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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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翟：《墨子》

墨翟被尊称为墨子，或说是春秋时候宋人，或说是鲁人。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大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公孙龙：《公孙龙子》

公孙龙（约前三二五～约前二五○），战国后期赵国人（《史记》中有两位公孙龙，一位是孔丘学生，是春秋时人；一位是孔丘六世孙孔穿时代的思想家，是战国时人）。他在公元前二人四年，曾到燕国游说，劝燕昭王别打仗；后来在赵国平原君家作客二十多年，见过赵惠王、邹衍、孔穿。他是战国时代的雄辩家，辩论比赛的结果，总是“孔穿不应”、“子高弗应”，谁也赢不了他。虽然赢不了，可是大家不服，所以《庄子》说：“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民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尤）也。”

公孙龙是中国思想中的彗星。中国思想，最薄弱的是逻辑，在思想方法上，常常气壮而不理直，推理推了半天，结果把理推到一边去了。这时候公孙龙出来，用逻辑方法，把一般的比喻，来了一番使人吃惊的新解，自然就不同凡响了。例如《论语》中谈坚白，（“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但这种坚白观念，到了公孙龙手里，就发展出逻辑的讨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细密，除了《墨子》外，是古人所不及的（纪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季诺（Zeno）跟公孙龙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公孙龙的出色，也正在这里。

颜之推：《颜氏家训》

颜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后），琅琊（山东林沂）人。他的一生，历经战乱，他在湘东王萧绎幕中服役的时候，为侯景所败，做了俘虏，在囚送渗中，几乎死掉。萧绎被拥立成梁元帝时候，叫他管理中央的图书。后来西魏军打江陵，围城二十一天后城破，萧绎认为自己完了，文化完了。乃尽烧图书，蹈火自焚。颜之推又成了俘虏，最后留在北齐做官。北齐被北周所灭时候，他又一次做了“亡国奴”。饱更忧患的经历，使他在老死以前，写下一部望子成龙的名著，就是《颜氏家训》。颜之推很看不起无用的知识分子，他说：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又说：

吟啸谈学，讽永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此公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吕坤：《呻吟语》

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他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岁时候，刊行了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有力书籍。

《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决定把这部切身修养的著作，公之于世。

《呻吟语》全书共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六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

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把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

宗教类

孟轲：《孟子》

孟轲（约前三七三～约前二八九），字子舆，在战国中期，生在邹国（山东邹县）。

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这又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学生而已。

孟轲的地位是累积起来的。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

《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

《孟子》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

《孟子》中最精华的思想，乃是它的政治哲学。孟轲主张义利之辨，此利乃指自私自利，不是民生乐利，孟轲从不反对民生乐利，把两种利混为一谈的，不足以知《孟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

董仲舒（前一七六～前一○四），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以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一个学生害了他。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汉武帝一听，火了，于是把董仲舒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也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的第一罪人，这种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韩愈：《韩昌黎集》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北昌黎（唐朝的昌黎是今天的通县）人。他是唐朝进士，官瘾很足，可是时升时降，官运却不怎么样。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里有释逸文佛的指骨，特派宫人三十六名去奉迎，满朝大事铺张的时候，韩愈大表反对，并说东汉皇帝信了佛以后都短命。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广东潮州。到潮州后，他上表谢不杀之恩，并歌功颂德一番，所以只待六个月，就放回来了。

韩愈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严然以道统自任。他是公然主张“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他在思想上的心态，是非常明显的）

韩愈虽然在思想上不过如此，但在文章上，却卓然成家。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一作文就是“四六体”——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造成“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局面。虽然他的文章，讨厌之处也不少，但比起八代的来，总算是进步了。

朱熹：《朱子大全》

朱熹（一一三○～一二○○），字元晦，人称朱子或朱文公，安徽婺源人。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布局，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

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之需。例如他不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大大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于、孟而言、对后代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盂”了！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统说。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大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

僧祐：《弘明集》

僧祐（四四四～五一八），本姓俞，原是江苏彭城人，后世居建业（江苏江宁），他从小就喜欢到庙上去，不肯回家，后来终于做了和尚。他跟“一时名匠”法颖做徒弟，研究佛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成了名和尚。他收“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包括王公大人公主贵嫔，风光无比。

在南北朝时候，佛教和反佛教之争，变成了热门，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僧祐站在佛门弟子的立场，编了一部《弘明集》来卫道、来“为法御侮”。在他编这部书的时候，为了对照，也收了反面的论文，于是这种反面的思想，也跟着借光，保存到今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四五○一五一五？）字子真，他不信鬼神，写《神灭论》，勇于反对佛教迷信。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亲自写文章骂他，并发动朝野七十多人写文章围剿他，但是范缜不买账，他的论敌也承认“无以折其锋锐”。在这场大辩论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和思想方法，所以这部论集，自然有它历史的地位。

慧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本姓卢，广东新兴人。他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因为听人念《金刚经》，有所领悟，就去找禅宗第五祖弘忍，弘忍先叫他打杂八个月，然后发现他有慧根，就把衣钵传给他。就这样的，他以二十出头的少年，就当了掸宗第六代的祖师爷。

慧能是反对繁琐佛经的，他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又说：“佛言随其新净即佛土净，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罪（人夫夫心，不会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他甚至认为习禅打坐、出家修行，都没必要，他说：“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缚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伸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这些言论，在佛教中，都是革命性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基础都在反对形式，重视精神上的明心见性、精神上的开启与顿悟。

佛经本来就是大量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含义。慧能以后的禅宗，在冲破这种汗牛充栋上，很革命，但冲到后来，仍是用抽象代抽象，只是简化一点而已。所以，不论是口头禅或野狐禅，其禅则一也。

佚名：《太平经》

道教是纯粹中国的宗教，它托身在老子，把老子“太上老君”起来，但老子的思想，实在和它扯不上，真正跟它扯上的，是阴阳家和迷信家。这些大家们，从为秦皇汉武求仙长生起，就没老实过。到了后汉，张陵（道陵）先在江西龙虎山隐居，后在四川鸡鸣山修练，自称得“太上老君”秘传，行符水禁咒之法，得长生不老之术，著道书二十篇，是为道教定形之始。

张陵的孙子是张鲁，“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张鲁以外，张修、张角也都是道教的元勋及人物。他们传教的道书：才能详知，但是一部叫《太平经》的，终于慢慢定形了。

这部《太平经》，来源说是于吉得到的神书，原来只有两卷，后来你也加我也加，变成了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书，成为道教最早的经典。虽然这部经典，并不为后来道教信徒所重视，但它的历史意义，极有价值。从这部黄巾之乱的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许多思路，看到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众怎样追寻、怎样迷信、怎样提出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所以读读《太平经》，我们倒真可得“道”呢！

葛洪：《抱朴子》

葛洪（二八四～三六四），字稚川，丹阳句容（江苏江宁）

人。他生于迷信世家，他的祖宗就仙里仙气的，他自己，又认到了一位仙里仙气的老泰山，又从老婆那边传到了不少“玄业”。葛洪为人，又丑又不善言辞，穿得破破烂烂，但是对信仰很执著、很朴实，大家称他做抱朴之士，他就著书，自号“抱朴子”。

葛洪在石冰之乱时，曾有过一段武功。乱后，他“不论功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