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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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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尼采：《曙光》；从叔本华向达尔文的过渡，道德作为生物现象。
1883年，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但披着浪漫主义的伪装。
1886年，易卜生：《罗斯莫庄》；尼采：《善与恶的彼岸》。
1887～1888年，斯特林堡：《父亲》和《朱丽小姐》。
从1890年起，时代的结语临近了。出现了斯特林堡的宗教作品和易卜生的象征主义作品。
1896年，易卜生：《约翰·加伯利·伯克曼》；尼采：《超人》。
1898年，斯特林堡：《到大马士革去》。
从1900年起为最后的现象。
1903年，魏宁格（Weininger）：《性别和性格》；这个时代里唯一一部认真尝试复活康德的著作，并把康德同瓦格纳和易卜生关联起来。
1903年，萧伯纳：《人与超人》；达尔文和尼采的最后综合。
1905年，萧伯纳：《巴巴拉少校》；可回溯到其经济根源的超人的类型。
由此，伦理时期随同形而上学一起耗尽了自身。以费希特、黑格尔和洪堡（Humboldt）为铺垫的伦理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左右达到了其巍峨的巅峰，到世纪末则进入了重复的阶段。20世纪尽管仍保留着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伦理哲学已经为一种日常的经济学问题的实践所取代，只有追随者（Epigoni）还以为那种伦理哲学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西方的伦理气质将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但它的理论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西方哲学还可能有第三个且是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观相的怀疑主义的阶段。世界的秘密相继以知识的问题、评价的问题和形式的问题出现。康德把伦理学看作是知识的对象，19世纪把它看作是评价的对象。怀疑主义将把二者纯粹地当作一种文化的历史表现加以处理。
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1）
一
赫尔姆霍兹在1869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指出，“自然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去发现作为一切变化之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动力；也就是，决心投身于力学。”这一投身于力学的决心意味着以定量化的基值（base…values）亦即广延和位置的变化来指涉一切质的印象。进一步说，它还意味着——如果我们记得生成与既成、形式与定律、意象与概念的对立——用一种在数字上和结构上可以度量的秩序的想象图象去指涉所见的自然图象。所有是西方力学皆有一特殊倾向，就是用度量来征服才智，因而，它势必要在一个具有某些恒定要素的体系中来寻找现象的本质，而体系中的这些恒定要素，很显然，是需要用度量来加以充分的和总括的鉴别的，赫尔姆霍兹从这些要素中区分出了运动（在日常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将其视作最重要的要素。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一界定是明确而全面的，但对于深究这一科学信念之历史的怀疑主义者来说，情况远非如此。对物理学家来说，现今的力学是一个逻辑体系，里面有明晰、意义独特的概念以及简单、必然的关系；而对怀疑主义者来说，它乃是西欧精神结构所特有的一种图象，尽管他承认这图象有着最高程度和最令人信服的说服力。不言而喻的是，没有任何实践结果和发现能证明那种理论、那个图象的“真理性”。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力学”似乎是各种自然印象不言而喻的综合。但是，它仅仅是似乎如此。什么是运动？一切质的东西可还原为永远相似的无数点的运动，这一先决条件本质上难道不是浮士德式的吗，不是其人性所共有的吗？例如，阿基米德并不觉得自己理应把他所看到的力学置换为运动的心理图象。运动一般地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的量吗？它是一个表示视觉经验的词吗，或者说它是自那一经验中得出的一个概念吗？它是由经验地产生的事实之度量所发现的数字吗，或者说是从属于那一数字、由那一数字表示出来的图象吗？如果某一天物理学真的成功地达到了它意想的目标，成功地设计出了一个由定律所支配的“运动”的体系，一个有关那些运动背后的作用力的体系，但凡可以为感官所理解的东西皆可纳入其中——它由此就算是对所发生的事获得了“知识”吗，甚或说就算是向这一成就迈进了一步吗？然而，力学的形式语言因此就不再只是一种教条吗？相反，它不就是像根词一样的神话的容器吗，这容器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要构建经验，并且在这一情形中是要尽可能严密地构建经验？什么是力？什么是原因？什么是过程？还有，甚至在它自身的定义的基础上，物理学果真有特殊的问题吗？它有对于所有世纪都同等有效的对象吗？它甚至有一个无懈可击的想象单位，使它能以此为参照来表达它的结论吗？
答案可以预想。近代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个庞大的指涉（indices）系统，里面有各种名称和各种数字的形式，我们由此可像探究一架机器一样去探究自然。同样地，它还有一个可确切界定的目标。但是，若作为历史的一个片断来看，则物理学完全是由致力于物理研究的人的生命中的命运和偶然、以及研究过程本身所集合而成的，故此，就对象、方法和结论等方面而论，物理学就像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和实现，是那一文化之本质中的一个有机的和内含的要素，而它的每一个结论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物理学——它仅仅存在于文化人的醒觉意识中——认为，它在它的方法和结论中所发现的东西，业已在那里，那是它研究的基础，亦是那研究所固有的，不论是其对象的选择还是其研究的方式。物理学的发现，单就其想象性的内涵（必须与它们的可形诸书面的公式区分开来）来看，颇具一种纯粹神话的性质，甚至在诸如J。R。迈耶（Mayer）、法拉第和赫兹（Hertz）这些缜密严谨的物理学家的心目中，也这么认为。故而，在每一自然定律中，即便它在物理的意义上是真确的，我们还是要在无名数与数字的命名之间、在清晰划定的范围与对范围的理论解释之间作出区分。公式只代表通用的逻辑数值，代表纯粹的数字——也就是说，只代表客观的空间——以及有边界的要素。但是，公式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例如S=1/2gt2这个表达式，除非某人能在心理上把这些字母跟某些特殊的词汇及其象征意义联系起来，否则便毫无意义。但是，每当我们用词汇来说明这些死的符号，赋予它们血肉、形体和生命，简言之，使它们在世上有一种可感知的意义，我们就跨越了单纯科学秩序的范围。θεωρια（观视、形象）有意象、幻象的意思，正是这种东西使人们能从一个图形…字母的公式中了解到一个自然定律。一切真确的东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每一种物理观察的构想，全是为了替一些想象的预设找出其实际的基础；若能成功地从中得出结果，就可以使这些预设比以前更有说服力。若是没有这些预设，则物理学的结论就只是一堆空洞的图形符号。但事实上，我们不会、也不可能摈弃这些预设。即便一个研究者能把他所知的每一个假设全置之脑后，可一当他开动他的思维，去投入他自以为明确的研究工作时，便不是由他在控制那工作的无意识形式，而是由工作的无意识形式在控制他，因为，在活生生的生命活动中，他永远是一个属于他的文化、他的时代、他的学派、他的传统中的人。信仰和“知识”，是人类仅有的两种内在的确定事物，但是，在这二者中，信仰更为古老，它支配着一切认识的条件，即便那些条件从不会如此确切地呈现。因而，作为一切自然科学之支撑的，是理论而不是纯粹的数字。文化人的潜意识中，总有着对真正科学的渴望，因为这真正的科学（再重复一遍），乃是文化人的精神所特有的，而有了这渴望，那一精神才能够在它所掌握的自然的世界意象内去理解、深入和综合。单纯苦苦地为度量而度量，永远只不过是一些偏狭的心智的可怜嗜好而已。数字仅仅是秘密的钥匙，且仅此而已。无知无识的人永远只会为数字自身之故而在上面浪费时间。
康德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我认为，在每一种自然哲学的学科中，唯一可能的就是在其中像发现数学那样去发现真正的科学。”他说的是对的。在此，康德心中的意思，是想在既成物的领域作一些纯粹的限定，直至只在那个领域能够（在任何特殊阶段）看到定律和公式、数字和体系。但是，一个没有文字的定律，一个仅仅由一系列图形符号构成的定律，只能看作是一个工具，甚至不能看作是在这一纯粹状态中完全有效的一种理智运作。每个学者的实验，不论什么样的实验，同时都是主宰该学者思路的那种象征主义的一个例证。一切用文字语言表述出来的定律都是已被激活、被赋予活力、充满那一——且只是那一——文化的本质的秩序。至于作为一切精确研究的先决条件的“必然性”，在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其中的两种，亦即精神的和活生生的东西所固有的必然性（因为它就是每一个体研究行为的历史何时、何地且如何开始其行程的命运）以及认识对象所固有的必然性（西方描述它的流行名称就是因果律）。如果说一个物理公式的纯粹数字代表一种因果必然性，那么，一个理论的生存、诞生和生命绵延就是一种命运。
每个科学事实，甚至最简单的事实，从一开始就包含一种理论。一个科学事实乃是一个独特发生的事件在醒觉存在那里留下的印象，一切都取决于那一存在、取决于该事实为之或曾经为之而发生的存在，究竟是、或曾经究竟是古典的还是西方的，是哥特式的还是巴罗克式的。比较一下闪电在一只麻雀身上跟在一个机敏的物理研究者身上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差异，想一想那个观察者看到的“事实”比那只麻雀看到的“事实”所包含的东西要多多少。近代物理学家动不动就忘记了：甚至像量、位置、过程、状态和物体的变化这些词都特别地代表着西方的意象。这些词总能激发一种有意义的感受，这些意象则是一种有意义的感受的反映，它们对于语言描述来说太微妙了，难以跟古典的、或麻葛的、或其他文化的人类进行沟通，就像这些人类的微妙的思想和感受难以跟我们沟通一样。科学事实的此种特征——亦即它们成为认识对象的方式——完全受这一感受的支配；并且，果真这样的话，那么，诸如作用、张力、能量、热量、或然性这类复杂的理智概念就更有理由如此了，它们中每一个都包含一个有关其自身的纯科学的神话。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意象是出自毫无偏见的研究，且从属于某些确然有效的条件。但是，阿基米德时代第一流的科学家在对我们近代的理论物理学做一番彻底研究以后，必定会说自己根本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断言如此武断花哨、纠缠不清的概念是科学，尤其是怎么能说它们是来自实际事实的必然结果。他必定会说：“所谓科学地证明的结论，其实应当是如此这般”；随即他还会在他的肉眼和他的心智借以确定“事实”的相同要素的基础上来提出各种我们的物理学家听起来荒谬绝伦的理论。
那么，在我们的物理学的领域，以逻辑的内在确定性发展出来的那些基本概念究竟是为何而存在？极性化的光射线，飘忽不定的离子，飞驰和碰撞的气流，磁场，电流和电波：它们不就是浮士德式的幻象吗？——跟罗马风格的装饰、哥特建筑的垂直上升、北欧海盗向未知海域的航行、哥伦布和哥白尼的渴望何其相似。这个形式和图象的世界不就是跟同时代的透视法的油画艺术、器乐艺术完全和谐一致地成长起来的吗？简言之，它们不就是我们的热情的方向感、我们的第三向度的激｜情，在想象的自然图象以及心灵意象中所获得的象征性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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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此可知，一切有关自然的“认识”，甚至最精确的认识，都是基于一种宗教信仰。物理学家给自己设定作为目标形式——即认为自己的任务（也是所有这种想象机器的目标）就是还原自然——的纯力学，是以一个教义，亦即哥特时代的宗教的世界图象为前提的。因为西方才智所特有的物理学，是从这一世界图象中发展出来的。但凡科学，没有不存在这种无意识的前提的，这前提研究者无法控制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醒觉文化的最初时期。但凡自然科学，没有不存在一种先行的宗教的。在这一点上，天主教的世界观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二者是以不同的语言说同样的事。甚至无神论者的科学也有它的宗教；近代力学完全就是沉思性的信仰的复现。
当爱奥尼亚风格在泰勒斯那里或巴罗克风格在培根那里达到其顶峰的时候，当人类已经发展到其都市阶段的时候，他的自信使他开始关注与乡村的更原始的宗教相反的批判科学，将其视作是看待事物的一种优先态度，并强调他进行思考时的唯一焦点就是真知，就是要去经验地和心理地解释宗教本身——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其他的东西去“征服”它。现在，高级文化的历史表明，“科学”是一种暂时的景观ansitory spectacle），仅仅属于那种文化的生命历程的秋季和冬季，并且在古典思想、印度思想、中国思想、阿拉伯思想的情形中，要完全耗尽它们的可能性，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古典科学在坎尼战役和亚克兴战役之间的时期里消失了，让位于“第二信仰”的世界观。由此可以预见到我们的西方科学思想抵达其演进极限的日期。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派此一理智的形式世界优越于其他的形式世界。每种批判的科学，跟每种神话和每种宗教信仰一样，皆取决于一种内在的确信。不论这确信的种类，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名称上，如何的繁多，其在基本原则上皆没有区别。因此，任何借自然科学之名对宗教的指责，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我们太过自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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