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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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应该更永矢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打的万物之变迁、生化，实为心之妙用。主张反观方法，以心体，所占比率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八○年代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即令政府出面帮助，有些人仍难自拔。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来越毛骨悚然，嗟夫

一代比一代好

敝大作《住手》刊出后，接到不少读者老爷的来信，纷纷——不是纷纷响应，而是纷纷龇牙。其中一封，一开头就尊称我“伟大的柏大教育家”，不禁大悦，原来伟大的教育家得来如此容易呀，可是看了几行，就觉得唾沫喷面，形势不妙。信末署名“反对你看法的国中老师”，信写得很长，照抄于后。我想，百分之九十一教习造成体罚的理由，大概都包括在里面矣。

信上曰：

不知你今年高寿，也不知你当过老师没有？拜读你一月八日的文章，实在令人失笑。是想借题发挥，赚些稿费，或只因早年被严师打得焦头烂额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又是一种，就如此气愤不堪？我认为，在这十几年（即国中成立后），没当老师的人，实无权说出大话的。

想当年，本人也是接受正常教育的，也曾被老师打过（只是不像你那么不幸）。学生时代，个人纯洁，遵守校规，一直到大学毕业，多数人加入教育行业。可是整个情况已不如前了，优秀学生仍有，但恶劣者更甚，他们讲脏话，在课堂中突如其来地对老师羞辱，当面叫老师绰号，考试只会选择题，其他皆空白，他们已没有什么自尊、尊严、荣誉可言，只是背着书包来学校晃一晃，下午又回去。而我们当老师的必须忍受一切，叫你绰号，就当没听到，没敬礼也视若无睹，实在没精力加以管教，因教育部规定不准体罚呀。我们只好忍，再忍，把气闷在肚子里。为何有百分之九十一的教师同意体罚？因为他们身受其苦；为何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也同意？因为他们忙着工作，孩子变坏，自己无力管教，只有让老师当刽子手；为何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也同意？连孩子们自己都同意了，你却替人沮丧，真是可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错——而且是连续的错，必须接受体罚。例如，“目的”，学生写“目地”，叮咛好几次，罚他写一百遍，月考一出来，仍写“目地”，难道会笑嘻嘻地跟他说“很好，很好”吗？其实我们是要体罚那百分之二十的坏蛋，难道老师都会毫无理由地抓了人就乱打吗？只有你才不幸碰上侯仰民。我们又不是神经病，怎会不知道轻重呢？你只会拿少数的严师为例，就要把身历其境的人感受推翻吗？再问你：如你现今也是身历其境的人，敢问你该如何管学生？愿再拜读你的大作。

教育的畸形发展，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体罚是小事，该发议论的应是教学的异常：升学班不用参加庆典，整天关在教室里考考考。技能科目不上，却做主科的辅导课，什么技能都不会。更绝的是，连体育课都不上，下午又留校念到晚上七八点钟。担任这些班的老师，才是教学认真的老师，这样毕业的学生，在路上碰见，也同样不认识你是什么老师。教育变成这样子，你知道吗？本人已累了，不愿多写，由校赶车回来，已六点多，未吃饭先拜读你的大作，实在不敢苟同，疾笔草此，语无伦次，把自己的感受写出，只希望你能了解真实情况，再动笔不迟。你应该先调查，为什么老师、家长、学生，都同意体罚？才能客观地写，不能只凭幼时的气愤，就做如是的见解。你知道大众传播对学生有多大的影响吗？十几前学生的纯洁，已不复存在。现在学生恶劣的表现，我们也感慨万分，这是进步吗？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述说，也欠缺你的生花妙笔，只好本着“良心”，继续担任教育工作。我，一个微贱国中老师，对体罚的看法是：对好学生我们不会乱打，也舍不得打；而对坏学生的爱心，就是体罚。所以你不该理直气壮地反对，除非你能再写一篇告诉我们当教师的该如何做。

如果你没当过老师，或者没教五年的经验，那么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请亲自来国中试试看，愿你的文章能客观点。

这封信显示出这位国民初级中学堂教习的激动，他要求柏杨先生“客观”，可是他却站在极端主义的立场发言——因为他阁下恰恰地正“身临其境”。多少年来，“客观”二字成了糊涂虫的神秘法宝，动不动就念念有辞，祭了出来；对凡是持有相异意见的人，统统咬定他不客观，而且认为只要一口，就可咬死。信上曰：“近十几年来没当老师的人，无权说（反对体罚）大话。”呜呼，观剧跟投票不同，投票必须在当地住若干年月，而观剧就不然啦，他可以随时提出他的批评，演员们不能说，你没演过这出戏，有啥资格开黄腔呀？柏老有很多当中小学堂教习的朋友，他们都反对体罚。试问一声，反对的跟赞成的并列，谁是“主观”？谁是“客观”？谁是“大话”？这位国中教习竟然敢肯定他的“主观”就是“客观”，一旦加到学生身上，要想学生心服口服，恐怕只好靠蛮干动粗矣。

国中教习指出，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同意挨揍，而柏杨先生却十分沮丧，使他觉得“真是可笑”。这应该是原则问题，纵然百分之百写下同意挨揍的血书，我们都誓死反对。民法上规定：“自由不得抛弃”。甘愿被囚，法律都不允许。同样道理，我们认为人性尊严不得侵犯，也不得抛弃。四世纪晋王朝时，有“儿口承唾”节目，有钱大爷一咳嗽，身旁的穷小娃就张开大口，咕噜一声，咽下有钱大爷的尊痰。我们虽在千载之后，仍忍不住悲愤呐喊，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悲愤呐喊“实在可笑”，因为穷小娃自己都同意了呀，就没啥话可说矣。

国中学生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跟柏杨先生的看法尖锐相反，我一直认为一代要比一代好。即令学生一代比一代差，教习也会同样一代比一代差。啥客人吃啥菜，有啥可埋怨的也。事实上，下一代比上一代要活泼、顽皮，想得更多，不屈服性更强，这正是中华民族茁壮的生机。我相信有些学生老爷口吐脏言，叫教习绰号。但孩子们只要一进小学堂，他就非立刻学会脏话不可，本没啥稀奇，如果脏得过度，自有非体罚的校规可以使用。而叫叫绰号，更能显示孩子们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不能给别人取一个恰如其分绰号的学生，准是一个呆头鹅。好吧，即令这些行为罪大恶极，难道靠大动干戈就能阻吓得了乎哉？我敢赌一块钱，连上帝亲自出马，都阻吓不住，至于写错字，把“目的”写成“目地”，这位国中教习千方百计，都收不到效果，认为只有打手心打屁股，好像体罚也是包治绝症的神仙一把抓，只要一剂下肚，脏话没啦，绰号没啦，笨蛋也霎时英明盖世。咦，柏老学习算术的兴趣就是被打跑了的。贵阁下麾下的学生老爷，如果经常皮破血流，恐怕他一辈子都达不到“目的”，只能仍停留在“目地”上混。至于学生一出校门就不认识教习，难道靠臭揍，就认识了哉？收效当然会收效的，但只不过收效一时，一旦毕业，恐怕不认识的场面，更要惨烈。

这位国中教习，大刀一劈，把学生一分为二：百分之八十是“好学生”，百分之二十是“坏学生”。刚才还宣称学生自己都愿意挨揍的，不知道是“好学生”同意，还是“坏学生”同意？“好学生”同意，是慷他人之慨；“坏学生”同意，那就是自认为非被打得自尊心全毁，就改不了——对这种可怜的贱骨头，我们不应该再迎风纵火，或推波助澜，而更应该耐心拯救。不过主要的是，“好”、“坏”的标准是啥？由谁定这标准？由谁判断这标准？侯仰民先生教算术，认为柏老坏极，可是国文教习“老核桃”——我们上给国文教习刘月槎先生的绰号，他太老啦，满脸皱纹——他却认为柏老好得不像话，几乎要把女儿许配给我。这结论由谁决定？难道各发一把牛耳刀，要他们决斗取胜乎哉？

国文教习又曰：“我们不是神经病，怎会不知轻重？”这可跟神经病无关，连亲爹亲娘，气得两眼冒火时，打亲儿亲女，都有失手的时候。所以孔丘先生告诫小子们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问题是，亲儿亲女敢溜，学生敢溜乎耶？不溜还好，一溜恐怕更使教习暴跳如雷，怎么，你抗命呀？你瞧不起我呀？你还不知道承认错误呀？打得将更英勇。年纪轻轻的国中教习，有啥凭据证明每一个都知道轻重？台湾省立玉井高级中学教习王煜先生罚学生陈国荣跑步跑死，嘉义县立大林国民中学堂教习钟献元先生殴打学生陈英贤重伤住院，高雄市立盐埕国民中学教习庄金水先生把学生骆宗名打出脑震荡，桃园县立复兴国小学堂教习刘邦彬先生用麻绳把学生黄天惠绑起九小时，用竹鞭抽打。这几位教习难道都是神经病哉？一时气冲斗气，把不住“适当”的分际罢啦。来信的国中教习，他已认定某些学生是“坏蛋”，认定某些学生“已没有什么自尊、尊严、荣誉”。在这种认定下，爱心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穷的轻蔑和嫌恶，一旦下手，恐怕把持不住。教育部不准体罚，固然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幼苗不受摧残，也同时是为了保护教习不致官司缠身。“良心”只能自省，不能作为伤害别人时的金刚罩护身符。

这位教习和这类教习，既已推出“打坏学生的爱心就是体罚”的伟大发明，所以柏杨先生没有本领告诉你阁下如何去做。只能告诉你，对“坏学生”的爱心，不是体罚，而是更加倍的爱心。假使这点办不到，犹如一个不信神的人不适合当牧师一样，没有爱心的人，也不适合担任教育工作

中国人、中华人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一

大家一提起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都会生气。日本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侵略者，认为仅靠开枪开炮，就可以“八弦宏宇”。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日本人对亚洲国家的了解，远超过各国对自己的了解。一九三○年，日本人对中国东北，比中国还清楚。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比英国还清楚。对印尼，比荷兰还清楚。对菲律宾，比美国还清楚。以致日本佬愤愤不平，认为有权收归己有。

日本人为了打邻国的歪主意，而去苦下研究工夫，使人跺脚。如果抛开这一点，而仅就他们对邻国研究的精神和了解深度，却使我们脱帽“致良知”之说，认为人只要发掘良知，剔除私欲，推及天下，，不但脱帽，并且汗流浃背，自顾形惭。盖对别人打主意，固然需要了解，就是要跟别人做朋友，同样也需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参战，大批美军开到英国本土，美国小伙子和英国大姑娘，难免一见钟情兼不可开交。习惯上，英国人接吻是左颊先上的，美国人接吻却是右额先上。为了避免两鼻相撞危机，美军司令部下令他们的阿兵哥跟英国女孩子先礼后兵时，要入境随俗，左颊先上。不过结果并不理想，当两军接触，进行战况之际，仍然发生两鼻相撞节目。原来英国妇女团体为了敦睦国际友谊，也下令给老奶，要她们改为美国式的右颊先上。这跟男人世界右手握手一样，一个人忽然伸出左手，恐怕是握不成。如果我们到了一个用左手握手的国家，就必须先行了解他们，才能一拍即合。

不了解别人，不但吻接不成，甚至连朋友也交不到。可是多少年来，中国人对外国一直处于朦胧状态，对在外国的中华人，更朦胧得厉害。我们对唯一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美利坚，也不过皮毛。而对其他国家，像百年世仇的日本，抗战打了八年，死了千万，结果仍然“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对于唇齿相依的一些邻邦，所知的更属于瞎子摸象。柏杨先生到新加坡的第三天，《南洋商报》派了一部车子，要载我们贤夫妇去郊区长长见识。我一听“郊区”，就忍不住要笑，这么一个小岛还有郊区呀。但我没有笑出来，不是礼貌使我不便笑，而是被朋友铁青的脸色吓得把露出的大牙急忙用嘴唇包住，朋友问曰：“你们中国人以为新加坡只有两条街，是吧？”我立刻说不是，他瞪眼曰：“好老头，还不招认。”我只好招认好像似乎听谁这么说过。呜呼，这不能怪我，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钟摆式人物——钟摆式者，摇晃在自傲与自卑两极端的人物也——整天蒙着被想仙女散花，不开眼兼不开窍，我老人家不过其中之一罢啦。然而接着就是回到台北后的第三天（也是第三天），一位元老辈大亨，拍我的肩膀曰：“听说到了新加坡就跟到了中国任何城市一样，对吧？”当然不对。他不管我正要张口回答，又开腔曰：“听说新加坡百分之九十是中国人，对吧？”当然更不对。他大概看我神气有点邪门，急改口曰：“我的意思是，在新加坡，到处都是中国人。”我曰：“老爹容禀，我在新加坡所看见的，除了观光客外，到处都是新加坡人，却没看到一个中国人。哎呀，倒是看到了两个，一个是女明星，一个是女明星的妈，在那里淘金哩。”这回轮到他阁下神气有点邪门啦，大概认为我的回答不能符合他预定的答案，遂收回拍在我肩膀上的贵手，悻悻而去。本来以为这次开口借钱，准不落空，结果被我的老实话砸了锅。这又怎么能抱怨他哉，我老人家从前固也是这么胡思乱想的呀。

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人和中华人不同，就跟美国人跟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一样。再迷糊的英国人，都不会把美利坚人认为是英国人。里根总统先生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