弱者（在过去，弱者当然指的是老奶），和保护下一代的儿女。但实行的结果，有时候似乎不但保护不了弱者，反而保护了蹂躏弱者的强者。有些国家里，只要男人对女人说三声“滚”，女人就得“滚”。女人可不能对男人说三声“滚”，男人不但不会“滚”，恐怕还会拳脚交加。中国更不用说啦，首先是职业道德家一口咬定“女人是祸水”（这句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真应该推荐他是金脚奖）。有了这个坚强的哲学基础，儒家“大哼”遂颁布了“七出之条”——凡犯了七出之条中的任何一条，一律“休掉”——一曰：没有生儿子。二曰：淫荡。三曰：不能讨公婆的欢喜。四曰：搬弄是非。五曰：偷东西。六曰：嫉妒。七曰：得了恶疾。

所谓“休掉”，就是“离婚”。不过离婚是现代言语，含有平等意识，为大哼所不取。大哼取的是片面的“休掉”手段，可是，只准丈夫“休掉”妻子，却不准妻子“休掉”丈夫。朱买臣的太太只好逼着丈夫写休书，不能逼着丈夫离婚也。

从这七出之条可以看出，酱缸文化中，男人真是舒服舒服，老奶们不过是供老爷发泄性欲的工具，一不高兴，就扔到荒山野外，不但没有女权，更没有人权。所谓没有儿子，那就是说，仅只生了女儿也不行，盖“女人不是人”也。夫不生育的责任，男女两方，各占一半。有一则黄色小幽默可说明老奶对这条的反抗：丈夫抱怨妻子不生孩子，妻子曰：“这你就要检讨啦，俺在娘家就生过两个。”盖生不了孩子，女人不能独挡一面，男人也应看看医生。尤其是只生女，不生男，跟妻子更风马牛不相干，而职业道德家却下得狠心，一推六二五，全推到女人头上。至于淫荡，言语模糊，如果是指通奸而言，还有话说，但看语气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妻子跟丈夫的亲热镜头，都可能列人淫荡范围，女人就更死无葬身之地矣。

不能讨公婆欢喜，是传统孝道的一环，而传统孝道，如泰山压顶，能把人压得粉身碎骨。这一条在七条中语义学等领域的开拓工作。认为形而上学的全部陈述毫无意，看起来最稀松平常，其实却是最残忍的一条。年轻老奶所受的是丈夫跟公婆的夹击，丈夫还有松懈的时候，一则他多少总有一点夫妻之情，一则一个正常的男人，白天总要出去工作，妻子还可以喘口气。而公婆也者，却像两个把熟了的老鹌鹑，不分昼夜地卧在巢里，专找陌生媳妇的碴——一想起她夺走了儿子，就牙齿痒痒。尤其是婆婆，把当初自己当媳妇时所受的活罪，原封不动，甚至花样翻新地回报给别人家女儿。谚曰：“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很少人当了“婆”之后能回想往事，为下一代解除那种当媳妇的痛苦。然而，这一条最可怕的不在这些，而在它能使臭男人可以随时借口“孝道”，横逞凶暴。圣人之一的曾参先生，就靠这一条，干掉了老婆。有一天，他的妻子为他的晚娘煮饭，没有把梨蒸熟，他就立刻露出“孝”的嘴脸，把妻子赶走。表面的理由是嫌她“不孝”，真正的理由是啥，我们就不知道啦。

在一般人印象中，是非似乎是女人的特技，驱逐出境也罢。不过搬弄是非并不是女人的专利，尤其不是妻子的专利。公婆二老闷得发慌，也会张家长李家短闲磕牙。臭男人的本领也不弱于老奶，坐在办公室，挤在咖啡店，咬耳朵、搭肩膀，泄泄甲先生的隐私，掀掀乙先生的底片，造造丙先生的谣言，说的人口沫四飞，听的人又惊又喜。这种风景固举目皆是，却可安然无恙。偷东西是七出之条中最具体的一条，不必细表。但嫉妒就问题丛生，从前男人黄金时代，妻妾跟骡马一样，成队成群，而传统的道德规范却硬性规定她们不准吃醋，吃醋就挂片开除，真是管闲事管到床单上啦。柏杨先生建议，最好把自称或被称为正人君子之类的职业道德家，七八个人编为一个小组，共娶一位千娇百媚，看看他们的表演如何，敢打包票，那一定大大地可观。

至于说得了恶疾便得走路，更显示出臭男人恶毒的一面。恶疾的定义是啥，也是言语模糊。如果指的梅毒，古之老奶也，除了跟自己丈夫外，很少有可能跟别的男人睡觉，一旦有斯疾也，一定来自丈夫，可是凶手无事，被害人却得吃上官司。如果指的砍杀尔，那么，在骨瘦如柴中，被赶出大门，恩爱情义，一笔勾消，纵是臭男人的一条癞皮狗，也不忍心，对一夜夫妻百日恩的老奶，却认为可下此毒手，天理良心安在，悲哉。

——写到这时，柏杨先生内急。等到从毛坑凯旋归来，柏杨夫人一手提水桶，一手拿抹布，正在清理我的书桌。夫柏杨先生书桌的脏乱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名闻远近，她阁下突然觉得这样下去，有辱门楣，乃乘虚而人。但问题是，书桌虽然脏乱，却多少有脉络可寻，被她那么一搞，看来明窗净几，心旷神怡，可是却打乱了原有的脉络，像扭了筋的大腿一样，寸步难行。这也找不到，那也找不到，气得我放声悲号，本来要揍她一顿，以儆效尤的，可是根据过去宝贵的经验，似乎以不动手为宜。因之，我想上个条陈给有立法权的朋友，最好在“六法全输”上加上一条——可称之为“一出之条”，凡老奶不经丈夫同意，胆敢擅自整理丈夫书桌的，不必经过告状手续，做丈夫的，有权把她阁下一脚踢出（如果老奶学过空手道，另当别论）。

一出这条是抗议文学的产物，七出之条是典型的大男人沙文主义的产物，职业道德家英勇地为中国人的道德订下了双重标准。女人输卵管不通，不能生育，是犯罪的；男人输精管不通，不能生育，不但不是犯罪的，反而说那是女人的错。女人淫荡通奸是犯罪的，男人淫荡通奸不但不犯罪，反而是一项风流韵事，傲视群伦。女人不能讨公婆欢喜是犯罪的，男人不能讨岳父母的欢喜，不但不是犯罪的，反而被称赞为有骨气。女人搬弄是非是犯罪的，男人搬弄是非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见多识广。女人偷东西是犯罪的，男人如果偷啦，当然也是犯罪的，但处罚起来，轻重相差天壤。女人嫉妒吃醋是犯罪的，男人嫉妒吃酸不但不是犯罪的，一旦捉奸捉双，就可一刀二命。女人得了恶疾、不治之症是犯罪的，男人得了恶疾、不治之症，不但不是犯罪的，反而向女人倒打一耙。

呜呼，五千年之久，中国女人就在这种愁云惨雾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特此也，女人还要在历史上担任灭人家、亡人国的主要角色。被丑化的夏桀帝姒履癸，跟商纣帝子受辛，他们明明是自己砸了锅的，却偏偏怪罪施妹喜、苏妲己。吴王国的国王吴夫差先生，是一个半截英雄，前半截英明盖世，后半截昏了尊头，兴起诬杀伍子胥先生的冤狱，结果失败自杀。如此明显的兴衰轨迹，职业道德家却硬说都是他太太西施女士搞的。几乎无论是啥，凡是糟了糕的事件，都要由女人付一部责任或全部责任。

在七出之条时代，臭男人有无限的权威，这权威建立在两大支柱上，一是“学识”，一是“经济”也”，“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具有将才与性，结合成为生存的独立能力。女人缺少这些，只好在男人的铁蹄之下，用尽心机，乞灵于男人的肉欲。男人喜欢细腰，女人就活活饿死；男人喜欢大胸脯，女人就打针吃药，开膛破乳；男人喜欢纤纤小足，女人就拼命地缠——以致骨折肉烂，构成一半中国人是残废的世界奇观。

然而，前已言之，到了二十世纪，老奶接受了教育，有了经济独立能力，一个个生龙活虎，强而且骄，臭男人开始觉得有点罩不住，只好随波逐流，扬言他本来就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但心窝里残存着的大男人沙文主义，仍阴魂不散，有时地蠢蠢欲动。总觉得口号归口号，实践归实践，家里总不能两头马车呀。于是，人格分裂：一方面认为老奶要现代化，学问庞大，仪态万方，既猛赚银子，又光芒四射；一方面又认为丈夫仍是一家之主，仍要老奶保持七出之条时代侍奉丈夫的传统美德。丈夫回到家里，高喊累啦，跷起二朗腿，天塌啦也不理。妻子回到家里，一样累啦，却不能喊累，仍要给丈夫端香茶，拿拖鞋，递纸烟，赶蚊子（假设有蚊子的话），然后下厨房，举案齐眉，喂饮之后，又要洗碗洗筷，打扫清洁，给丈夫放洗澡水，铺床叠被。否则的话，臭男人轻则怨声载道，重则暴跳如雷。经济独立的老奶，表面上看起来解除了一道枷锁，实际上却换上了两道枷锁。丈夫表面上失去了七出之条，实际上却仍高踞山头，称王称霸。

这种大男人沙文主义的残余幽灵，制造出来的社会问题，正与日俱增。

三靠牌

大男人沙文主，跟一○年代哈尔滨的白俄一样，在街上他是马车夫，回到家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