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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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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中级官员名义,官位不大,因为大官的任免,都要西太后说了算的,这样由皇帝赏个小官,自可免得刺眼。但是,五天后就给了康有为一个“特权”——使他可以“专折奏事”,不必再经过其他大臣之手,就可直达天听。——康有为从十年前第一次上书给皇帝起,一次又一次,费尽千辛万苦,找尽大臣门路,都难以下情上达。可是十年下来,他终于建立了直达的渠道。他要说什么、想说什么、有什么好意见,总算不必求人代递、被人拦截了。而他倾诉的对象、条陈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一种得君行道的快感,使康有为充满了希望。现在,他四十一岁了,他甘愿做一名小臣,在皇帝身旁为国献策。召见以后,他又陆续呈送了他著的《日本变法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加深皇帝从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水平,这是一种横向的努力;相对的,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是一种纵向的努力。他用庞大的证据、深厚的学问,说明中国人信奉的孔子,其实正是主张改革的人,抓住孔子做挡箭牌,守旧分子要反对,也反对不来了。十年来,康有为在纵横两方面的努力,如今都到了最后考验的关口,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兴奋与自信。

皇帝在召见康有为后的第七天,就先下诏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接着,在康有为的筹划下,小臣们一个个被重用了。召见以后不到三个月,皇帝下了命令,给四个小臣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四品官以下的官,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军机处的首领是军机大臣,都是三品以上的官,都被西太后扣得紧紧的,皇帝无法说了算,只能自己任命四个章京来分军机大臣的权,把他们特加卿的头衔,点名参预新政,这种安排,是很费苦心的。四个章京中,小臣杨锐、小臣刘光第是张之洞的学生,小臣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们三个人,都参加过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很早便与康有为认识了。可是最后一位小臣,不但没参加保国会、也没参加强学会。就跟康有为的关系来说,是后起之秀。这个人籍贯湖南浏阳,生在北京,三十三岁,身分是江苏候补知府;他的父亲是湖北巡抚,这位巡抚是翁同龢朋友,翁同龢见过老友此子,在日记中写道:“……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可见他的气派。军机章京在皇宫里分成两班,这个人分到与刘光第一班。第一天上班,他“桀做”地走进了内廷外面,御史问他、太监们问他,他一言不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大字——“谭嗣同。”

第七章 回向

北京的十月已经转冷,可是冷的时候,忽然有一股暖的感觉,那就是俗说中的“温雪”。”温雪”就是开始要下雪了。

半夜里梁启超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无法成眠。他索性点起蜡烛,拥被看起书来。书是一本讲北京古迹的小册子,叫《京城古迹考》,作者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调查北京古迹,写了这本书的。书中说北京城内城本来是十一个门的,后来改为九个门了。梁启超心里想,一般说“九门提督”,是掌管北京城治安的将军,若北京没有变小,“九门提督”岂不该叫“十一门提督”了?九个门也好,至少他这广东人记起来,要方便一点。接着他就一边用指头计算,一边背背北京的城门。北京城门一般说是“里九外七皇城四”。有的城门,由进出的车,就可看出特出。“里九”是内城的九个城门,南面城墙中间是正阳门。走的是皇轿宫车。正阳门东边是崇文门,走的是酒车,烧锅的多在北京东南,就这样走进来。东边城墙中间是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南方的粮食都由北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走大道进朝阳门,所以朝阳门附近的仓库也最多,像禄米仓、南门仓、北门仓、新太仓等都是。朝阳门北边是东直门,走的是木材车,附近大木厂也最多。北面城墙接近东直门的是安定门,走的是粪车,附近地坛那边有许多粪场,把粪晒干,卖给农民当肥料。安定门西边是德胜门,走的是兵车,德胜两字是讨个古利,当然打败之事,也不在少。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走的是水车,玉泉山的水,装在骡车上,运到皇宫。西直门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那门,是阜城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过来,转到南面城墙,正阳门西边的,就是宣武门,走的是囚车。宣武门外有大名鼎鼎的刑场菜市口,死刑犯都由内城经宣武门游街到外城,然后在菜市口行刑……梁启超数到这里,想到宣武门外这片北京西南地区,算是他们广东人最熟悉的。这片地区里,有南横街的他们的会馆,是上北京的广东老乡的大本营。对梁启超自己说来,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他是更常去的。因为南海会馆是老师康有为的居留地。他随老师一直住在那里。强学会成立后,他就搬到后孙公园,以便照料会务了。

梁启超的留守强学会,原因是康有为南下。那是一八九五年。这一年在北京,康有为上书给皇帝,失败了;办报纸,失败了;组织救国团体强学会,也在失败边缘。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夜,查禁这个会的风声,愈来愈浓了。这个团体是政党的雏形、也是学校的变相,由于当时气氛太保守,所以只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团体来过渡。但是,不论怎么过渡,保守势力还是要铲除它。康有为南下后,北京京城的步兵统领衙门带来了人马,所有的图书、器材都给没收了。连梁启超私人的一些衣服,也在被没收之列。梁启超给扫地出门了。

梁启超这时只有二十三岁,一天早上,他拖着辫子、也拖着脚步,走到了北京宣武门外,走人了西砖胡同(阿维森纳)。阿拉伯哲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文学家,,走进了法源寺。那正是北国的冬天,晴空是一片萧瑟。法源寺天王殿前,从屋瓦延伸到三级台阶、从三级台阶延伸到前院,都盖上了一层白雪。看上去一片寒澈洁白,令人顿起清明之气。他久已听老师赞美过法源寺,可是,在北京住了这么多日子,却大忙特忙,一直未曾来过。两天前,强学会被封了,他被扫地出门,这回可闲起来了。趁机浪迹京师,岂不也好,北京可看的地方大多了,首先就想到法源寺。

梁启超站在雪地里、站在法源寺大雄宝殿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他对书法的造诣,赶不上他老师,但他对佛法的研究,却有青出于蓝的趋势。所以他端详古碑,不从书法上着眼,而从佛法上寓目。他本是神童,四岁起读四书、六岁就读完五经、八岁学作文、九岁就能缀千言、十二岁考上秀才、十六岁就考上了举人,而他考上举人后四年,他的老师康有为才以三十六岁的年纪考上举人。第二年正是甲午战争那年,他跟老师一起进京赶考,考进士,因为那时老师已名动公卿,主考官怕他考取,如虎添翼,所以全力封杀。在阅卷过程中,守旧之士看到一篇出色的考卷,断定是康有为的作品,故意不取它,结果放榜之日,康有为考取了,梁启超反倒没考取,原来那篇出色的考卷是梁启超的!守旧之士整锗了人。

虽然考场失利,但是追随老师奔走国事,受到各界的注目与赞叹,却也少年得志。但是,二十三岁就名满天下的他,却毫无骄矜之气。他志在救世,从儒学而墨学、从墨学而佛学。尝试为自己建立一贯的信仰。佛学的信仰是唯心的,寺庙本身却是唯物的,以心寄物,由物见心,寺庙有它的必要吗?梁启超站在石碑前面,思路一直在心物之间疑惑着。接着他走上台阶,走进大雄宝殿,仰望着乾隆皇帝那“法海真源”的匾额,他的疑惑更加深了。“法海真源”,应该源在无形的明心见性,岂可源在有形的寺庙之中?他摇晁着比一般人要大了许多的脑袋,喃喃自语,有点不以为然。

在宝殿中,另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他。那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刚毅外露,目光炯炯。看他在摇头晃脑,走了过来。

“看你这位先生的相貌,像是南方人。”那个年轻人先开口了

梁启超侧过头来、侧过身来,点了点头。

“你看对了。我是广东人。不过听你一开口就湖南话,你先生也像是南边来的。”

“是啊,我是湖南浏阳。你是广东——”

“新会。”梁启超补了一句,“咦,浏阳会馆就在这附近啊。”

“是的,就在这附近的北半截胡同。我昨天才从上海到北京,对北京并不熟。就住在我们浏阳会馆里。”

“你先生昨天才到北京,今天早上就到庙上来,一定是佛门人士吧?”

“也是,也不是。我对佛法有研究的兴趣,可是并没像善男信女那样对佛膜拜,当然也从不烧香叩头。”

“我也一样,我们是志同道合了。我对佛法喜欢研究,也喜欢逛逛寺庙。可是,总觉得寺庙跟佛法的真义,有许多冲突的地方。宋明帝起造湘宫寺,他说‘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可是虞愿却说了真话,他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像湘宫寺这种寺庙,古往今来也不知有了多少,可能寺庙盖得愈多愈大,离真正的佛门精神反倒愈疏愈远。当然,这座法源寺有点例外,它本来是唐朝的忠烈祠,一开始并没有这种大雄宝殿式的佛教气氛。”

梁启超的广东官话,说得很慢,口音有点奇怪,但是见解更奇怪了——在佛堂里,他没有诃佛骂祖,但他似乎根本否定了佛堂的意义。使面前的湖南人听了,备感好奇。湖南人说:

“你老兄的见解是很高明的,我们又是志同道合了。严格说来,寺庙这些有形的东西,除了有艺术的、建筑的和一点点修持的功能外,离真正佛门精神,诚如你所说,十分疏远。自佛法人中国来,演变得好奇怪,一开始就走入魔障,大家没能真正把握住佛门实质,反倒拼命在形式上做功夫,佛门的大道是无形的,可是自命为佛教徒的人,却整天把它走得愈来愈有形,盖庙也、念经也、打坐也、法会也、做佛事也……这些动作,其实跟真正的佛心相去甚远了。《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要走下一半,必须‘回向’才算。谈到‘回向’后的舍身,佛门人物也干过,但那只是走火入魔。五代后期,周世宗就指出:‘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可见这种舍身,也只是把戏,并非真的为生民舍身。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这种理论,才是真正深通佛法的理论。明朝未年,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了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入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入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而一般的佛门人物,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部不能真的憧、真的身体力行。佛教被这些人信,被这些善男信女信,‘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憨’。释迦牟尼死不瞑目了。”湖南人一口气说了这些,愈说愈有火气起来。

“听你老兄弘扬佛法,见解真是过人。老兄出口就是《华严经》,似乎老兄比较喜欢华严?”

“其实哪一支都被搅得乌烟瘴气。华严也一样。只是华严一开始就被歧视。一千五百年前《华严经》的译者佛驮跋陀罗到长安,就被三千多和尚排挤,只好离开长安南下,十多年后他译出《华严经》,华严在中国,忧患之书也。我特别喜欢它。尤其,它的成书经过也充满了传奇,那龙树,他的朋友被杀了,但是他得以活下来传播华严思想。朋友死了,华严思想不死。”

《华严经》的全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传说是由文殊菩萨和阿难编的,由龙神收到龙宫里。龙树菩萨入龙宫见到了它而得道,把它流传人间。这部经有上、中、下三本,传到中国来的是下本的节本。龙树菩萨是释迦牟尼死后七百年生的使徒、是马鸣菩萨的再传弟子。他很聪明,与两个朋友学隐身法,跑到皇宫里。皇帝下令左右四处挥剑去砍隐身人,结果两个朋友被杀死了。在敌人挥剑的时候龙树菩萨发现他们怕误伤皇帝,不敢在皇帝身边挥,于是就躲在皇帝身边,逃过了大难。梁启超想起了这些,愈发对这湖南人好奇起来。“这位老兄喜欢龙树,他一定有不少侠气。”他心里想。接着,他开口了:

“老兄谈到周世宗的舍铜佛身、破山和尚的舍素食身,都可看出老兄能就佛法大义着眼立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气魄自是不凡。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佛门言转依,是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问心理,但是,佛门的真正毛病是,善男信女只知俗谛而不知真谛,结果浑然不识世间心理,又从何转之?从何依之?老兄说他们整天谈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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