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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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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的传统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寅”是清早三点到五点，但这三点到五点，是办事办公时间，不是起床上班时间，起床上班，还得更早。通常凌晨一点，住在南城外头的汉人官员，就从家里动身了。汉人官员除非皇帝特赏住宅，是不许住内城的，虽然光绪皇帝放松了祖宗的规矩，可是，官员住在内城的，还是有限。满朝文武，都经过三个门，进入皇宫，王公贵戚走神武门；内务府人员走西华门；其余满汉官员走东华门。走这三个门，还有规矩，规矩本来是禁严的、本来是要搜查的，但是官员大多，搜不胜搜、查不胜查，日久玩生，干脆免了。但有一个规矩没免，那就是官员进城，守门的卫兵必须喊门，喊门就是喊“哦！”一声，表示我知道你来了。这一声“哦！”也因官大小而异。大官来，“哦！”的声音长；小官来，“哦”的声音短。有时候，卫兵爱困，干脆在地上铺上席子，在门洞内、躺在被窝里头喊“哦！”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天气太黑、烛光大暗、门洞又长。所以纵使天低皇帝近，照样腐化胡来。上朝的人，在“哦！”声中，打着小灯笼，一个个鱼贯前进，从三个门前进到宫里去。当然，年高德劭的大臣还是不同的，有时候，皇帝看他们走得太辛苦，特赐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叫做“穿朝轿”；或乘马，叫做“穿朝马”，但这种优待，也只是到隆宗门前为止。翁同龢是皇上老师、也是年高德劭的大臣，也不能例外，这天，他在隆宗门前下了轿，满怀心事的走进养心殿。
北京城从外城朝里走，有三座大门，中间的是正阳门、左边的是宣武门、右边的是崇文门。进正阳门直往里走，就是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由天安门再直往里走，就是午门，午门是一，座成上边包抄形状的大建筑，正面是一座大楼，两边是四座角楼。它的前面，空间很大，可容纳两万人。明朝清朝的国家大典、常在这块地方举行。当然这块地也别有他用。例如明朝的“廷杖”，皇帝发威，当场打大臣屁股，就在午门；又如清朝的“申饬”，皇帝发威，叫宦官做代表把大臣臭骂，也在午门。还有大臣们向皇上谢恩，一群人满地下跪，也在午门。
进了午门，就是金水桥，过桥一直走，是太和门。太和门是人和殿的正门，进了这门，皇城内最伟大的建筑出现了，就是外朝的正殿——大和殿。殿前面围着三层龙墀丹陛，第一层二十一级，第二层第三层各九级，每层都围有白石雕成的云龙栏杆，曲折而上，再上面就是金碧辉煌的中国最大的木构大殿。殿基高二丈（约六公尺）、殿高十一丈（约三十三公尺），是用八十四根楠木大柱做骨架造成的。
太和殿因为是外朝的正殿，所以国家大典及元旦、冬至、万寿等节日，都在这里隆重举行，这个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和后面的中和殿、保和殿，形成了三大殿，是外朝的政治中心。再往前走，就是乾清门。紫禁城的外朝与内廷之分就在这道门上。进了这门，就是内廷了。进乾清门往前直走，就是乾清宫，这是皇帝的寝宫。但是，皇帝日常真正的活动中心却不在这里，而在乾清宫前右侧的养心殿。养心殿是皇帝日常办公的所在，召见臣属、举行宴飨，都在这里。这个殿有皇帝的小套房，在偌大阴寒的紫禁城里面，是比较温暖的所在。养心殿取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典故，但是，“寡欲”固然太难，“养心”自也不易，这处神经中枢，其实倒是最扰人的地方。
这天，皇帝在养心殿里单独召见了翁同龢。
翁同龢概括的报告了中国已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请皇上从变的角度，盯衡大计。
“我们的国家、也不是不变啊，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皇帝对翁同龢说。“同治元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李鸿章就在上海设立制炮局了，后来有上海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南京的金陵兵工厂、上海的江南机器局、福州的船政局、天津的诫器局、大沽的新式炮台，乃至成立招商局，这些都是先朝同治时代的变啊。即以本朝而论，从本朝元年举办铁甲兵船、在各省设立西学局开始，后来设立电报局、铁路、矿务局、武备学堂、北洋海军、汉阳兵工厂……直到今天……”
“皇上说得是。”翁同龢答道。“我们的国家，三十多年来，的确已经开始变了，可是，我们变的，多是在船坚炮利方面‘师夷之长’，想从这方面‘师夷之长以制夷’。船坚炮利固是‘夷之长’，但不是根本的，根本的长处是他们变法维新所带来的政治进步，这才是真正的‘夷之长’。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些，没有去学。结果，我们不但打不过真正的‘夷’，甚至在真正‘师夷之长’的日本变法维新以后，我们都打不过。这个教训告诉了我们：我们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伏请皇上圣裁。”
皇帝坐在宝座上，右手拇指支着下巴，其他四指揉着脸，他沉思着。他已经二十五岁，身体虽不壮硕，但是青春摆在那里、朝气摆在那里，从翁师傅的口里，他对变法维新有了具体的概念。但是变法维新需要新人、需要帮手，找谁呢？翁师傅吗？
“臣已经太老了！老的不止臣年已六十五岁，老的是臣只能看到时代，却己跟不上时代。”翁同龢力不从心的说。“不过，前一阵子臣向皇上提到的那个三十八岁青年人康有为，却是一把好手。臣愿大力保荐。康有为今年中进士第五名，表面看来，虽然不过是名优秀的进士，但这个进士却不同于别的进士，他其实是进士中的进士，学问极好，人又热情，能力也强。他做举人时候，就著有《新学伪经考》等书，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叫地方官‘令其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可见他不是等闲之辈。今年割让台湾等条款传到北京，他又联合各省举人干两百人上书请变法。目前又在京师开强学会，想开风气。畅智识，袁世凯他们都参加了，张之洞他们都捐了钱，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发现，在整个的北京城，竟买不到一份世界地图，可见中国人的民智是多么闭塞，连京师都如此、何况其他地方？一个民智如此闭塞的国家，是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的。若说洋人们一定乐见中国不能立足：于世界，也不尽然。他们搞‘强学会’，英国人李提摩太也来参加了。英国公使、美国公使也派人送去不少图书。总之，一个进步的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乐见的，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皇上圣裁。”
皇帝微微点头，没有说话。他紧咬着嘴角，向远方望去。养心殿中，并没有好的视野，好的视野，有赖于当国者的想象。养心殿西暖阁里有一副对联，忽然从他心中冒起，那是：
惟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
作为皇帝，天下已经以一人奉他了，但是，天下已经濒临绝境，如何治天下，他感到责任愈来愈重了。
一八九五年过去了，一八九六年来了；一八九六年过去了，一八九七年来了；一八九七年过去了，一八九八年来了。
两年的光阴过去了，光绪皇帝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已经即位二十四年，他不想再等待了。他看了康有为上书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更加强了他要学日本皇帝、俄国皇帝的愿望，从事变法维新，他决心不让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这皇帝手里。
就在皇帝加紧进行变法维新的前夜，翁同龢被罢黜了。这个在政海打滚四十年的老臣，被皇帝“开缺回籍，以示保全”了。这一天，正是翁同龢的生日。他去上朝，忽然被挡在宫门口，不准他进去了，不一会儿，命令下来了。皇帝的无情命令，显然是在西太后的压力下发出的。皇帝朱谕宣布的第二天，翁同龢去办离职手续，正赶上皇帝出来，翁同龢恭送圣驾，在路边磕头。皇帝回头看着、看着，没有说一句话。是生离？是死别？师徒二人，心头都有说不出的滋味。事实上，生离即是死别。二十四年的朝夕相聚、二十四年的师生之情，眼睁睁的告一尾声。
六年以后，七十五岁的老师傅在软禁中死于故里。这个人，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去，他变成了垫脚石。两朝帝师也好、四朝元老也罢，一切的累积，只是使后继者得以前进。他老了，他没有力量去搞变法维新了。事实上，维新分子在岁月的侵蚀后，往往就是新一代维新分子眼中的保守分子。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恭亲王当年雄姿英发，不是不可一世的维新分子吗？可是，当他老去，他却变成了绊脚石，当翁同龢安排皇帝召见康有为的时候，恭亲王就力持反对。这一反对后四个月，六十六岁的恭亲王死了，死后十八天，皇帝就召见康有为了。
召见康有为那天，也正是皇帝跟翁师傅生离死别的同一天，翁同龢引荐康有为，自己不但做了垫脚石，并且招致西太后对他的忌恨。他默默承接了所有的忌恨、集中了所有的忌恨，牺牲了自己，把后继者送上了台面。召见康有为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春夏之际，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络绎于途。通常是先出北京，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做臣子的，必须先预补一点朝仪和规矩，正在康有为要向人请教的时候，大头胖子袁世凯派人来邀请了。他坐上派来的专车，直奔袁世凯的海淀别业。
“久违了，长素兄。”袁世凯迎在海淀别业门口。一边迎康有力进入客厅，一面寒暄过后，表明了邀请之意，“今天约老兄来，是听说明早皇上要召见老兄。因为这是首次，请老兄注意一些仪注。首先，老兄天没亮就得到颐和园外朝房伺候。然后有人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太监就退走了。这时老兄要特别注意那门槛，门槛有二尺高，门上挂有又宽又厚的大门帘，由里面的人监掀起来，让你进去。要特别注意，门帘起落，会特别快，老兄动作得跟得上，不小心就会一只脚在门槛里头，一只脚在门槛外面，也可能官帽被打到，打歪了，就是失仪。好在我己为老兄先打点过，请他们特别照顾。还有……”袁世凯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这是一双‘护膝盖’，绑在膝盖上，见皇上要下跪，跪久了容易麻，到时候站不起来，又是失仪。这些都是我们的经验，特别奉致老兄。我要赶回北京有事，不能久陪了，晚上也不一定能赶回，已吩咐这边总管照料一切，老兄尽可使唤。今天送老兄到颐和园后，明早他们会等在门口。晋见皇上后，他们再送老兄回北京。”
康有为表达了感谢之意。心想这袁慰庭真是老吏，他这么细心、这么圆到，真是不简单。三年前办强学会，他还捐了钱，跟他交情不深，但他在刀口上总是出现，帮人一把，这个人真不简单。
颐和园的凌晨比北京多了不少寒意，大概那地方有山有湖，还有那无所不在的西太后。走到仁寿殿的时候，殿外己站了不少太监。康有为被安排在第三名召见。前两名召见过后，天已微曙，轮到康有为进去，首先感到的是殿内一片漆黑，稍闭眼，再定神看，发现殿座虽大，在御案上，却只有两只大蜡烛。御案下斜列拜垫，康有为走上前，跪了下去，脱帽花翎向上，静听问话。
一般召见时候，太监要先送上“绿头签”给皇上，签上写明被召见者的年龄、籍贯、出身、现官等履历，以备省览。可是，这回“绿头签”在旁，皇帝看都不看，表示皇帝对康有为已有相当的了解，虽然初次见面，并不陌生。
“朕很知道你，”皇帝轻轻他说，“翁同钳A保荐你很多次了。今年正月初三，朕曾叫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这些大臣在总署跟你谈过一次话，你说的活，朕都知道了。那天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你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你那段话，说得不错，他们报上来，大家为之动容。后来朕再看到你的上书，朕深觉不变法维新，朕将做亡国之君，因此决心走这条路。你呈上来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朕都仔细看过了。据你看来，我们中国搞变法维新，要多久，才能有点局面？”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中国国大人多，变法以后，三年当可自立。”康有为沉着地答着。
“三年？”皇帝想了一下，“全国上下好好干三年，我相信三年一定可以有点局面了。你再说说看。”
“皇上既然高瞻远瞩，期以三年。三年前皇上早为之计，中国局面早就不同了……”
“朕当然知道。”皇帝特别用悲哀的眼神，望了一下帘外，“只是，掣肘的力量大多了。在这么多的掣肘力量下，你说说看，该怎么做？”
“皇上明鉴。依卑臣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大臣太守旧。他们为什么守旧？因为制度害了他们。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八股取士，学作八股文的，不看秦汉以后的书，不知道世界大势，只要进考场会考试，就可以做上官、做上大官。这些人读书而不明理，跟不上时代却又毫不自知，所以只能误国，不能救国。为今之道，根本上，要从废除八股取士等错误的制度开始；而救急之术，要请皇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因为任何良法美意，一交大臣去商议，就全给毁了。大臣太守旧，不能推行变法维新怎么办？皇上可破格提用小臣，以小臣代大臣用，国家自然就有朝气，局面很快就会焕然一新了。小臣只愿为国家做事，不必加其官，但要委以事，不黜革大臣而耀升小臣，渐渐完成新旧交替，这样子变法维新，掣时的力量就可以降到最低了。”
这次召见，时间很长，皇帝大概知道这种召见的情况也很难得、也不宜多，所以一谈就谈了两小时。康有为告退后，皇帝颁发新职，名义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相当于外交部的中级官员名义，官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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