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文集-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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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儿跟翻天印搅混了十个年头，学会了翻天印的几套花招儿，自个儿还有满腹的鬼点子；连翻天印都高挑大拇指，夸她七窍八孔满是锦囊妙计。于是，众人随缘凑趣儿，锦儿就落了个锦囊娘子的封号。锦囊娘子一想自己这朵鲜花插在了狗屎上，就恨不得一刀一刀活剐了翻天印。可是她自打十五岁被翻天印揉圆了又搓扁，折磨得怕人骨髓；而且深知翻天印一肚子狼心狗肺，凶狠毒辣，只得低眉顺眼，不敢轻举妄动。土改运动要过三查关，翻天印作恶多端，害过几条人命，吓得急火攻心中了风，一摊烂泥瘫痪在炕上；爬也爬不动，坐也坐不起，有嘴不会说话，连张口吃饭都得一勺一勺喂下去，这下子可落在了锦囊娘子手里。十年的怨恨要出气，打他是个活尸，不知疼痛，骂他自个儿伤神，反倒不上算，饿他一死，一时痛快，却又便宜了他，都不是高明手段；软刀子割肉最难受，锦囊娘子就在翻天印的眼前招野男人，细水长流整一年，翻天印才气死。气死了翻天印这个恶棍，锦囊娘子孤身一人，年轻寡妇开店，招蜂引蝶，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她赶快找主儿改嫁。嫁给花轱辘，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锦囊娘子感到称心如意；可是，过去的那几个情人仍旧死皮赖脸，纠缠不休，婚后几个月不得安宁。花轱辘沉得住气，自有安排；他一面对锦囊娘子百般温存，一面打听这些旧日情人的真名实姓，心中有底，这才动手。他打发人兵分几路，到那几个旧日情人家去，假作替锦囊娘子捎信；只说花轱辘外出，约那个人夜晚前来鱼菱村幽会。花轱辘在家里，找来力大如牛的邵正大当帮手，暗中埋伏已定，只等关门打狗。月黑天，三更时分，这些家伙一个个先后到来，进门一个，花轱辘和邵正大就一拥而上，放倒在地，捆猪一般绑住手脚，嘴里填进烂棉花团子，扔到鸽子笼小棚屋的土炕上；一个又一个，小炕上堆起了人垛，便关紧了屋门，堵严了窗户，在外间屋的灶膛里点起老树杈子，干锅爆螃蟹。正是暑伏天气，关门闭户的鸽子笼小棚，闷热得像扣屉的蒸笼；硬柴又把土炕烧得滚烫，不到一顿饭的工夫，这几个家伙便满身燎泡，皮开肉烂。花轱辘不慌不忙，支起窗户打开门，兜头泼下几大筲水，一个一个松绑放生；这几个家伙不死只剩一口气，各自四脚落地爬回家去，全都根除了邪念。一年之后，锦囊娘子生下一个粉团似的大胖小子，也就不再三心二意了。锦囊娘子喜欢劳心，不爱劳力，嫁到杨家，又入社多年，从不下地。她是河边渡口的鸡毛小店出身，眼皮子杂，嘴皮子巧，心路宽，门路广，不愿吃闲饭，就做小买卖。运河两岸四乡八镇的集市，她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阵阵出马，每趟都沾手三分肥；一年到头，锦囊娘子抓回家来的活钱，顶得上三个花轱辘死挣工分。天下大乱那十年，京郊的集市被横扫一空；锦囊娘子已经很不年轻，早被村里人尊称锦囊大婶，可是手长脚快，不减当年；她跨出北京地界，跑河北省境内的自由市场。鱼菱村的工值，年年落价，一个强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杨家老少几口，没有锦囊大婶东奔西忙，吃穿得愁断肠。要想走出围、追、堵、截的鱼菱村口，头上得撑起一柄大红伞；锦囊大婶虽然是自由市场的老客，却不忘驱赶老伴和儿子跑在学大寨的前列；花轱辘老头当上活学活用的标兵，他们的儿子杨吉利更当上政治队长，锦囊大婶跑自由市场也就四面八方，畅通无阻了。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都把杨家当成堡垒户，进村先派他家的饭，这可烦死了锦囊大婶。她一怕露馅，二怕麻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河滩上挖野菜，园子里捡烂菜帮子，大锅一熬，吃忆苦饭，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一上饭桌子，不禁心里发呕，却又不得不装出庄严沉痛的神色，硬着脑皮，捏着鼻子喝几碗。等他们一走，锦囊大婶插上门闩，顶上门杠，切面、烙饼、包饺子；忆完了昨日的苦，全家另享今”的甜。从此，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不敢再到杨家派饭，还得夸杨家阶级觉悟高。锦囊大婶虽然已经是个干巴精瘦的小老太婆，但是仍然残存着昔日的风韵神采，穿着打扮也不肯土气；女儿天香穿旧的衣衫，她都照搬在身上。这些衣衫买自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又是上海服装店出品，描得出少女婀娜的身姿；风吹日晒褪了色，花儿草儿的还有几分鲜艳。有钱难买老来瘦，锦囊大婶五十几岁不发胖，穿起时装正合身；若再蒙上女儿天香那藕荷色的头纱，冷眼一看后影，还只当是谁家的新媳妇。锦囊大婶也真是人老心不老，花轱辘老头喜欢穿农民的老式裤褂，被她指鼻子剜眼一顿数落，只得四季都穿儿子杨吉利的剩货，外貌颇像城里工厂的老师傅。心快眼尖钻空子，是锦囊大婶的独到之外，花轱辘老头也不能不佩服她棋高一着。这时，高墙那边的西院，邵正大跟吴钩大喊大叫，吴钩劝不转这头十八匹马也拉不回头的犟牛；花轱辘老头乱了方寸，锦囊大婶却十分镇静，想出了妙计安天下。“兵贵神速！”锦囊大婶把花轱辘老头从地上搀架起来，拍了拍他身上的泥土，“快把吉利找回来，叫他给老正大服个软儿，老正大这个人脸热，不会跟晚生下辈一般见识；两家讲和，咱们也不失身份，没丢面子。”花轱辘老头遵旨，跑出门去。“小师傅，有劳你的大驾。”花轱辘老头满脸堆笑，向吉普车的司机点头哈腰，“我要把我的儿子接回来，跟你们的吴社长，他的吴大伯吃顿团圆酒饭，求你开车跑一躺。”“大伯，上车吧！”年轻的司机爽快地答应。花轱辘老头坐着汽车接儿子，从北到南穿过鱼菱村的一条街，神气十足。四杨吉利已被削职为民，不再当政治队长；从高人一等，落到等外劳力，低人一头了。过去，嘴皮子开花，舌头尖子取贵；溜溜达达，十分到家，游游逛逛，工分上帐。丢了乌纱帽，就得下地卖力气，他可舍不得劳其筋骨，汗珠子摔八瓣儿：便自己落价，跟花甲古稀之年的老人一起遛马，每日只挣六分。拉了秧的黄瓜卸了任的官，杨吉利仕途失意，整天愁眉苦脸，忿忿不平，一脑门子丧气。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自打杨吉利落生之日，就顶在头上，捧在手里，甘当儿子的牛马，把杨吉利娇惯得咬群抓尖儿，自命不凡，好出风头。他念中学，造反起家，回村以后，又以鹦鹉学舌，左嗓子唱小靳庄的高调儿，写诗成名；不费吹灰之力，扶摇直上，荣任政治队长，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梦想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当上“全民所有”，不吃毛粮，铁秆庄稼，旱涝保收，货真价实的长字号人物。明明是碟子里孵出的豆芽儿，却自以为是一棵栋梁之材的大树。杨吉利眉眼透着鬼头，其实不到家；前扑后咬得罪人找他，大学选拔学员，工厂招收壮工，全都没有他的份儿，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对他重用。连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都看出了其中有鬼，他却鬼迷心窍，还呵斥他的爹娘私字当头，没有公心。儿子走了背字儿，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只觉得满腹委屈，怨天尤人；生怕儿子一口气窝在心里，得了臌症，有个三长两短。轿车的骡子单喂，吃穿都把杨吉利供在上席，老少三辈拔头份儿；但是，杨家毕竟已经今非昔比，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虽是一家之主，却也不是金口玉言；两片刀子嘴的女儿天香，一身占全骄娇二气的儿媳妇于芝秀，都不给杨吉利好脸色，杨吉利吃口东西，也是打脊梁骨下去。花轱辘老头乘坐吉普车，指手划脚，穿村而过；就像宫轿行街，惊动了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跑出门来观看，沿街一条人巷。“看见我家吉利了吗？”花轱辘老头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逢人便问。“这是谁的汽车呀？”人们反问他。“是公安局的逮捕车吧？”有人跟他开玩笑。“这是他吴大伯的专车！”花轱辘老头眉飞色舞，“他吴大伯要找他谈话。”“你家吉利哪儿来的吴大伯呀？”有人迷惑不解，也有人明知故问。“就是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吴队长呀！”花轱辘老头大声吆喝，“卧龙出山，老将出马啦！”吉普车带着一缕尘烟驶出村外，花轱辘老头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儿子喜欢在河湾子的柳林中挂马，便又指引吉普车向河湾子驶去。从鱼菱村西口向南，运河甩了一个大弯；河湾和长堤之间，是一片茂密的柳裸子地，洒满野花，水边绿苇丛中鸣禽啼啭，罕有人迹，是鱼菱村外一个十分背静的角落。杨吉利遛马，跟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话不投机半句多，使孤家寡人，独往独来；把两匹挂了驹儿的骤马拴在河湾子的大柳树上，自己钻入柳棵子地里，白沙地上铺开一张大花塑料布床单，不是睡大觉，就是看小人书，还常常在柳阴深处摆下赌场，招来几位酒肉朋友打扑克赌钱。杨吉利别无一技之长，只有在赌钱上玲珑剔透，手眼精明，十局九胜；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一支接一支地吸过滤嘴香烟。吉普车在河堤上停下来，花轱辘老头跳下车去，走下河坡，只见柳棵子地上空，香烟缭绕，柳丛里吵蛤蟆坑似的吆三喝六；一架录音机播放着令人骨酥肉麻的港台歌星的流行歌曲。杨吉利跟他的朋友们正在狂赌。“吉利！”花轱辘老头叫道。没人理睬，只有港台歌星在嘻皮笑脸地打情骂俏：好花不常开呀，好景不常在……“警察抓局来啦！”花轱辘老头大喝一声。柳棵子地里一阵大乱，鸡飞狗走，抛下了港台歌星，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花轱辘老头捧腹大笑。“爹，谁打发您前来诈尸？”从柳裸子地中冲出一个花花公子，横眉立目地向花轱辘老头大发脾气。此人便是杨吉利。杨吉利三十一岁，生得细皮嫩肉，唇红齿白，不带一点农村的土气；他留的是大鬓角，嘴唇上一抹小胡髭，鼻梁上架一副贴着商标的蛤蟆镜，上身穿一件套头紧身尼龙衫，下身穿一条米黄色的喇叭裤，十足的港式派头儿。也许有人不相信，这副打扮，城里也并不多见，京郊农村怎么会出产这类角色？京郊农村的每个大队，差不多都有放映机，放映员到公社电影站租片子，每场只花一至五元；不到三夏三秋大忙时节，乡下人晚上收工，闲着没事，大队就放映电影，至少隔一天演一场。而且，大队部还有一台二十时的电视机，更是每晚都要开放。某些香港和国产仿洋牌的影片，以及花里胡哨、光怪陆离的电视剧，造就了杨吉利这一类的浮浪子弟。“你跟谁在一块打扑克？”花轱辘老头笑眯着眼睛问道。自幼把儿子娇惯得野腔无调，打天骂地，花轱辘老头被儿子当头棒喝，也是自作自受；不过，习以为常了，倒不觉得脸上挂不住。“北京来的哥们！”杨吉利脸上放着毫光。花轱辘老头一听儿子结交上北京的朋友，只觉得他家又多开了几条门路，忙问道：“他们都在哪儿上班？”“人家是争取人权自由同盟的。”杨吉利打开雕花镀镍的烟盒，抛给花轱辘老头一支，“这是人家刚送给我的外国香烟，您尝尝。”花轱辘老头听着耳生，追问道：“这是哪一行的单位，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呀？”“我前些日子进京，跟他们在民主墙结成战友。”杨吉利摇头晃脑，自鸣得意，“连外国人都佩服他们！”花轱辘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吉利，京油子可沾不得呀，你别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气。”“您一个上老帽儿，懂得什么？”杨吉利不耐烦的挥手，“去，去，去！”“快跟我回家！”花轱辘老头一指河堤上的吉普车，“你吴大伯特派汽车来接你，要跟你谈谈话。”“您打哪儿给我捡来一个吴大伯呀？”杨吉利翻着白眼。“就是吴钩呀！”花轱辘老头的得意神气，不下于儿子，“人家又当上了报社的社长，大老远的从北京下来看我；你不是会写诗吗？正跟他对工，求他提拔提拔你。”“原来是那个老右呀，不见！”杨吉利嗤之以鼻，“二次革命一来，还得给他戴上帽子。”“什么，什么？……还要折腾呀！”花轱辘老头惊慌失色，直打寒噤。“眼下的这些政策，都是要使党变修，国变色，不折腾行吗？”杨吉利恶狠狠地嘶叫，“什么叫让农民富起来，分别是要使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放屁！”花轱辘老头头一回跟宝贝儿子发这么大火，“我土埋大半截，穷够了！临死之前，非要富一下子不可！”他气昏了头，转身就走，上堤坐车，原路而回。“我警告你们！”杨吉利跳着脚，“不许跟吴老有勾勾搭搭，丧失阶级立场。”花轱辘老头气呼呼回到家，锦囊大婶急不可耐地问道：“怎么没把吉利接来？”“小兔崽子还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花轱辘老头听见墙那边吴钩大说大笑，急得在院里来回转磨。“我，还有一条妙计。”锦囊大婶牵着嘴角一笑，酸溜溜压低声音，“打发芝秀过去赔情，这把钥匙一定打得开那把锁。”“唉呀，这……这……”花轱辘老头面带难色，“咱们也太下作了。”锦囊大婶脸一沉，下令：“快去接芝秀！”就在这时，收了工的儿媳妇于芝秀，怀抱着从幼儿园接回的小女儿，风摆杨柳走进门。五于芝秀虽然已经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仍然在鱼菱村的年轻女人中拔尖儿，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姑娘少女，也比不上她的花光草色。这两年，她的小姑子杨天香像一朵碧水新荷，崭露头角；可是，那丫头整天一副冷若冰霜的脸子，又是两片刀子嘴，没有一点春水柔情，温馨气味，还是她更引人注目。她的爹，十三岁进京学生意，眼下是北京大栅栏百货商店的老售货员，比她娘大十八，节假日替人顶班，也不回家。家里，她娘带着她和两个弟弟过日子，每到月头，她娘就打发她到北京去，替她爹领取工资，然后给她爹买下十五块钱的饭票，剩下的五十四元三角二分，整个儿带走。于芝秀的娘，是个小肉头户的女儿，年轻时候也长得像三春的桃李，炕上地下又是一双巧手；她家只雇一个孤儿扛小活，只管吃穿，不给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