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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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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不想抽，也捏不住它。
“你在巴克萨家住了多久？”
在巴克萨家。连这也知道了。谁告诉他们的呢？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说吧。”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用我说干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到临死的时候我怎么能玷污自己的清白呢？
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咆哮，而是耐心地反复盘问。一个问题还没得到回答，就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懂吗？你们完全输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那当然。”
“他还相信——他还相信俄国会胜利吗？”科长用德语问，瘦长个子的头目给他翻译。
“那当然。不会有别的结局。”
我十分疲倦。我集中了全副精力来对付，可是现在我的知觉消失得很快，就像血从深深的伤口里往外流似的。我还感觉到，他们怎样向我伸出手来，——也许他们在我的额头上看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决的人接吻。
晚上。
双手交叠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诗：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唉呀，人们啊，人们，你们停停吧。这也许是一支美丽的歌，但今天，今天是五一节的前夕呀；是人类最美丽、最欢乐的节日的前夕呀。我试着唱一首快乐的歌，但这歌声也许更凄凉，因为卡尔利克转过身去了，“老爹”在揩眼睛。随它去吧，我不管，我继续唱我的。慢慢地他们也和我一同唱了起来。我满意地入睡了。
五一节清晨。
监狱小钟楼的钟敲了三下。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一次清楚地听见钟声。也是我被捕以来第一次完全神志清醒。我感到空气清新，风从敞开的窗口微微地吹拂着铺在地板上的草垫，我感觉稻茬刺着了我的胸口和肚皮，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感到疼痛，使我连呼吸都很困难。突然，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那样，我明白了：这就是终结。我要死了。
死神啊，你真是姗姗来迟。我当然希望许多年之后才同你见面。我还想过自由人的生活，还想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遨游世界。要知道我正当壮年，还有很多很多力量。而现在我却没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报我时，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时，我是痛苦的。如果我曾得罪过谁，那就请原谅我吧。如果我曾安慰过谁，那就请忘却我吧。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爸爸、妈妈、妹妹们：这是我给你的遗嘱，我的古斯蒂娜；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我的同志们；这是我给所有我曾爱过的人的遗嘱。如果你们觉得，眼泪能洗去悲哀的思念，那你们就哭一会儿吧。
但你们不要难过。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如果你们在我的墓前放上悲怆的天使，那对我是不公道的。
五月一日。往年这个时刻，我们早就到城郊集合，预备好了我们的旗帜。在这个时刻，莫斯科街道上参加五一节检阅的先头部队已经在行进。而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中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埃但临死前的痛苦却不是那么壮丽的。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我喉咙里怎样呼呼地作响。这样会把同狱的难友吵醒的，也许有点水润润喉咙就好了……可是罐子里的水全喝光了，在那边，离我仅有六步远的牢房墙角的小便池里有足够的水。我难道还有力气爬到那里去吗？
我匍匐在地上，轻轻地、很轻很轻地爬行，好像临死时最要紧的事就是不吵醒任何人，我终于爬到了，贪婪地喝着便池里的水。
我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也不知道爬回来用了多长时间。我的知觉又在消失。我摸了摸自己手上的脉搏，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心涌到喉咙口又急剧地落了下去。我也随着它一起落下去了。落下去了很长时间。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卡尔利克的声音：“老爹、老爹，你听，这可怜的人，他死啦。”
上午医生来了。
这一切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医生来了，把我检查了一下，摇了摇头。后来他回到医务室，把昨夜已经填好我名字的死亡证撕掉了，他以内行的口气说：“简直是一匹马。”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这我知道。
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绩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类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了：装上了暖气管创立，故名。主要代表还有蒂蒙（Timon，前320—前230）、，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地叫喊：“Ａｃｈｔｕｎｇ。Ｃｅｌｅｃｖóｚｉｂｎｚｅｃｈｃｉｋｂｅｌｅｇｔｍｉｔ－ｔｒａｊ#ｍａｎａｌｅｓｉｎｏｒｄｎｕｎｇ．”（用捷克语字母拼成的德语：“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躺在窗下面的草垫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牌子，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时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
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却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汤。
但后来还是不行。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日土豆烧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不能咀嚼，肿胀的喉咙咽不下哪怕是小块的食物。
“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尔利克站在我身旁忧郁地摇着头，埋怨地说。
随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
唉，你们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庞克拉茨盐狱里待过的人，就不会懂得，也不可能懂得这“红烧牛肉”是什么东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每个囚犯用贪馋的目光盯着他的同伴的几口食物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番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是开胃极了。是的，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正常的、带有人间生活滋味的东西。人们一提起这“红烧肉汁”，连声调都变得柔和优美了。——埃有谁能理解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是何等珍贵埃两个月后，我才明白了卡尔利克的惊奇。“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我当时怎样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尔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停当，仿佛他只是出去溜达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谁知道他要上哪儿去呢。他在我的草垫旁跪下来，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看守的一声粗暴的吆喝，说明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是不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的，——卡尔利克跨出门槛，咔嚓一声，门又锁上了……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将在什么时候分别？我们俩谁会先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那个没有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只写出了初次离别时令人激动的情思。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送别这个朋友时所引起的那种情思还不断地、有时甚至还是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挂在牢房门上的“两人”牌子又换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两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两人”，“三人”，“两人”。新的难友来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两个人，依然忠实地住在一起。
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舍克，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员，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拟一项关于改革自由捷克学校的建议中“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
“老爹”是一个……
可是，朋友，怎样来描写他呢？这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一间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这个称号上的引号消失了；在这一年中，两个不同年龄的囚犯成了真正的父与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吸取了对方的习惯、口头禅，甚至说话的声调。现在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里来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地擦洗从我的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对于我的草垫四周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从未表现过厌恶的神情。他替我洗补那件可怜的破衬衫，这是我第一次受审时的牺牲品，当这件衬衣实在无法再穿时，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我。他还趁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冒险替我采摘雏菊和草茎。每当我去受审时，他总是以一种爱抚的目光伴送我；回来后又用新的绷带包扎我的新伤口。每逢我夜里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扶上草垫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盖上毯子之后，他才去睡觉。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我们共同度两条腿站立起来，能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改变。
朋友，我一口气是写不完这一切的。二六七号牢房内那一年的生活是丰富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一切都是应该写到的。不过我的叙述还没有结束呢（看来还有希望写完）。
二六七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时都开一次门来检查。这也许是按规定对一个案情重大的“共产党罪犯”的严格监视，但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死去一些不该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确信必然会死去的人又活下来的事，却很少发生。别的走廊上的看守常到我们牢房里来聊天，他们有时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带着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创伤。然后按照各自的脾气，说上几句无聊的俏皮话，或者伪善地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其中有一个——我们最初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都勤，他满脸堆笑地探问这个“赤魔”需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终于看出这个“赤魔”需要点什么了，那就是刮脸。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别的牢房里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倒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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