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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金针度与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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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语文学类
许慎：《说文》
许慎（约五八～一四七），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名，大家推服他，称他做“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一○○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三十卷，五四○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同时在文字学、语义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朋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进入古典的许多问题。
《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定出来。其中以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学人功劳最大。丁福保汇集历代注家于各字之下，成《说文解字诂林》一书，最方便实用。
陈彭年等：《大宋重修广韵》
文字学在中国古代叫“小学”，因为读经书要先识字，所以叫“小学”。“小学”分两大类：一类是字义，一类是字用（字和辞的联缀用法）。字义中有一个附庸，就是“音韵”。在传统中，“小学”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学”是“小学”的附庸。中国字典有三类编法，从意义上分类的，有“尔雅”、“方言”、“释名”；从字形上分类的，有《说文》、《玉篇》；从读音上分类的，有《切韵》、《集韵》、《广韵》。
《广韵》原为隋朝陆法言所著，宋朝陈彭年、丘雍等花了五年工夫重修的，全名叫《大宋重修广韵》，它是世界上最早也最完整的一部“声音的书”。
《广韵》共五卷，分二○六部，收了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字。它把每个字都先说明意义，再注上声音，然后把许多同音字，排成一组，放在后面。它收的字，超过《说文》、《字林》、《玉篇》等书，所以它是宋朝以来的最通用的一部字典（后来的《康熙字典》收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字更多了）。
《广韵》的另一价值在它保存了魏晋以来的许多古音，在对中文溯源寻根上，很有帮助。
马建忠：《马氏文通》
马建忠（一八四四～一九○○），字眉叔，江苏丹徒人。他年轻时候，愤外患日深，乃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提出有关洋务运动的种种意见，很得李鸿章的赏识。此后在洋务上、在朝鲜事件上，他都有很大的功劳。
《清史稿》记马建忠说：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典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子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这就是中国第一部文法书的由来。
马建忠另有《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记录他救国的言论和为国家辛勤的日记。他在五十六岁时，为李鸿章连夜翻译俄国七千字的来电，突然热症死去。而他的哥哥马相伯（《马氏文通》的合著者），却活了一百岁。
自然科学类
佚名：《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书（但李约瑟说它比《九章算术》晚两百年）。书名“周”字指“天边的一周”；“髀”字指“表竿”。据李约瑟考证：
因为《周髀算经》课文中有涉及吕不韦的地方，故有人断言，其著作年代不能早于西元前三世纪。但这种关于吕不韦的引用文句，也有被前汉著作家加入的可能，真相如何，尚难确定。反之，在另一方面，这书的著作，也不能后于它的首先注释人赵君卿时代。赵君卿生存年代，虽不能确知，但一般均认为系后汉夫年（可能系三世纪时）前后的人。这书的内容，第一章第一节就有周公与商高（商朝的旧贵族）
的对话，讨论到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就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第二节就有表竿。圆、正方形的使用、高与距离的测量。第二章以后讨论日影与测量等，包括太阳岁动的计算、使用水准为日影获得水平面的方法、一年二十四节气各气日影的长度表、由观测日出日落以决定子午线的方法、各恒星的南中、二十八宿、十九年周期，以及其他天文学上的一些论题。
《周髀算经》除了这些外，它在迷信盛行的时代里，居然能挣脱迷信的污染，只谈天地不谈玄，这真是它的伟大了。
张衡：《张河间集》
张衡（七八～一三九），字平子，河南南阳人。《后汉书》说他：
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大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子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这是文学家的张衡。又说：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谓崔瑷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久玄其兴矣。”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缺一个字，不会打）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这是科学家的张衡。
张衡又创造了自动车、指南车、自飞木鸟等等，对科学的理论与实际，都有建树。当然格于时代，张衡的科学理论，掺入不少玄学的成分，这是不足为病的事，若悬今之格，以求全古人，古人就都完蛋了。
沈括：《梦溪笔谈》
沈括（一○三一～一○九五），字存中，浙江杭州人。他三十二岁中进士，三十六岁后在昭文馆编校书籍、考订礼仪，四十二岁掌管天文历法，四十三岁考察农田水利，四十五岁从事军事外交，五十八岁迁居京口梦溪，写《梦溪笔谈》、《忘怀录》。《茶论》等书，六十五岁死去。
沈括是中国有史以来稀有的通才，他对文学、语言、艺术。天文、历法、数学、科技、生物、史学、考古等等，都有独到的研究，他的渊博与细腻，可说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他一生中，著作很多，可惜大半都失传了。但是，《梦溪笔谈》的有幸流传下来，却多少可使我们知道他晚年见解的片段。沈括晚年隐居，“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丛。……所与谈者，笔砚而已。”所以就名之曰“笔谈”了。《梦溪笔谈》一共二十六卷，另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总计六百零九条。他的渊博精到，从这些条目中，可见一斑。
沈括在政治上支持王安石，因而遭到老顽固们的攻击。他晚年隐居，专心著述，也是别有怀抱的。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吴其浚（约一七九五前～约一八四八后），字沦斋，河南固始人。他是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一甲一名的进士。清宣宗道光年间，先后督湖北、江西学政。《清史稿》说他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偕侍郎磷魁赴湖北按事，总督周天爵嫉恶严，用候补知县楚镐充督署谳员，制非刑副供，囚多死，为言官论劾，大冶知县孔广义列状讦之，讯鞫皆实，复得楚镛榷盐税贪酷，及天爵子光岳援引外委韩云邦为巡捕事，天爵论褫职戍伊犁，革光岳举人，镛荷校，期满发乌鲁木齐充苦役，巡抚伍长华以下降黜有差。命其浚署湖广总督，寻授湖南巡抚。后来他又参与剿平“逆匪钟人杰”等祸乱，又调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后又调福建、山西，“时称其清勤”。在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退休。
《植物名实图考》是他退休两年后（一八四八）出版的，它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后，以植物学的专科取舍，编成的一部名著。全书共收植物一七一四种，记载每一种的形色、性味、用途和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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