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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文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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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里，一旦鼓被敲破了，四面楚歌，他这才明白了，可是已经晚了。个人英雄也就是悲剧英雄。希特勒、墨索里尼已成过去了，他们的死法是多么有力的标语，佛朗哥，以及佛朗哥的弟兄们，读一读它吧！
和伟大相反，我喜欢渺小，我想提倡一种渺小主义。—个浪花是渺小的，波浪滔天的海洋就是它集体动力的表现，一粒砂尘是渺小的，它们造成了巍峨的泰岱，一株小草也是一支造物的小旗，一朵小花不也可以壮一下春的行色吗？
我说的渺小是最本色的，最真的，最人性的，是恰恰反乎上面所说的那样的伟大的。一颗星星，它没有名字却有光，有温暖，一颗又一颗，整个夜空都为之灿烂了。谁也不掩盖谁，谁也不妨碍别人的存在，相反的，彼此互相辉映，每一个是集体中的一分子。
满腹经纶的学者，不要向人民夸示你们的渊博吧，在这一方面你不是能手，因你有福、有闲、有钱，你对于锄头拿得动、使得熟吗？在别人的本领之前，你显示自己的渺小吧。用你的精神的食粮去换五谷吧。
发号施令的政治家，你们也能操纵斧柄如同操纵政柄吗？
将军们，不要只记住自己的一个命令可以生杀多少人，也要想想农民手下的锄头，可以生多少禾苗，死多少野草呵。
当个人从大众中孤立起来，而以自己的所长傲别人所短，他自觉是高人一头；把自己看做群众里面的一个，以别人的所长比自己的所短时，便觉得自己是渺小。人类的集体是伟大，我常常想，不亲自站在群众的队伍里面是比不出自己高低的；我常常想，站在大洋的边岸上向远处放眼的时候，站在喜玛拉雅山脚下向上抬头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的渺小。
因此，我爱大海，也爱一条潺潺的溪流：我爱高山，也爱一个土丘；我爱林木的微响，也爱—缕炊烟；我爱孩子的眼睛，我爱无名的群众，我也爱将军虎帐夜谈兵─—如果他没有忘记他是个人。
我说的渺小是通到新英雄主义的一个起点。渺小是要把人列在一列平等的线上，渺小是自大、狂妄、野心、残害的消毒药，渺小是把人还原成人，是叫人看集体重于个人。当一个人为了群众，为了民族和国家，发挥了自己最大可能的力量，他便成为人民的英雄─一新的英雄，这种英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牺性了自己，他头顶的光圈，是从人格和鲜血中放射出来的。
人人都渺小，然而当把渺小扩大到极致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新的英雄。
这世纪，是旧式的看上去伟大的伟人倒下去的世纪；这世纪，是渺小的人民觉醒的世纪；这世纪，是新英雄产生的世纪。
我如此说，如此相信。
〔1945年〕
老哥哥
秋是怀人的季候。深宵里，床头上叫着蟋蟀，凉风吹一缕明光穿过纸窗来。在我没法合紧双眼的当儿，一个意态龙钟的老人的影象便朦胧在我眼前了。
可以说，我的心无论什么时候都给老哥哥牵着的，在青岛住过了五年，可是除了友情没有什么使我在回忆里怅惘，有那便是老哥哥了。青岛离家很近，起早也不过天把的路程呢。记得在中山路左角一家破旧的低级的交易场中常常可以得到老哥哥的消息。前来的乡人多半是贩卖鸡子回头带一点洋货，老哥哥的孙子，也每年无定时的来跑几趟，他来我总能够知道，临走，我提一个小包亲自跑到嘈杂的交易所里从人丛中从忙乱中唤他出来交到他的手里。
“这是带给老哥哥的一点礼物。”
“这还使得呢！”口在推让着小包却早已接过去了。我知道这点礼物不比鸿毛有分量，然而一想老哥哥用残破的牙齿咀嚼着饼干时的微笑，自己的心又是酸又是甜的。
老哥哥离开我家，算来已经足足十年了。在这个长的期间里，我是一只乱飞的鸟，也偶尔的投奔一下故乡的园林。照例，在未到家以前，心先来一阵怕，怕人家说我变了，更怕有些人我已不认识有些人已见不到了。到了家一定还没坐好，就开始问短问长了。心急急想探一下老哥哥的存亡，可是话头却有些不敢往外吐，早晚用话头的偏锋敲出了老哥哥健在的消息心这才放下了。
前年旧年是在家里过的。正月的日子是无底幽闲，便把老哥哥约到我家来了。见了面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他却大声喊着说：“你瘦了！小时候那样的又胖又白！”从他刚劲的声音里我听出了他的康健了。
“老哥哥，你拖在背上的小辫也秃尖了。”他没有听见，便在我的扶持下爬到我的炕头上了。
我们开始了短短长长的谈话，话头随意乱摆是没有一定的方向的。他的耳朵重听，说话的声音很高，好似他觉得别人的听觉也和他一样似的。用手势，用高腔，不容易把一句话递进他的耳朵里去，他说，他常常挂念着我，他的身子虽然在家里，可是心还在我的家呢。
语丝还缠在嘴角上，可是他已经虎虎的打起鼾声来了，我心里悲伤的说“老哥哥老了！”
呼吸像拉风箱，一霎又咳嗽醒了，楞挣起来吐一口黄痰。他自己仿佛有点不好意思，要我扶他趋搭的到耳房里去，在那儿也许他觉得舒心一点，五十个年头身下的土炕会印上个血的影子吧？于今用了一把残骨他又重温别过十年的旧梦去了。
傍晚了。来留他住一宿，他一面摇头一面高声说：“老了，夜里还得人服侍！日后再见吧！”我用眼泪留他，他像没有看见，起来紧了紧腰踉跄着向外面移步了。我扶着他，走下了西坡，老哥哥的村庄已在炊烟中显出影子来了。
我回步的时候晚霞正灼在西天，回头望望老哥哥，已经有些模糊了，在冷风里只一个黑影在闪。
“日后再见吧！”我一边走着一边味着老哥哥这句话。但是一个熟透了的果子谁料定它刹那会落呢？
回到家来更念念着老哥哥了。老哥哥真是老哥哥，他来到我家时曾祖父还不过十几岁呢。祖父是在他背上长大，父亲是在他背上长大的，我呢，还是。他是曾祖父的老哥哥，他是祖父和父亲的老哥哥，他是我的老哥哥。
听老人们讲。他到我家来那不过才二十岁呢。身子铜帮铁底的，一个人可以单拱八百斤重的小车，可是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已是六十多岁的暮气人了。那时他的活是赶集，喂牲口，农忙了担着饭往坡里送。晒场的时节有时拿一张木叉翻一翻。扬场，他也拾起张锨来扬它几下，别人一面扬一面称赞他说：“好手艺，扬出个花来，果真老将出马一个赶俩。”
从我记事以来，祖父没曾叫过他一声老哥哥，都是直呼他老李。曾祖父也是一样。
曾祖父的脾气很暴，好骂人“王八蛋”。他老人家一生起气来，老哥哥就变成“王八蛋”了。
祖父虽然不大骂人，然而那张不大说话的脸子一望见就得叫人害怕。老哥哥赶集少买了一样东西，或是祖父说话他耳聋听不见，那一张冷脸，半天一句的冷话他便伸着头吃上了。我在—边替老哥哥心跳，替老哥哥不平。心里想：“祖父不也是老哥哥手下长大了的吗？”
老哥哥对我没有那么好的。我都是牵着他的小辫玩。他说故事给我听。他说他才到我家来，我家正是旺时；六曾祖父做大京官，门前那迎风要倒的两对旗杆是他亲手加入竖起来的，那时候人口也多，真是热闹。语气间流露着“繁华歇” 的感叹。我小时候最是迷赌，到了输得老鼠洞里也挖不出一个铜钱来的困窘时，我便想到老哥哥的那个小破钱袋来了。钱袋放在他枕头底下，顺手就可以偷到的，早晚他用钱时去摸钱袋，才发现里面已经空空了。他知道这个地道的贼，他一点也不生气。我后来向他自首时是这样说的：“老哥哥，这时我还小呢，等我大了做了官，一定给你银子养老。”
他听了当真的高兴。然而这话曾祖父小时曾说过，祖父小时也曾说过了！
在黄昏，在雨夜，在月明的树下，他的老话便开始了。我侧着耳朵听他说长毛作反，听他说天下掉下彗星来。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这一次了。那年我八岁，母亲躺在床上，脸上蒙一张白纸，我放声哭了，老哥哥对我说母亲有病，他到吕标去取药吃上就好了。后来给母亲上坟也老是他担着菜盒我跟在后头，一路上他不住的说母亲是叫父亲气死的。“当年大相公，剪了发当革命党，还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好，你小时穿一件时样的衣裳，姑们问一声‘又是外边那个娘做来的 ’，这话叫你娘听见，你想心里是什么味？而后，皇帝又一劲的杀革命党，你爷戴上假发到处亡命。这两桩事便把你娘致死了。”
老哥哥一天一天的没用了。日夜蜷缩在他那一角炕头上，像吐尽了丝的蚕一样，疲惫抓住了他的心。背屈得像张弓。小辫越显得细了。他的身子简直成了个季候表，一到秋风起来便咯咯的咳嗽起来。
“老李老了！老李老了！”
大家都一齐这么说。年老的人最不易叫人喜欢。于是老哥哥的坏话塞满了祖父的耳朵。大家都讨厌他。讨厌他耳聋，讨厌他咯咯闹得人睡不好觉，讨厌他冬天把炕烧得太热，他一身都是讨厌骨头，好似从来就没有过不讨厌的时候！祖父最会打算，日子太累，废物是得铲除的，于是寻了一点小事便把五十年来的跑里跑外的老哥哥赶走了。我当时的心比老哥哥的还不好过，真想给老哥哥讲讲情，可是望一下祖父的脸，心又冷了。
老哥哥临走泪零零的，口里半诅咒半咕噜着说：“不行了，老了。”每年十二吊钱的工价算清了帐，肩一个小包（五十年来劳力的代价）走出了我的大门。我牵着他的衣角，不放松的跟在后面。
老哥哥儿花女花是没有一点的。他要去找的是一个嗣子。说家是对自己的一个可怜的安慰罢了。但是，不是自己养的儿子，又没有许多东西带去，人家能好好养他的老吗？我在替他担心着呢！
十年过去了，可喜老哥哥还在人间。暑假在家住了一天，没能够见到他。但从三机匠口里听到了老哥哥的消息，他说在西河树行子里碰到老哥哥在背着手看夕照，见了他还亲亲热热的问这问那，他还说老哥哥一心挂念我庄里的人，还待要鼓鼓劲来耍一趟，因为不过二里地的远近，老哥哥自己说脚力还能来得及呢。
又是秋天了。秋风最能吹倒老年人！我已经能赚银子了，老哥哥可还能等得及接受吗？
遗爱在人间——悼念冰心大姐
文坛世纪老人冰心安详地走了，撇下她心爱的祖国和她的亿万读者，远行了！她慈祥的面容，宽广的胸怀，高尚的人品，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她用圣洁的爱和纯真的情铸成的作品，将永远地流传下去，直到千年万代！
2月13日，从中国作协传来冰心大姐病危的消息，我的心顿时揪在了一起。我和全家人都在祷祝她能平安地迈进21世纪，再亲眼看看更加繁荣昌盛的祖国，看看下一代儿童在她的作品滋润下茁壮成长！但是3月1日清晨的广播传来了噩耗，我们都悲痛万分！
冰心大姐是我和我全家都很尊敬的文学前辈。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等不朽著作，教育了我家几代人。1923—1926年，我读中学时，酷爱新文学，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等诗文集，是我最喜爱的读物之一。她那对大海和母亲的纯真的爱，那清新的文笔，深深地感染着我。直到1945年2月，我才和冰心大姐初次见面。
那是一次不寻常的见面！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使民不聊生，文化界受迫害更甚。由郭沫若领衔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文化人纷纷响应。诗人力扬带着“进言”从重庆市区赶来歌乐山我的住处，我在上面签了名；他还要我一起去同住歌乐山的前辈作家冰心家里，冰心稍作考虑，也在《进言》上签了名。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以头版头条登出了有300多位文化人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国民党当局惊惶失措，派人动员某些签名者发表反悔声明，也确有个别人登报声明，说自己是上当受骗。当有人去冰心家，问她：这名是你自己签的吗？她义正辞严地回答：“是”。那人悻悻地走了。这一“是”字，见出了冰心的风骨！
1956年，中国作协成立了书记处，我和冰心同被调往工作。“文革”中，我们十多人被关进“牛棚”，同挨批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冰心大姐豁达、镇定，从不唉声叹气，劳动之余或午休时间，有时还为同志编织毛袜子。在她心中，有一种光明必定会战胜黑暗的坚定信心与气概！
后来，我们这些老弱先后下到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算是照顾，我和冰心大姐有一度轮班看菜园。菜园在一个小土坡上，四顾无人，我们像出笼的鸟，自由自在。交班后，我总是和她聊一会儿才走。她健谈又有风趣。我们谈起在重庆初次见面时的那次签名，我说：你这“是”字，真是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她向我述说解放后从日本归国的心情和经过。她说，工宣队曾对她讲过：“谢冰心啊，你的材料，有些我们知道的，你不知道；有些你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在那种是非颠倒的特殊政治气候下，冰心大姐心里十分明白，她从不透露周恩来总理对她全家的关照和爱护。
“四人帮”倒台后，我们同庆再度解放，心情愉快，我去过她住的民族学院的 “和平楼”，她来过我住的赵堂子胡同小院。我去时，她满面带笑，向我“诉苦”：我不是民族学院的人，接待外宾，翻译英文书，都拉着我，把我写作的时间全占了。她来我家，要我陪她去寻祖居，说祖居就在赵堂子胡同一带。我们来回跑了胡同的前前后后，人是宅非，早已新楼换旧楼了，她怅然。
我喜欢作家字，会客室里高挂着郭老、茅公、叶老、闻一多、王统照、老舍、郑振铎等十多位师友的手迹条幅。我去信向冰心大姐求字，她一直不作答。我一再催促，终于在1977年5月19日寄来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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