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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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坚强的生命活力。当日本重金礼聘美国效率专家莅临指导时，没人攻击那是崇洋媚外；当美国认为要学日本长处时，也没有攻击那是崇洋媚外。只有做贼胆虚的破落户，才动不动都心惊肉跳。

我们也要问：“日本能，美国能，中国为啥不能？”

荡秋千的两个极端

眼科医生改进

眼科医生的设备，是一件小事。问题是，大事小事，骨肉相连，一颗核子弹击中了纽约，固是大事，可是一下子把贵阁下的眼睛医瞎啦，站在你和你家人的立场，事也小不到哪里去。“大事”乃“小事”的累积，有些酱缸产物，动不动就祭出“那是小事呀”的法宝，用来掩饰包在薄纸里的罪恶，诱人忽略所谓大事的败坏。孔丘先生曰：“德之贼也”，正是此辈。

柏杨先生希望眼科医生都用纸巾和特制的水龙头，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已受过过啦，受一次害，学一次乖物的本来面貌，却是人的认识能力可达到的范围，因而是此，以后不会再蹈覆辙。而且闭口无言，既可明哲保身，等到别人火眼金睛时，又可在一旁拍巴掌欣赏小事，岂不是亦一乐也。所以猛嚷，只是为了后来居上病朋友的利益，也为了医生老爷的利益。盖使我隆重染上结膜炎的那家眼科诊所，在我猛嚷之后，剑已屡及，已作彻底改进，首先采用纸巾，接着破土兴工，改装御腿开关水龙头，而今门庭照样若市。

柏杨先生最近又发现一件“小事”，这小事出在塑胶针头上。我老人家年迈力衰，总是不时地来个百病丛生，前些时闪了尊腰，到附近一家诊所求医，医生老爷开了针药。当时有一排塑胶针头放在药架上，护士小姐却去消毒箱里捞了一个铁针头。我提醒她要用塑胶针头，她冷笑曰：“还不是一样！”这才是怪啦，那当然不一样，如果一样，要塑胶针头干啥？盖普通的滚水沸点，像肝炎肝癌之类的细菌，都杀不了也。有些朋友本来没有肝病的，只因注射过多，竟染上肝病，哀哉。洋大人所以发明塑胶针头，用一次就扔掉，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可怕的传染，怎么会“一样”乎哉。护士小姐被我一吼，悻悻然换上塑胶针头，大概于心不甘，一针下去，痛得我一声惨叫，可敬的屁股仲了一个大包，三天不消。

——吾友张雪菌女士，有一位长期的打针男护士，专门去她贵府注射，已二十年矣。去年（一九七九）张女士中风，半身不遂，卧病在床，注射就更频繁。她是自备塑胶针头的，有一天，忽然发现该男士竟然把它悄悄藏起，而用他自己带的铁针头，不禁大骇，立即驱逐出境，一刀两断。报上也刊登过这类消息，某些诊所把扔到垃圾箱里用过的塑胶针头，拣出来洗洗煮煮，重新使用。一个塑胶针头，能值几钱银子，值得下此毒手？

——拜托读者老爷注意，贵阁下如果面临注射危机，请先观察是不是用的崭新塑胶针头，如果不是，还是老办法发展过程。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的本性，扭头就跑。针筒里的药，不必要啦，留给护士小姐自己打吧。

斑马线安如泰山

斑马线不仅仅是人行道而已，在机械文明突飞猛进的时代，它更代表人性的尊严。有些驾驶朋友，一坐上汽车，就自以为高过行人一等民胞物与北宋张载用语。《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一个人性堕落的死结，只有法律强有力的处罚，才能解开。

守法精神，建立在公正的法律和公正的处罚上。儒家系统的礼让教条，不能单独存在。如果仍坚持德治第一，法治第二，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不但害人，而且害国——交通混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司机先生之横冲直撞，靠礼让去说服，再过五千年仍是老样，甚至变本加厉。举目四顾，数不尽的车辆闯红灯，数不尽的车辆不左右转而占住左右转的车道，数不尽的车辆在飞快超车，都没有受到干预，如果交通还不乱，那才骇人听闻。

仍是一句老话，重罚，公平的重罚，才是药方，而且是唯一的救命药方。

愿中国成为真正的礼让之邦

俗云：“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应该是交流的。而现在的礼，似乎成了单行道——势利眼的狭巷。有一位朋友，多少年来，每月负担的红白帖子费用，几乎使他筋疲力尽，可是前年他儿子结婚时，虽然只请了五十位他过去送过无数礼的朋友，却只来了寥寥无几的客人，门前冷落车马稀，弄得下不了台，盖前年正是他垮台之年也。呜呼，从前人家，都保存着一本祖传老账，凡是红白事送过礼的亲友，一旦也有红白事，一定回报，而现在则是“势在礼义在”矣。

礼义是国民品质的一种自然流露。自敝大作出笼，不断有人大怒。我想，就是把肝肠怒得寸断都没有用，搬经典古书也没有用，大人物登台讲演，唾沫横飞更没有用。中国是不是礼义之邦，不能用文字言论证明，只能用行为证明。日本也好，欧美也好，新加坡也好，虽然深更半夜，寂无一人，红灯亮时，都会停车。而台北朋友，光天化日之下，却乱闯不误。要说中国是礼义之邦，打死我也不信。

——其实这是口满的话，只要打个半死，我就信啦，盖疼痛难忍，不信不行。

吾友戴德巍先生，碧眼黄发英国佬也，在东海大学堂当教习。有一次问他到中国来第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是啥，他曰：“排队。”他对中国人的不尊重排队，着实失惊打怪了一阵（现在见怪不怪，已不再动心矣）。他认为排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竿，比尊重斑马线更明显的标竿。他最大惑不解的是，中国虽然也有排队，但一旦目标物出现，好比说，公共汽车来啦，立刻天下大乱，挤成一团，真不知道当初排队干啥。他曰：“即令非洲内陆的野蛮部落，也不容易找出这种奇景。”但使他饱受教训的却是“插队”：洋大人排队，人与人之间，有一段距离，遇到商店门口或车辆出入通道，会自动中断，越过再排；中国式排除却像一连串热情如火的恋人，前胸紧挨后背，连蚊子都飞不进去。他来台北之初，不知道入境随俗，于是，不久就有一个家伙面不改色地插了进去，以后屡试不爽。

愿大家祛除虚骄，不再装葱装蒜

中国人在酱缸里酱得太久的缘故，思考方法和教育方法，都受到扭曲，以致知性不能发展，而只能用感性肯定自己。大多数人的心智，都无法成熟，心理状态像荡秋千一样，趋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自傲，另一个极端是自卑。别人还没有赞扬三句话，立刻就膨胀起来，小虫变成了恐龙。别人偶尔面露冷笑，也立刻汗流浃背，简直不敢承认自己还能呼吸，还能活着。

自傲是一种自己欺骗自己，兼欺骗别人的伎俩，结果飞到云端，一团虚骄，高估自己的分量。一些对国际形势近乎白痴的朋友，竟然大写国际形势的文章，一些即令在台北也只圈里少数人知道的家伙，竟然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敬仰他。一些对西洋文化一知半解的老头小娃，竟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盖过全球，嗟夫。

自卑同样是自己欺骗自己，兼欺骗别人的伎俩，盖自傲和自卑是一个物体的两面——自傲是顾影自喜，自卑是顾影自惭。因为自傲，便生出恐龙嘴脸，两个自卑，就成了软面条。所以，如何使心理上的秋千稳定下来，从两个极端，归于平衡——自尊，应是最重要的课题。

自尊是一个健康民族的健康心理状态，也是最高贵的国民品质。自尊不是自傲，更不虚骄，不是自卑，更不是婢膝奴颜，而是用自己做出来的事攫聚尊重，不是靠做出来的姿态。自尊是一种欣赏别人的人格、见解和生活方式的修养，也是治疗恐龙型人物或软面条型人和的良物。当然，用巨棒把恐龙和软面条，活活打烂，更能大快人心。不过，那只是个人的灾祸，而不是国家之福。一个国家里，如果到处都躺着被巨棒打烂了的恐龙尸体和狼藉面条，元气就丧尽矣

千言万语只一愿

愿中国人认真

今年（一九八○）二月初，报上有一则新闻曰：

高雄讯：为了三两红糖，妇人赵庭芳远从高雄县燕巢乡赶到高雄地方法院检察处，控告杂货店商人赵凤山涉嫌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以罪证不足，判处不起诉处分。告诉人赵庭芳控称，她于去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四日，教儿子到赵凤山所经营的凤业商店（燕巢乡深水村）购买红糖，回来后觉得分量较少，遂至另一商店称量后，发现少了三两。她再到赵凤山店里理论，赵某不承认偷斤减两，反谓系其子于途中偷吃。她返家后再问其子是否偷吃，儿子坚决否认。她气愤不过，乃到派出所控告。警员认为如此小事，不宜兴讼，遂来劝解。最后赵凤山拿出一千元请客，但是本人却不出面。告诉人赵庭芳认为赵老板此举缺乏诚意，日前气冲冲地坐车到高雄地检处按铃申告，控告赵凤山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认为赵凤山应不会只为价值二元的三两红糖诈欺，且红糖已开封，无法证明短少是谁搞鬼，因而判定不起诉处分。

不久，某报的“小评”老爷，就给这位女主角赵庭芳女士，上了一课“小事学”，课题是“小题大作”，课文曰：

高雄最近发生了一件讼案，导因于顾客在商店中购买一斤红糖，回家过秤，发现少了三两，她不甘损失这两元两角，向店家理论，店家认为糖包业已拆开，可能买糖的孩子在途中取食，但店家还是愿意以一千元请客道歉，她却拒绝，向法院告上一状。这官司虽经检察官裁定不予起诉，但已劳师动众，耗费了自己的精力不算，还耗费了警方与法院的精力。我们是法治国家，法院是裁判是非曲直的地方。但为了三两红糖的争执便上法院打官司，毕竟于法虽合，而于情欠妥。假如这种三言两语便可解决的小事，都要通过法院判断，法院若不增加几百倍人手，势将难以应付。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节约国家的人力，希望类此的事情不再出现。

“小评”老爷既然认为告状是合法的，却又认为告状有损法律尊严，不告状才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不知道这算哪门子逻辑推理？如果说“小事”不应告状，“大事”才应告状，这就要回到过去谈过的话题，势必得请大法官会议，或“小评”老爷之类，组织一个委员会，为“小事”、“大事”下个定义，划个标准。大亨之辈，认为柏杨先生身首异处是小事，可是在我老人家看来，这事可大啦。同样地我认为你阁下恐怕非向法院请求惩凶不可。三两红糖涉及到儿子的人格——他到底偷吃了没有？和母亲的人格——她称错了没有？女主角显然不是追求面子和追求金钱，老板大人已拿出一千元请客矣，她追求的是一个“真”，这不是可哂的，而是可敬的。赵庭芳女士是如此的纯洁，相信法律保护弱者，不遗巨细，她单枪独马，以乱箭横飞中，向传统的酱缸挑战，虽然败下阵来，但更使我们崇拜——崇拜她执著的认真精神。

执著的认真精神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一个认真的行为，竟被肯定为一种应受责备的小事，而且乞求上苍，希望它“不再出现”，这说明虽然经过西洋文明百年来的冲击，有很多人的意识形态，仍沉淀缸底。所以如此，可能因为下列两点：

第一是，“讼必凶”的观念，残存不退。专制时代谚曰：“屈死不告状”，这里面含着海一样的血泪。盖司法黑暗，“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理无钱的小民，只好把自己屈死当成小事；有钱无理的大爷，当然更一口咬定小民屈死是小事。如果小民含垢忍辱，倒还罢了，如果胆敢把小事诉诸法律，于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那就死无葬之地矣。

第二是，大多数中国同胞，迄今仍没有培养出“对事不对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而只习惯于“对势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酱眼朦胧，一片模糊。表面上看来，只是对所谓“小事”不屑理会，其实是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对所谓“大事”，不但没有能力，同时也没有胆量分辨是非。而最好的掩护，莫过于对啥事都认真：“今天天气哈哈哈。”连艳阳天都不敢肯定它艳阳天，连倾盆大雨都不敢肯定它倾盆大雨，还能有肯定是非的能力和道德勇气乎哉也。

看一下台北人行道上的红砖，有几个是真正铺平了的？再看一下欢迎国宾时，夹道飘扬的旗又有几个旗杆是竖直了的？再看一个任何建筑，又有几个不是粗糙的？柏杨先生御驾驻跸的台北新店明德新城，就有一栋五层公寓当中裂缝，只因为当初填地基时，认为那是“小事”，没填结实。这还是被称为第一流的国泰公司产品，如果是第二三流的一些公司的产品，恐怕早塌他娘的啦。

一个螺丝不认真旋紧，可能使空中霸王在空中解体。一个钢板不认真焊接，可能使百万吨巨轮在海上稀里哗啦。核子发电厂的一钉一铆，如果认为它是小事，不去认真，请读者老爷想一想它的后果吧。

不认真，就无法发展精密工业，也无法建立精密思考和精密推理，中国就永远不能现代化。一直坚持和稀泥不求甚解，坚持对“小事”不可认真，认真就是“百般挑剔”，恐怕只能古代化。

愿孙淡宁女土的幼稚园早日开办

谚云：“行行出状元”。在只有一个最高层面的社会里，科举考试的状元才是真状元，其他行业有成就的状元，不过饿不死而已。事实上这句话是官场人物安抚小民的一句空话：你可别不满意造反呀，你也是状元呀。呜呼，戏剧界的状元，见了官场状元，都得蹶屁股以便挨板子。有谁听说过一个杰出的木工，能跟县官（更别说宰相啦）平起平坐乎哉。但二十世纪七○年代之后的社会层面，才真正开始“行行出状元”，一个“演戏的”或“唱歌的”影响力，能把官场人物气得冒烟，一个工程师，更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

多元层面的结果是，每一场所可以想到的行业（小偷除外），都是康庄大道，不仅可以崛起状元，而且可以崛起巨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