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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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宠络汉人，到江南访求宋朝的遗士，跟它合作，名单开出三十人，谢枋得在里面，邀功的官吏找到他，强迫他北上。到北京后，他被安置在悯忠寺，他看到寺里曹娥碑，想到曹娥这个为了找父亲的尸体，十四岁就自杀了的汉朝女孩，感慨：“小女孩都能做到，我不能不如你啊！”遂把自己饿死在悯忠寺里。死的时候，六十四岁。

悯忠寺，就带着这样悲伦的身世，从历史走了下来。在十四世纪，当悯忠阁还没倒塌的时候，一个生在元朝的第一个皇帝时候、死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时候的老人张翥，曾为它留下一首哀婉的律诗，那是：

百级危梯溯碧空

凭栏浩浩纳长风。

金银宫阙诸天上。

锦绣山川一气中。

事往前朝人自老，

魂来沧海鬼为雄。

只怜春色城南苑，

寂寞余花落旧红。

在“寂寞余花”的时候，开始了本书的故事。

第二章　寂寞余花

时间是一八八八年，是清朝第九个皇帝光绪十四年，中国、的戊子年旧历正月初二日的上午，一个近三十来岁的青年人，一对有神的大眼睛，紧闭着嘴，有点黑，一脸广东人的长相，留着辫子、穿着灰色长袍、外套黑马褂、脚穿御寒的毛窝，漫步走向悯忠寺来。那时候悯忠寺已经改名法源寺，改了一百五十六年了。法源寺在北京宣武门外西砖胡同，远远望去，并排的三座大门，每座都对开两扇，门顶上是厚重的宫殿式建筑，门与门之间是墙，墙头也同样铺上琉璃瓦。这一排山门建筑，第一印象使人觉得厚重，好像凡是看到的，都戴了又厚又重的大帽子，庄严地等你过来。中间的门最大，前面左右各一只石狮子，尤其显得庄严。正门是开着的，可是冷清清，看不到什么人。虽然是正月初二，过年过得最热闹的时候，法源寺这种庙，却不是热闹的地方。北京的群众这时候去的是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这是奉礼道教东岳大帝的庙，庙里有真人大小的地狱七十二司，恶形恶状的，看起来很恐怖，据说还出自元朝塑像名家刘元之手。地狱有的还有活动机关，曾有吓死游客的事，所以停止了，足见这个庙的格调不高。这座老庙每到过年，香火特旺，男男女女，一清早就赶去烧香。庙的后院，有一头铜骡子，有人那么高，铸得很好，传说这骡子很灵，有病的人用手摸它身上哪个部位，自己身上哪个部位的病就会好；没病的人摸它身上哪个部位，自己身上哪个部位以后就不生病，要摸还得过年时候摸，过年时候才最灵。于是一到过年，这头铜骡子就被挤得水泄不通，被摸得光亮无比，不亦乐乎。它的生殖器，没人公然摸，但也极光亮，据庙里老道说，半夜三更许多人专门来摸它，这大多是生花柳病的人。

铜骡子以外，就是月下老人庙，庙中有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上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下联“是前生注定事，莫错因缘”。上下联分别来自《西厢记》和《琵琶记》，妙手天成，使这座小庙大生光彩。来烧香的都是老太太带大姑娘，有的大姑娘知道了是什么神，不好意思，不肯磕头，老太太逼她磕，她气得扭扭走了；有的不知道什么神，糊里糊涂也就磕了，一天下来，香灰满地，到处成堆。

在东岳庙求健康长寿、求婚姻美满以后，发财问题还没解决，于是男男女女，又涌到广安门外财神庙。财神庙有个大香炉，可是人山人海，都来上香，容也容不下，香一上，管香炉的人就立刻把香抽出来，丢在下边大香池里，要想自己的香多烧一会儿，得在旁边拜托管香炉的，管香炉的也没办法，不过如果这香不是自己带来的，而是向这个庙买的，就可以稍加优待。庙里又订做大量的纸元宝，不卖，因为神不能做买卖，不过善男信女如果奉献足够的香钱，神可以奉送一个。就这样的，财神庙的盛会，最后发了财的，是财神自己。

法源寺比起来，就冷清多了。

法源寺的大雄宝殿并不高，走上八级台阶，就是宝殿正门。正门看上去四扇，只是中间两扇能开。正门左右有对联，上面有三扇横窗，横窗上就是“大雄宝殿”横匾。台阶旁边立着旧碑，因为是千年古刹，寺里的这类古迹也很多。有的旧碑下面塑着大龟，这个乌龟台石叫“龟趺”，唐朝以来就流行了。乌guī头略向上抬着，好像背负着历史，不胜负荷。

青年人站在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仔细看着碑文，又蹲下来，看着龟趺，他好像对龟趺比对碑文更感兴趣。龟在中国，是一种命运的象征。中国人自古就烧龟的背，从裂纹里判断命运，在中国人眼中，千年王八万年龟，龟是长寿的动物，它有足够的阅历来告诉人类吉凶福祸，可惜的是，龟不说话，所以只好用火刑逼供。烧出的裂纹，经过解释，有利，皆大欢喜；不利，就不敢动。唐太宗为了抢政权，杀他哥哥和弟弟的时候，左右劝他下决心，不然你哥哥弟弟就要杀你，唐太宗始终犹豫，最后搬出乌龟来问卜，张公谨走上去，抓起乌龟，丢在地上，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今天要做这事，已不容怀疑，如果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不做不成？于是唐大宗就不问卜了。周朝灭商朝以前，也先问卜，结果竟是不利，大家都害怕了，姜大公把乌龟丢在地下，用脚去踩，说死骨头哪里知道什么吉凶？于是周武王还是出兵了。在中国历史上，除非这种英雄豪杰，没有人敢打破这种传统的信仰。

青年人望着碑下的龟趺，看得出神了，没感觉背后已经站了一位和尚。那和尚好奇地望着这个青年人，像青年人端详龟跌一样地端详着他。最后，青年人站起身来，伸一伸懒腰，绕到龟趺的背后，这时候，他发现了和尚。

和尚不像和尚，倒像一位彪形大汉。他四十多岁，满面红光，两道浓眉底下，一对精明的眼睛直看着他。和尚脸含着笑，但他的两道浓眉和一对利眼冲去了不少慈祥，他够不上菩萨低眉，但也不是金刚怒目，他是菩萨与金刚的一个化身。和尚的造形，使这青年人一震。

和尚直看着青年人，心里也为之一震。这青年人气字不凡。四十多年来，和尚阅人已多，但像这青年人这样面露奇气的，他还没见过。

青年人向和尚回报了笑容，和尚双手合十，青年人也合十为礼，但两人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青年人把右臂举起，把手抚上石碑，开口了：

“法师认为，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还是悯忠寺好？”

和尚对突如其来的问话，没有任何惊异。顺口就答了：

“从对人的意义说，是法源寺好；从对鬼的意义说，是悯忠寺好；从对出家人的意义说，两个都好。”

青年人会心地一笑，法师也笑着。

“我觉得还是悯忠寺好，因为人早晚都要变成鬼。”

“寺庙的用意并不完全为了超度死者，也是为了觉悟生者。”

“但是悯忠寺盖的时候，却是为了超度死者。”

“超度死者的目的，除了为了死者以外，也为了生者。唐大宗当年把阵亡的两千人，都埋在一起，又盖这座悯忠寺以慰亡魂，也未尝不是给生者看。”

“对唐太宗说来，唐太宗杀了他弟弟元吉，又霸占了弟媳妇杨氏。后来，他把弟弟追封为巢刺王，把杨氏封为巢刺王妃。最妙的是，他把他跟弟媳妇好生的儿子出继给死去的弟弟，而弟弟的五个儿子，却统统被他杀掉。照法师说来，这也是以慰亡魂，给生者看？”

“也不能说不是。”和尚不以为奇。“在中国帝王中，像有唐太宗那么多优点的人很少，唐太宗许多优点都考第一，当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点，他在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大多。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有些却不该做他做了。做过以后，他的优点又来收场，我认为他在事情过后，收场收得意味很深。盖这悯忠寺，就是证明。他肯盖这悯忠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是种善因。”

“会不会是一种伪善？”

“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

“我所了解的善，跟法师不一样。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进一步说，不但存心恶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恶，但并没存心为善，转出善果，也不能说是善行；更进一步说，存心不善不恶，但若有心为善，转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上面所说，重点是根本这个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而不是有心为善，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跟善的本质有冲突，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善本身就是目的。至于无心为善，更不足道，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反转出善果来的，当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反而转出善果，这个作恶的人，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颂，这大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为，是一种伪善。”

“刚才我说过，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这个标准，也许不理想，可是它很客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你悬格太高了，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人的心迹，不是那么单纯的，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事实上，它是善恶混合的、善恶共处的，有好的、有坏的、有明的、有暗的、有高的、有低的、有为人的、有为我的。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在一个人心迹里，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而是混成一团状态，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还是存心不善不恶、还是存心恶、还是有心为善呢？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以做出来的做标准，来知人论世、来以实践检验真理。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就是存心不善不恶、有心为善、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出来，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只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说，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

“法师真是佛心，喜欢与人为善，到了这样从宽录取的程度。”“宽是宽了一点，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并不是做善行，这就是分寸。”

“照法师这么说来，盖了这么个大庙都不算是善行，只算是善因，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

“这要看对谁来说。如果某甲有一两黄金，他出九钱盖庙，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他的善行，比起来像善因，很难算是善行。”

“所以唐太宗不算？”

“唐太宗身为皇帝，当然不止是十万两的某乙，他盖悯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况，他有权力根本就不使盖悯忠寺的理由发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丽？不打高丽，就不会死人，就无忠可悯，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丽，那才算是他的善行。”

“照法师这个因人而异的标准，我发现法师悬的格，简直比我还高。唐朝当时受到四边民族的压力，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如今你法师竟用的是人类和平的标准、不杀不伐的佛教标准，来要求一个十九岁起兵、二十四岁灭群雄、二十九岁就君临天下的大人物，法师未免太苛求了。”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悬格大高了。可是，大人物犯的错，都是大错。唐大宗若不是大人物，我也不会这么苛求了。因为，从历史上看，当时高丽并没有威胁到唐朝，高丽虽然欺负它南边的新罗，但对唐朝，还受唐朝的封、还对唐朝入贡，唐太宗打它没成功，盖悯忠寺回来，第二年高丽还遣使来谢罪、还送了唐太宗两个高丽美人。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你说的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的威胁性，至少对高丽来说，是担心得太过分。我认为唐太宗打高丽，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天可汗’思想作祟，要君临天下，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和平了。我承认，要求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别人的路线，那反倒不近人情了。”

“这么说来，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

“当然肯定，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废善。至于想去行善、说去行善，那只是一念之善，并没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两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法师这样注意行、注意做、注意以实践检验真理，这种思想，跟孟子以至王阳明的，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孟子认为发善情就是善，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谓善矣’；王阳明认为在内心就是善，所谓‘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这些抽象的检定善的标准，我是不承认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

“法师这种见解，我听了很奇怪，太不唯心了，佛教是讲唯心的。”青年人露出一点取笑的神气。

和尚好像有一点为难，想了一下，最后说：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释迦牟尼与何罗逻仙人辩道时说：‘若能除我及我执，一切尽舍，是名真解脱。’我执就是主观的心，善如果没行出来，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