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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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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接受了这一邀请。两人携手走出法源寺。
从广和居出来,又在外面料理了许多事,梁启超回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时候,已经夜里十点了。他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决定找点东西看看。忽然想起,早上谭嗣同不是送了他四首诗吗?何不现在就看看?于是,他点起蜡烛,读了起来:
同住莲华语四禅,
空然一笑是横阗。
惟红法雨偶生色。
被黑罡风吹堕天。
大患有身无相定,
小言破道遣愁篇。
年来嚼蜡成滋味,
阑入楞严十种仙。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家梦三槐。
金衰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优容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转不相值,
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
欲追前事已冥濛。
桐花院落乌头白,
芳草汀洲雁泪红。
再世金环弹指过,
结空为色又俄空。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町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幼僧祗。
梁启超读着、读着、读着,他惊呆了。天啊!这是多么好的诗!沉郁哀艳,字字都是学道有得之作!按说“诗无达诂”,解诗并无清楚的定说,但是,这四首诗读起来,你立刻就有一股苍茫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去追寻一点文字的痕迹,还是可以“达诂”一下的。于是,梁启超披身坐起来,开始仔细推敲诗稿。
“谭复生这诗,所受佛学影响之深。一开始就看出来了。”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把莲花看做最清净出凡的花,净土宗的佛教徒甚至强调死后托生莲华,花开见佛。佛门有‘莲华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修四种禅定所生的天——‘四禅天’,从初禅天的鼻舌以外眼耳身意四识,直到四禅天的六识之中只剩意识,十八天中境界愈来愈高,高到可以空中一笑,笑声洋溢。想到弘扬佛法,天雨生色之时,一阵黑风吹来,天空也就惨雾愁云。《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只要我不考虑到我自己的生命,我就一”切超脱起来,这种超脱,就是佛门中的身无定相,在身无定相下,《庄子》所说的‘小言詹詹’也就聊以遣悲怀、破邪道了。正由于自身已无,再回过头来务实一下,所以虽然无欲心而行事,一如《楞严经》所描写的味同嚼蜡,其实也是不无滋味的,大可跟着《楞严经》所列的‘十种仙’一块儿上天下地一番呢!”
“十种仙”是什么?梁启超记不清了,他下了床,在书架上取下《楞严经》,查了一下。原来是:
地行仙、飞行仙、
游行仙、空行仙、
天行仙、通行仙、
道行仙、照行仙、
精行仙、绝行仙。
“好,现在再研究第二首。”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说三世转生;是谓三生。《集异门论》说三世是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白居易诗有‘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谭复生写‘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自然是指前生之事,无始无终的,忽然显现此生。佛门所说的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业’包括行动上的‘业’,就是‘身业’;语言上的‘业’,就是‘口业’、‘语业’;思想上的‘业’,就是‘意业’。业有善有恶。由‘业’生出的是‘业力’,是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业因’,达成‘业果’、‘业报’。‘业因’是前世给今生的报应。由于前世有‘业因’,所以前世的无始无终的许多事,在朦胧之间,尽入眼底。西太后和小人们,逆天行事,歌舞升平,只是想盘据高位,位三公而对三槐,满朝行尸走肉,一如《庄子》所指的‘髑髅’,祢衡所指的‘坐者为冢、卧者为尸’,总该把他们清除。贾岛的诗说:‘撞钟饮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喷血斑。’在小人在位、违反天意的时局里,我跟他们,展开一场苦战,悲歌慷慨,动地而来,但这又算什么?生在鼎食之家,我的一切都得自吾土吾民,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具枯骨,今天在尚有血肉生命时候,我要仟悔、我要发愿牺牲自己: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
梁启超又进一步自言自语:“这诗的整个意思落在最后‘徐甲傥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上。是用晋朝葛洪《神仙传》的典。徐甲是老子的佣人,跟了老子许多年,可是从没拿到薪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老子算总账,说老子欠他多少多少。老子真行,他一言不发,把徐甲化为枯骨一具。这时徐甲恍然大悟:他清楚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枯骨,他的血肉生命怎么来的,还不明白吗?区区人间小事,还计较什么?于是他忏悔了。谭复生引徐甲的故事,当然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第三首,”梁启超寻思着,“就更沉郁哀艳了。佛门言死生流转,在人经历无量度数的轮回后,跟自己心上的人怀念的人,本已无法相值交会。不料,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里,我跟我心上的人怀念的人却又巧遇了、相逢了。但是,前世的因缘,已杳然难寻,欲寻还休,我也以无情解脱自喜。自古以来,从燕宫归怨、到吴宫离愁、到入间的雁行折翼,本有着大多的离情别绪,纵使入间因缘,像羊叔子那样,本是李家七岁坠井而死的男孩的后身,且有金环以为物证,但是,又怎样呢?死生又流转了,再世相逢,最后空空如也,还如一梦中。”
“最后一首也有情诗成分,”梁启超心想着,“不过,它综合了前三首,把对生命、对国家、对人情的一切,都串连在一起。这首诗写人间柳絮飘萍,本寄迹水面,各自东西,虽然今天堕水成离,他年却会化泥成聚。目前,纵有着屈原《离骚》的痛苦,却可展现庄周随缘的无垠。佛门以波旬魔王常率他的眷属障碍佛法。《楞严经》有‘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我此说,即波旬说’之语,足征天亦有亲而魔亦有眷之外,魔眷与魔,又同为与佛说打对台的魔说。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的。《佛国记》有‘喝言菩萨从三阿僧抵劫苦行,不借身命’的话,阿僧抵劫是数目的极限,是无数的意思。纵使成佛也摆脱不掉天亲魔眷的拦路。但是,从自己终期于尽、归于死亡看,一切也都是阿僧抵劫的历程,人生的千变万化,看开了,不过如什”
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干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梁启超先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并且创办了女学堂。后来发现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他的儿子陈三立与手下黄遵宪、徐仁铸,都协助推行新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转到湖南,做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去做了老师。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亲自教育四十名学生,培养下一代的救国人才。他用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师生打成一片,教育学生新思想、变法思想、民主思想。他每天上课四小时,课余办理校务、批答学生作文和笔记,每次批答,有的在一千字以上,忙得常常熬夜,最后累出了大病。这时候,湖南地方的守旧势力也正好检举梁启超他们,说他们非圣无法、妖言惑众,湖南巡抚也保护不了他们了,所以一一予以解聘。梁启超只好由学生扶着,登上轮船,东去上海。在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他身体瘦弱,可是灵气过人,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替老师整理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部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苫,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二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推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铜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大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的把书袋推上去,教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手、招了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铜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找到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听到梁老师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们不能舍身救国的原因,非因此家所累,就因此身所累。我们大家要约定: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谁同意这一标准,谁就是我们的同志……”
送行的人们点了头,谭嗣同补充说:
“我们大家在时务学堂这段因缘,恐怕就此成为终点,但是我们的师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却从梁先生这一标准上,有了起点。我们时务学堂的师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此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成败利钝,虽非我们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们也许会破家杀身,为今日之别,存一血证。那时候,在生死线上、在生死线外,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
谭嗣同从床边站起来,向梁启超抱拳而别,大家也鱼贯走出舱房,蔡艮寅走在最后一个。他转身向梁老师招手,眼中含着泪。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
“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是很高的样子,又高又锋利,正是你的前途。至于字,就叫‘松坡’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有松树那种节操,再加上苏东坡那样洒脱,正是蔡锷的另一面啊!”
第八章 大刀王五
梁启超回到上海,已是一八九八年的春天。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过去多少年的经营,都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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