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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与惩罚-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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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因此，这是一种旨在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纪律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
而且，在这方面，纪律也遇到了一种旧式的建筑上和宗教上的方法：修道院密室。即便说它所规定的密封空间纯粹是理想化的，这种规训空间却通常是分格单元式的。按照某种禁欲主义，孤独对于肉体和灵魂都是必要的。至少在某些时刻，肉体与灵魂应该独自面对诱惑以及严厉的上帝。“睡觉是死亡的影像，寝室是墓地的影像……尽管寝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挡，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寝都不会被人看见”（Delamare，507）。但是这依然是一种十分粗糙的方式。
3．在规训机构中，有关职能场所的规则将逐渐把建筑学通常认为可以有几种不同用途的空间加以分类。某些特殊空间被规定为不仅可以用于满足监督和割断有害联系的需要，而且也可用于创造一个有益的空间。这种变化过程在医院里，尤其在陆军和海军医院里表现得很明显。在法国，罗什福尔”似乎既是一个实验点，又是一个范例。这是一个港口，而且是一个军用港口。货物在这里集散，工人自愿或被迫地被雇用，水手来来往往，各种疾病交替流行。这是一个逃亡、走私和瘟疫的扈集之地，是各种危险因素的扩散地，是违禁活动的聚集地。因此，海军医院必须加以应付。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是一个过滤器，一个具有抑制和分割功能的机制。它必须能够消除非法活动和罪恶，成为一个控制这些流动的乌合之物的据点。对疾病和瘟疫的医学监视与其他一系列控制是密不可分的，即对逃兵的军事控制，对商品的财物控制，对药物、药量、药品消耗、治疗方法、死亡、装病现象的行政控制。因此就需要严格地划分空间。罗什福尔海军医院所采取的最初步骤关注的是物而不是人，是贵重商品而不是病人。财务和经济监督的措施先于医疗观察措施：将药品锁起来，纪录药品的使用；稍后，医院制定了一套制度来确定病人的实际人数，验明其身份和所属部队。然后，医院开始管理他们的进出情况；他们被强制待在病室中；每个床位都标明住院者的姓名；每个病人都被记录在册，医生巡视时必须参考记录。最后，医院开始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和分床措施。渐渐地，一种行政和政治空间凭借着一个医疗空间而形成了。它倾向于区别对待各个肉体、各种疾病、症状，各种生与死。它构成了一个将各种单一物平行分列的真实表格。由于有了纪律，一种有益于医疗的空间诞生了。
在18世纪末出现的工厂里，个人化分割原则变得更加复杂。这涉及到如何将人员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而且还涉及到如何根据具有独特要求的生产机制进行这种分配。必须把人员的分配、生产机制的空；旬安排以及“岗位”分配中的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茹伊”的奥伯凯姆普夫工厂就遵循着这一原则。它是由一系列专业车间组成的，每个房间只安排一类工人，如印花工、清理工、上色工、描图文工、雕刻工、染工。杜桑·巴雷（ToussaintBarre）于1791年建成的最大厂房有110米长，是一座三层楼。第一层主要用于刻版印刷。整个车间分两行排列着132个工作台，有88个窗户。每个工作台有一名印刷工和一名调制和涂抹颜料的助手。共有264个人。工作台的一端是一个架子，刚刚印好的布料搭在上面晾干（Saint－Maur）。在车间的中央通道巡视，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监督每一个人，可以看到工人的出勤和表现以及工作质量，可以对工人进行比较，根据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类，可以监督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这些系列化因素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网格，从而消除了混乱’2’：也就是说，一方面根据生产的阶段或基本运作，另一方面根据各个进行生产的人员，将生产过程分割开，使劳动过程显示出来。劳动能力的各种变量——体力、敏捷性、熟练性、持久性——都能被观察到，从而受到评估、计算、并且与每一个工人联系起来。这样，由于劳动能力以一种完全可见的方式分散在一系列个人身上，所以它可以被分解为独立单位。在大工业崭露头角之时，人们在生产过程的分割后面可以发现劳动力的个人片面化；规训空间的分配往往成为这二者的保障。
4．在规训中，各种因素是可互换的，因为各个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种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由它与其它因素的间隔所规定的。因此构成一个单位的，既不是领土（统治单位），也不是地点（居住单位），而是等级，即人们在一种分类中的位置，线与行的交点，可以被连续通过的间隔中的一个间隔。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
让我们以“班级”为例。在耶稣会的大学里，人们还可以发现一种复式组织。每个班级有二三百名学生，十人一组。每个组及其“十人长”占用一个罗马式或达太基式营房。在相对的营房中，有与之相对应的“十人团”。这是一种作战和竞争的基本形式。工作、学习和划分等级都是在这种竞赛中通过两军对垒而进行的。每个学生的贡献都与总的较量相关，对于全组的成败都有一定的作用。每个学生的位置都根据他作为“十人团”整体中的一名战士的作用和价值来安排（Rochemonteix，自第sl页起）。还应该指出，这种罗马式喜剧使得这种对立竞争与一种具有军队精神的、具有等级和层层监督的空间安排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应忘记，一般来说，在启蒙时代，罗马模式具有两种作用：从它的共和国形象看，它是自由的体现；从它的军事形象看，它是理想的纪律模式。IS世纪和大革命时期的古罗马形象是以元老院为特征的，但也是以罗马军团为特征的。它既是以讲坛为标志的，也是以军营为标志的。直到拿破仑帝国，古罗马的榜样同时含混地传递着公民权的法律理想和规训方法的技术。总之，耶稣会大学所利用的这种古代传统中的严格规训因素，逐渐支配了竞赛和模拟作战的因素。渐渐地，尤其是在1762年以后，教育空间拓展了，班级变得单纯了，不再由在教师的关注下并列的各个因素组成。在18世纪，开始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即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他不断地在空间系列中移动。有些空间是表示知识或能力的等级的“理念”空间，有些是表示价值或成绩的物质的大学或教室空间。这是一种经常性变动。人们通过这种变动在由间隔序列划分的空间中替换着位置。
这种系列空间的组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技术变动之一。它使得传统体制（每个学生受到几分钟教师的指导，而其他程度不一的学生无事可做、无人照顾）能够被取代。它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它组织了一种新的学徒时间体制。它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拉萨勒梦想过这样一种教室，其空间分配能同时显示一系列的特点，即学生的进步、长处、性格、表现、整洁及其家长的情况。譬如，教室应该构成一个大表格，有许多项目，一切置于教师的精细的“分类”目光之下：“在每个教室里，座位是根据各门课的各种学生安排的。因此，凡是上同一门课的学生总是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上最高课程的学生被安置在靠墙最近的凳子上。其他学生按照课程等级依次向教室中心排列。……每个学生都有为他指定的座位，除非得到命令或经学校督导员同意，任何学生不得离开或改变座位。”各种安排应该使“那些不修边幅的邋遢家长的孩子与那些精细整洁的家长的孩子分开；将任性轻浮的学生安置在两个品行端正的学生之间，使放荡的学生独处一隅，或夹在两个本分的学生之间。”臼］
在组织建立‘件人密室”、“场所”、“座次”时，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这种空间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许循环流动。它们划分出各个部分，建立起运作联系。它们标示出场所（位置）和价值。它们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更佳使用。它们是现实和理念的混合空间。因为它们支配着建筑物、房屋、家具的配置，所以是现实的；因为它们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关于特点、评价和等级的安排，所以是理念的。因此，纪律的第一个重大运作就是制定“活物表”（tableaxv计ants），把无益或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有秩序的多元体。制定“表格”是18世纪科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技术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人们应如何安排植物园和动物园，与此同时对生物进行合理的分类？人们应该如何观察、监督和调节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从而制定一个能够充当财富增长原则的经济表？人们应该如何监督人、监视人的出勤、编制一个普遍适用的军队名册？人们应该如何安置病人、区分病人、划分医院空间，并对疾病进行系统的分类？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运作，其中有两个因素——分配和解析、监督和理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18世纪，表格既是一种权力技术，又是一种知识规则。它关系到如何组织复杂事物、获得一种涵盖和控制这种复杂事物的工具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给复杂事物一种“秩序”的问题。如吉伯特（Guibert）”所说的将军一样，博物学家、医生和经济学家也“被事物的无限性和复杂性搞得眼花缭乱，…由于对象的繁多造成了数不胜数的组合，顾及如此之多的事物，使他力不从心。现代军事科学在自我完善和探讨真正的原理时会变得更简明易懂”；军队“有了能够适应各种变化的简明而通用的战术，……将更容易调动和指挥”（Gubert，XXXIV）。战术，就是人员的空间部署；分类，就是生物的秩序空间；经济表，就是财富的有规律运动。但是，在这些不同的领域里，表格的功能不是同一的。在经济秩序中，它使数量测定和运动分析成为可能。在生物分类学中，它具有特征描述（从而减少例外）和类别归纳（从而减少数量）的功能。但是，在有纪律的分配形式中，表格具有处理分配复杂事物本身并从中得出尽可能多的结果的功能。如果说自然分类法是以特征和范畴的联系为基轴，那么规训策略则是以单数和复数的联系为基轴：它既允许对个别做特征描述，又允许对既定的复杂事物加以整理。它是控制和使用独特因素集合体的首要条件，是“分格”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基础。对活动的控制
1．时间表是一项古老的遗产其严格的模式无疑是由修道会提供的。它很快就得到传播。它的三个主要方法——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不久就出现在学校、工厂和医院中。新的纪律毫无困难地出现在这些旧形式中。学校和贫民院往往是附属于修道会的，因此沿用了修道会的生活和节奏。工业时期的严峻长期保持着一种宗教气氛。17世纪，大工场的规章规定了工作日的活动：“早晨进厂后，在工作之前，所有的人必须洗手，向上帝祷告，划十字”（Saint－Maur，第1条）。但是，甚至到了19世纪，当工业需要吸收农业人口时，他们有时被组成“教区”，以使他们习惯于工厂的工作。“工厂一修道院”的构架被强加在工人身上。在奥伦治亲王莫里斯（Mauriceofrange）”和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Ad。lphus）”的新教军队中，军事纪律是通过宗教活动的时间节奏而确立的。布萨涅尔（Boussanelle）后来描述道，军队生活应该具有某些“修道院的优点”（Boussanelle2；关于瑞典军队纪律的宗教特点，见《瑞典人的纪律》，伦敦，1632）。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教会一直是纪律教师。他们是时间专家，是节奏和有规律活动的大师。但是，纪律改变了这些产生它们的时间管理方法。它们首先是使这些方法变得更精细。人们开始按四分之一小时、分、秒来计算时间。当然，这首先发生在军队里：吉伯特系统地应用了沃邦（Vauban）”早已提出的对射击的精密记时测定。在小学里，时间的划分越来越精细，各种活动必须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当时钟敲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下时，一个学生就开始敲钟。当第一声钟声响起时，全体学生就跪下，双手合十，眼睛低垂。念完祷词后，教师将发出一个信号，让学生站起来，第二个信号是让他们赞美基督，第三个信号是让他们坐下”（I－aSalle，《管理），27一28）。在19世纪初，有人建议“互教学校”（Ecolesmutuelles）使用下列时间表：8：45，班长进入，8：52，班长会，8：56，学生进入和祷告，9：00，学生就坐，9：04，听写第一块石块，9：08，听写结束，9：12，听写第二块石块，等等（Tronchot，221）。工薪阶级的逐渐扩大伴随着对时间更细致的划分：“钟声响后，若工人迟到超过一刻钟（Amboise，第2条）；“上班时，若请假超过五分钟……
“凡不准时工作者……”（Ppenheim，第7一8条）。与此同时，人们还设法确保时间使用的质量，如不断的监督，监工的鞭策，消除一切干扰。其目的在于造成一段充分利用的时间：“在工作时间，不得用手势或其它任何方式引逗工友，不得玩耍、不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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