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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一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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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修长城。因为修长城，征发的民夫常在三四十万之间。长城这里可不是人待的。有时候民夫累了坐下来喘气，他的工头就会走过来质问：“你干吗不干活？”
“刚才干完活以后，我累得双手发颤。”
“手颤正好，那你去那边筛沙子吧！”
这种惨无人道的对话在当时随处可见，把施工现场变成了人民大众的阎罗殿。终于长城脚下“死者不可胜数”，“尸骨相支柱”，甚为悲壮。最终，通过巨大的代价，创造了世界第八奇迹一一中国龙。
第二项，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出四通八达的驰道，供马车奔驰，其规格是路宽70米，路面用夯土砸得很实，下雨也不起泥，两边每隔七米种树，向西最远到甘肃，东到海滨，北到内蒙古，南到湖南、安徽、浙江等地。此外还有一条军事专用干道，叫做“直道”，全长700公里，宽三十多米，而且它像高速公路那样也高出地面一米多，整个工程仅用两年半完成。该道从咸阳出发，向北直通匈奴地区，用以支持蒙恬大军。一旦北方有警，一周内军队就可以从咸阳地区动员完毕，直抵前线。虽然比起罗马人的石灰混凝土道路有点逊色，但地面也夯得非常坚实，许多路面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至今坚硬的路面上长不出杂草。
第三，造宫殿。当时没要申办奥运会，但是秦始皇还是启动了阿房宫工程，其主体建筑内可坐一万人。宫门是用磁石作的，防止恐怖分子带着铁兵器进入。宫殿前立着十二青铜巨人。据说阿房宫“复压三百里”，这不太可能。但是，以阿房宫为中心，秦王朝的宫殿群向四个方面铺展开来，东到骊山温泉，西到雍城老祖宗吃食堂的地方，北过渭北咸阳原，南到渭南终南山，全是秦王朝的建筑群落，合计三百所，基本遍布关中核心地区，足以覆压三百余里。后来项羽入关，烧了三个月，才把关中这些宫殿烧完。当然关外还有四百所。
这些宫殿也不仅仅是供老秦一个人享乐用的，《史记》上说的很清楚，他认为“咸阳人多”，所以开始大修宫殿，并且移了八万家住进去，看来这属于秦时代的“安居工程”吧。
前三个项目都是公益性的，这第四个项目却是给老秦一个人用的——修骊山秦始皇陵。（老百姓就是再没房子住，估计也不能住这个里面去。）
秦始皇陵，据说三国时候尚高120多米（比胡夫金字塔低二十米）。如今这个小土山经过历史力量的剥削，尚高65米，上边草木青葱，底边周长一里。当初秦始皇为了尽可能减少扰民，在给自己修陵墓时用的是劳改犯（“刑徒”），而不是征发民夫，民夫尽可能留在其它国家项目和农田上，这也算是先公后私吧。（刘邦的陵则也在不远处，今高32米，吕雉的陵也是32米，汉武帝的陵高47米。修这些陵都是皇权时代免不了的项目，就像它们免不了要被盗一样。）
除了上述四大土木项目，秦始皇还有两大军事项目：一是蒙恬先生带领三十万军马在北方驱赶匈奴，夺得河套及以北大片土地；一是“尉屠雎”带领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攻击岭南，乃至占据了越南北部地区。但是岭南的土著越人很快打起了游击战：平时藏在林子里，伺机就杀出来，搞得尉屠雎一帮人三年不敢解甲，一直保持战斗姿态。受游击队攻击，总计秦兵伏尸流血牺牲数十万人，最后才勉强攻占了广东、广西地区，把秦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了南海之滨。
可以说，秦王朝为了求得中国的统一，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
据汉朝人淮南王刘安说，尉屠雎的这只军队，外出旷日持久，消耗严重，去的人都回不来了，很多人都开小差当了盗贼。所以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王朝居然无法调用这只军队回来镇压。北方抗匈奴的军队，同样也被消耗得很厉害，至少是被牵制着，想全身而返也不可能，最终导致秦王朝土崩瓦解。如果把他们布置在相对新占领的尚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的齐楚地区，至少可以起到威慑和阻燃作用。
可是秦人却贪图对外扩张。秦人这种贪外虚内的军事布置，派南北方两只大军，远远地到外面去抢摊，所得不多，家里却没人管，代价极为严重，属于错误决策。
其实，像打匈奴这样的事，完全可以把它的priority 放后几十年，等民生富厚、国内安定了再说。总之，上述两大军事项目和四大土木项目，都是招致秦朝亡国的不急之务。
（注：南北两只大军的这八十万人马，实在数目庞大，相当于现代中国现役军人的三分之一，美国军人的二分之一，而当时秦朝的人口尚不足现代中国的3％（只有三千万上下，相当于重庆地区人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役，只能加重人民的劳苦负。
但是，反过来看，用区区重庆地区人口，却完成了北驱匈奴、南括五岭，以及修长城、驰道的浩大工程，无论如何，秦时代从政府到人民的进取精神，也实在可嘉。）
人类劳动创造出的多余财富，总要再把它花出去才好。你就是拼命地吃，拼命地穿，所用也是有限，多余的怎么办呢？只好用在项目工程上，以泽被后世。秦王朝大修长城，大挖秦始皇陵，隋炀帝大修运河，把当时不能长时贮存的粮食，转为不朽的长城和运河，化成持久的能源，留到后代慢慢使用，也是好事啊。所谓“楚人遗弓，楚人拾之”，对丢弓的楚人来讲，是个大遗憾，对整体的楚国，并没有什么遗憾和损失。同样，修长城和秦始皇陵，对于当时的人是个痛苦，对于后代的我们，则是得弓者。所谓害在一时，功在百世。就好比埃及的金字塔，在当时修时未尝不是件痛苦的事情，现在却细水长流地为埃及人挣着旅游的外快。
至少比一整个时代的人胡闹，什么正经事都没干出来强。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秦王朝的这些泽被后世的项目，当时的代价也很大，甚至以亡国为代价。
在从前的商周时代，法律规定成年男子每三年去给国家干一个月零三天义工，从23岁一直到55岁为止。而秦王朝加码成每三年平均服役两年零一个月，具体来讲是这样：第一年先在家生产，弄出些粮食（以供应这三年的需求），但必须出去服劳役一个月，接下来两年则全是服劳役。如此不断循环，三年一个周期。而且服役年限也拉长到16岁到60岁。也就是说，秦王朝的农民如果活到60岁的话，要合计给国家服劳役及兵役10250天，即——他有28年要在工地上渡过！而商周时代则是297天（不到1年）。所以，董仲舒说，秦朝的力役是“三十倍于古”——当然这不排除董仲舒危言耸听、以古讽今的可能（编排秦王朝以劝喻汉武帝，汉武帝也是大兴事作）。如果老董说的是真的，那么人生一半时间都去外地筛沙子、砸石头了，这种沉重的劳役只能搞得“海内愁怨”。
而那些留在家里种地的人，日子也不好过。种地需要交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好像开酒吧、开发廊需要像黑社会老大交保护费一样，但关键是交多少。交多少才能既让黑老大满意，发廊女也不至于不赚呢。经过历史的磨合，中国农业传统的税收标准是十分之一，有时候遇上仁慈的皇帝就只有三十分之一。但是秦王朝标新立异，达到了三分之二（“收太半之赋”，据汉朝人伍被讲）——这简直是没天理了！高达传统水平的7－20倍，所谓“二十倍于古”（董仲舒语）。人们真是没有活路了。所以秦国“男子力耕不足粮晌，女子纺织不足衣服”，人们累死了也养活不起自己，更交不完这天文数字比例的税。于是“秦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盗并起，死者相望。”——人们交不起税，只好逃亡当强盗。
注意，这个税收百分比不是按实际产量算的——那还就好了，我不干活，也就少交税。它其实是按土地的一般产量，由政府估算一个产额来收税的。不管你这个发廊本月盈利好坏，都按这个月额交！哈哈，那简直要气死了！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秦始皇坏，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么算的。
可是，为什么秦皇帝定的税率定得非要比别的皇帝高二十倍呢？他不知道“保护费”收多了，发廊女们都要逃亡，逃到别的老大的地盘上去干吗？或者没得地方逃，发廊女们就会起义！
秦始皇也是没办法啊。你想，他搞了那么多国家大项目，都需要花钱，长城、驰道，八十万战士，需要消耗多少物资和粮食啊。
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非得“强力疾作”，搞这么多大项目呢？少搞一些项目，不就缓解了人们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阔天空了吗？唉，没办法，秦人非得搞这些项目！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
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难言之隐和巨大挑战：秦王朝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六国之民并不服气，而且他们习惯了长期分裂的历史事实，对统一的好处还很朦胧，对新的社会体系犹疑不定。分裂的历史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至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复从前的口号。这就要求新政权必须有所作为，以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统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长城、造陵墓、击匈奴，树立政府的成功伟大形象，刹住历史的分裂惯性，巩固新王朝的命数。这就像新中国在1949年统一以后，在国际上被敌视，很多国家尚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当时需要大炼钢铁，搞原子弹，给外边人看看，“赶英超美”，获得国际承认。还要发射卫星上天，制造万吨水压机什么的，以便加强民众对新政府的信任力。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单单是为了个人享受，也是如史书上所说的“非壮丽无以壮威”，是为了给六国之民一种震慑和信心，以便接受“壮威”新的政府，领着他们在统一的路子上坚持地走下去。我们不能单纯说秦始皇修陵墓宫殿、兴建作，纯是为了满足个人贪图享乐的私欲。“残贼天下，以奉个人之欲，荒淫暴虐”，这样简单地把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浅薄的。
秦人强力疾作，大搞项目，除了为了树立政府权威，也跟秦人传统的“事功精神”有关。
秦国历来是个务实干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最初是偏于西陲的蕞尔小邦，却变法奋强，志在天下，以赏功原则作为激励官吏与民众的手段。在历代秦政府的强力引导下，执着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庙堂之上，播散于乡邑之间。所谓“事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为的意思。以功取荣，搏取田宅爵禄。
对事功目标的执着追求，使秦国全社会能量高度迸发，聚焦出极大的社会效率，终于通过长期竞争战败了六国。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后，秦人的“事功精神”没有泯灭。但是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人们怎么“做事立功搏得爵禄”呢，那就搞大兴修建和对外扩张吧。于是就大兴造作和军事行动，终于要干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国和民众所无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国迅速崩溃。
事功精神与秦王朝的兴亡，可谓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同时，也可以说，秦始皇及其政府急于兴作，好大喜功，也是秦民族事功精神的总代表。
另外，并吞六国这件丰功伟绩，也进一步刺激了秦始皇的胃口。当时人们议论他：“秦皇帝在吞并天下以后，意得欲从”——就是想干什么，什么就能实现，于是胃口被撑大了。秦始皇以为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成，用从前的话讲，大约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吧，终于轻用民力，大搞长城、阿房宫，击匈奴，攻五岭，结果搞得天下枯竭，海内仇怨，民生疲敝，天下汹汹可危了。
我们说，秦始皇热衷“事功”没有错，这总比啥都不干整天泡妞强吧。但秦始皇违背了“量力而行”这条基本规律。在一个久经战乱才建立起来的王朝初年，本应该休息养民，他却大兴事功，真是求死有道啊。
秦始皇大约万万想不到自己贪于事功、大兴民事军事项目的后果会如此严重。我们管这个就叫做好大喜功吧。
汉武帝也是一样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竭尽财力，终于人口锐减一半，盗贼满山，若不是汉武帝晚年下“罪己诏”及时刹住了“大跃进”的歪风，以及汉武帝的接班人也赶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王朝差点步秦的后尘。
总之，假使秦始皇当初能够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则秦王朝断不会如此短命了。
同时我们看出来了，秦皇、汉武这些大牌皇帝，是凡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丰功伟绩的痕迹的，就得冒着竭尽天下财力乃至动荡社稷安危的风险。看来，当名人也不容易啊！物质也确实是守恒的啊，不付出就没有收获。
就好像黑帮老大在一条街上收的保护费太重，就会使这个街越来越萧条，黑老大也就没有财源了。我们在时代看到的也是这个情况，老百姓没有活路了，于是纷纷从大秦朝这条“街”上逃跑。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百姓散亡”（董仲舒语）。
人都“亡”了（跑了），黑老大没法在这条“街”上收税了，所以他必须不许这些人跑。于是当时就出来一个法律叫做“捕亡律”。派亭长、警察们去抓“亡人”。亡人被抓住以后，怎么处罚呢？如果换了现在警察抓住了“三无人员”，据说就扔进车里，让他筛沙子，直到攒足路费，让他回家。
秦朝时候不一样，抓住以后要“笞五十”，就是用竹板揍他五十大板，打的位置视不同时代施刑者的兴趣而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时代流行打屁股，有的流行打脊背）。笞五十的处罚，以古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也不算怎么太严酷。
但是，这些有了逃亡前科的人，下次再征夫和征兵的时候，首选就征他们。比如秦始皇发去南岭作战的五十万大军，首先就是征这些有逃亡前科的人（罪人、亡人、商人、赘婿）。
如果一个亡人逃亡的时间比较长，跑了一个月才被抓住，那就要罚一个盾。如果这家伙比较厉害，跑了一年才被抓住，就要受耐刑了，也就是剃掉他的胡子和两鬓。如果一个光着下巴的男人走在秦朝大街上，大家就会指指点点：“耶！这小子是个逃亡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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