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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静思-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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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歌手的歌是成功的，然而，少数歌手，和演唱会方面，也有值得严重检讨的一面，也就是柏杨先生认为差劲的一面。我想，如果作为一个同乐晚会，无懈可击，如果作为一个售票一百元，甚至二百元的正式演唱会，就不够水准。抛开有些不成熟的演唱不谈，仅舞台就没有好好利用，而若干歌手似乎太弱，弱到使人有一种凑和的感觉。
有位歌手先生唱自己作的词，意思是感慨往事如烟。呜呼，往事如烟应该是柏杨先生之流老家伙的事，不应是年轻小伙子的事。小伙了当然也有往事，问题是，还不到感叹的时候，辛稼轩先生曰：“少年不识愁滋味，为作新词强说愁。”愁自不能深刻。年轻朋友要习惯于眼睛往前看，前途固如锦如花也。中华民族不能再往下沉啦，我们希望青年唱出他们的喜悦、他们的盼望，甚至他们的愤怒，是不希望他们唱出林黛玉女士的情意结——那种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的灰白色情意结。各位老弟老奶，以为如何乎哉。
诗词吟咏，为我们的歌开辟新的天地，但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唱出现代人的感情易，唱出古人的感情难。尤其是研究数学哲学，后把注意力转向科学哲学。对波普尔的证伪，古诗词都是用的古音——现在保存古音最多的是闽南话和客家话，例如“天上人间”，必须闽南话或客家话发音：“天上人干”，才真正是古诗人的原味。如果用现代北平发音，稍微粗心大意，处理不当，就成了莲花落。
最后，就是伴奏的乐器，从头到尾，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用的吉他，吉他是西方社会的言语工具，对东方若干情调，在结合上有相当困难。“好了歌”如用二胡或月琴伴奏，恐怕更能表达出那种消极沉郁的人生情绪，换上吉他，就跟在锣鼓喧天的京戏台上，唱圣歌一样，“乐”跟“歌”处于格格不入的窘境。嗟夫，既然是“我们的歌”，就不要搞成“他们的歌”。最显著的例子是压轴歌《海棠——我爱中华》，那才真正发挥吉他的功能，疾风暴雨，怒潮狂涛，包围着赵树海、黄大城二位先生雄壮的歌喉，使全场震动，听众融化在伟大的认同之中。
再最后，节目不宜变动，不宜临时改得跟节目单不一样。时间要控制，不能控制，一万个理由之外，再加一万个理由，都是缺憾
头发的故事
中国人的头发跟中国人一样，五千年来，多灾多难。第一场灾难发生于十一世纪，金政府下“剃发令”。这个剃发令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强烈的痕迹，在民间也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应，但它却是政治力量第一次的干预发型。金政府是女真人的政权，而塞北一些民族，包括蒙古人、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女真人，他们对头发的处理，可谓独出心裁，不像汉民族那么大而化之。汉民族处理的方法曰“束发”，把全体发同志提而束之。塞北民族却把头顶边缘剃了个净光，只留下顶瓜皮上的一小撮，然后梳成狸尾巴似的辫子，悬到背后。这种世界上最丑陋的发型，女真人却当作传家之宝。幸好金政府剃发令特征是，凡是全身为高官的汉人，才恩准剃出猪尾巴。小官小民，想剃也不能剃，以保持猪尾巴的尊严。
第二次灾难发生于十七世纪，也是女真人组成的清政府，卷土重来，再下一次“剃发令”，这次灾难的规模，可就大啦。后生晚辈的女真人思想一变，认为那种世界上最丑陋的发型，是汉人向女真人屈膝的象征，也是女真人政治力量威不可挡的象征。汉民族的反抗惊天动地，女真民族采取血腥镇压，最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把猪尾巴跟他们的王朝扯在一起，喊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呜呼，中国人永不了解欧洲同胞，为了稀松平常，不足挂牙的宗教信仰，竟会杀人如麻。在中国人印象中，你信你的观音菩萨，我信我的太上老君，井水不犯河水，实在用不着动刀子。同样，洋大人也永不了解中国同胞，为了稀松平常，不足挂牙的头发发型，竟也会杀人如麻。在洋大人印象中，你梳你的五龙戏凤，我梳我的开花炸弹，同样井水不犯河水，更用不着堂堂政府，跳进去搅和。
到了十九世纪，汉人对女真人的猪尾巴，再掀起反抗。太平天国辖下的臣民，一律恢复大汉衣冠。清政府不自我检讨猪尾巴的丑态，反而破口大骂“发匪”——发匪者，拒绝沿边剃光的大汉衣冠也——事情黑白颠倒到如此地步，也算浩劫。幸亏小民并不跟着叫，而只叫“长毛”，长毛就是长头发，以区别女真人的猪尾巴。可惜这场护发运动，只有十二年寿命，即归惨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叶，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才把清政府和猪尾巴发型，同时连根拔起，扔到博物馆里，一些遗老遗少，一个个气得发昏第十一。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是中国人头发的黄金时代，谁想留啥发型就留啥发型，谁想梳啥花样就梳啥花样。——嗟夫，那短短的十数年间学的空场，因此必须用存在主义加以补充。同时存在主义要，不仅仅是头发自由的黄金时代，也是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于是，万物育焉，天地化焉。然而好景不常，就在二十世纪三○年代，第三次灾难来临，政府又把巨手插到头发里，不过这一次受害者只限于正在学堂念书的学生，依照规定，学生老爷一律向阿兵哥看齐，剃得光光如也——当时年轻人称之为“和尚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头发是父母生命的部分。十七世纪第二次发劫之时，汉人为了保护头发，血流成河，伏尸千里。想不到三百年后，有权管头发的朋友，一面猛喊维护传统文化，一面却向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自动自发地猛下毒手。当时盛况惨烈，青年们一个个光秃秃兼秃秃光。抗战爆发后，忙着跟大日本皇军打仗，对头发才略微放松。想不到来台湾之后，故态复萌，可能认为大陆所以失守，都是因为青年头发太长之故，于是，男学生的头发就首先遭了殃，女学生的头发接着跟进，好像只要能对学生老爷老奶的头发加以控制，就能正心诚意，齐家国平天下。
不过，追根溯源，学生们的发型到今天这种惨不忍睹的局面，大日本帝国实在是它的能源。三○年代那段日子，就是日本光头文化西侵的结果。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都是留头发的，只有大日本帝国的武装部队，上自大将军，下到二等列兵，全部寸草不生。光头文化不过稍稍西侵，就使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的束发文化，败下阵来。而台湾在日本统治之下五十年之久，自然更根深蒂固。回忆一九五○年前后，台湾的学生老爷千篇一律的青萝卜，学生老奶也千篇一律的西瓜皮——女学生的西瓜皮，在大陆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嗟夫，猪尾巴是天下第一等丑陋的发型，青萝卜和西瓜皮则是天下第二等丑陋的发型。不知道东洋朋友啥时候得罪了上帝，上帝衔怨在心，才用这种绝招，降下惩罚也。
在日本本土发展的丑发文化，一支侵入台湾，一支侵入中国大陆之后，再迂回到台湾，如鱼遇水，毫不困难地一拍即合，汇成三十年之久的丑发洪流，蔚为奇观。不过，有一点跟从前不一样的是，从前光秃秃兼秃秃光，而且以发出闪亮，为顶尖上品。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官恩浩荡，学生老爷准许因“平头”，顶瓜上那块小小的地盘，可以略微长出半公分左右。但学生老奶，从小学堂到高中学堂，西瓜皮如旧。
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境内从来没有光头平头的，只有三种人有这种现象：一种是野蛮民族，所谓“断发纹身”；一种是囚犯，古时候就有“髡形”六家先秦至汉初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学派，把头发干掉；一种是和尚，表示他远离尘世，活着跟死啦一样。儒家学派的古圣先贤包括孔丘先生以及朱熹先生在内，他们如果知道中国的学生老爷老奶，已被当作化外之民、囚犯，甚至活死人看待，教官大人或训导大人，一个个手执钢剪，虎视眈眈，把他们捉住，“断”之“髡”之“秃”之，恐怕会到处找眼泪瓶，大哭一场。
日本发明光头的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有一点却是弄清楚的，光头显然违反大自然生物的生存要求。上帝何等聪明（据说，他的聪明至少不比柏杨先生差），既然教头发生到人的头上，就是要它阁下保护人的顶瓜皮下的大脑小脑。遇到雨打日晒，总算隔了一层。万一流氓喽罗朋友，斜刺里一跃而起，当头一棒，或者忽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飞来一片残瓦，当然也可能立刻脑浆崩裂，但比较之下，垫一层软绵绵的万缕乌丝，总比直接承受，活下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所以，光头政策，不但丑陋，而且还是一个隐性的谋杀和消极的谋杀。谁要说柏杨先生危言耸听，谁就应该身体力行，为青年表率，以头试髡，站到太阳底下两个小时，表演给大家䁖䁖。
光头的最大缺点是既不清洁，也不卫生——岂止不卫生而已，前已言之，而且死伤的机会反而大增。有识之徒认为头发长啦，一定不容易洗，不容易梳。呜呼，如果真的如此，不妨举目四顾，除了学生老爷老奶之外，上自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哪一个不是长头发？难道统统都是脏货，不堪一嗅乎哉。肮脏清洁跟头发长短没有必然的定律关系，即令头发短，三十年不洗，也一样臭而不可闻也。如果常洗，纵然白发三千丈，照样清洁溜溜。与其削足适履，把年轻人糟蹋得跟化外之民、囚犯、活死人一样，不如釜底抽薪，加强卫生教育，不但发要常洗，身也要常洗也，这才是治本之道。而且光头也好，平头也好，三天不剪，就会乱如蓬草，再洗都没有用。尤其是，洗得太过勤快，会把头发上的油质保护膜洗掉，寸寸粉碎，遗憾的将是一辈子焉。
事实上，三○年代之所以接受日本的丑发文化，主要的不过是追求划一，以求在表面上划一之后，产生思想上划一的成果。咦义，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矗，中国自唐王朝之后，兄弟名字中，往往有一定相同或半字相同，大哥曰柏拉图，二哥曰柏扯图，三哥曰柏披图，看来血浓于水，然而，史书上血迹斑斑，尽都是这些同排行的骨肉相残。企图用发型的统一达到内心的统一，恐怕是属于狂想三部曲，这种古怪的主意，就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真应该颁给一座金脚奖，以资纪念。
国家多难，政府要做的事太多啦，“教育部”的责任更大，去干些正经的事吧，拼命管发干啥？学生老爷老奶已奋起护发之役，这是中华民族灵性复活的契机，柏杨先生在此敬致无限的祝福
廉政风暴
《廉政风暴》是香港出口的一部电影，我们现在介绍的，一是《廉政风暴》电影本身引起的感想，一是《廉政风暴》电影因上演而引起的官场现形记。
一九七三年，香港警察头头（总警司）英国籍的葛柏先生贪污案发。一九七四年，香港政府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简称“廉政公署”，用铁腕治疗香港的陈年老疾——贪污，不久就掀起惩贪风暴。那时葛柏先生已逃回英国，廉政公署把他引渡回香港定罪，接着六百一十名警察老爷，先后撤职的撤职，入狱的入狱，开溜的开溜（当时就有三千余位这种朋友，开溜到台湾享福）。他们的贪污数字，能把人吓得一下子跳到桌面上，比发生在英国，轰动世界的邮车大劫案还要多，相形之下，邮车大劫案的作案匪徒，不过是不入流的扒手而已。这得举个例子，一位英籍的中级警官（警司），他仅在西班牙就有五十万英镑的财产。另一位华籍的低级警官（探长），在短短的十数年期间，就捞了五亿元的港币，但这惊人的数目，却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投资，因为当一个探长，黑社会对他的孝敬，每月至少有九万元港币的进帐，八个月就够了本，以后就是净赚。
——九世纪唐王朝末年，有“债帅”出现，想当封疆大吏的家伙，先要到处借钱，大多数都来自“臭虫息”高利贷，用到刀口上，然后走马上任，大肆向小民搜刮。想不到两千年后，香港却在这方面表演了文化复兴。
《廉政风暴》电影的内容，事实上是一部记录影片。它把这段情节，作忠实的报道，从一个警察的堕落过程，显示恶势力的黑暗和威不可挡现象指“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所引起，经过人的先天，到“廉政公署”的大力肃贪，显示正义和法律终于获得胜利。其中，有两个最震撼的情节，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电影集中焦点，描绘那位初入社会、涉世不空的英籍男主角（明显的，他就是葛柏先生），如何地被拖进泥沼，最后终于堕落成为贪污罪犯。贪官之一的韩德先生曰：“贪污像搭公共汽车一样，只要上了车，就可以发财。如果不上车，就有被撞死的可能。”一个英籍的男配角和华籍的男配角，就被撞得卷铺盖的卷铺盖，调差的调差（感谢上帝，他们还没有招来坐牢或杀身之祸）英籍男主角有能力，有头脑，也有苦干精神，但他阁下闯不过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两关——“女色”和“金银财宝”。千千万万英雄好汉和圣贤才智之士，都在这两关之上，马失前蹄，跌一个栽葱。只有少数运气好的，吾友耶稣先生才特别保佑他一辈子没碰上，或虽碰上，靠着武林九段，左闪右避，化险为夷。可是，只要碰上，绝大多数臭男人都跳不出美女的手心，而银子更使人意乱情迷，连杀人都干，何况不过贪点污乎。英籍男主角终于被设计好的圈套，逼到危崖，必须在上车或被撞之间，作一抉择。小辫子既然抓到人家手里，他就只好上车。于是发财，于是案发。
第二个启示是，“廉政公署”发掘贪污的方法，值得世人膜拜。记得二十年之前，每逢有人指摘或怀疑某位官大人有贪污嫌疑时，一位更大的官大人就义愤填膺地嚎曰：“拿证据出来，我一定严办。”吓得大家鸦雀无声。拿证据出来？谈何容易，那是干专业的检察官的事，不是小民可以承当的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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