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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精选-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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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都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这个仪式如此宏大,如此广。甚至,没有沙漠,也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仪式从海港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账篷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流过太多眼泪的眼睛,已被风沙磨钝,但是不要紧,迎面走来从那里回来的朝拜者,双眼是如此晶亮。我相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在一生的潜意识中蕴藏。蕴藏又变作遗传,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荡荡。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只是仪式,只是人性,只是深层的蕴藏。过多地捉摸他们的技法没有多大用处,全心全意的成功只在于全身心地朝拜过敦煌。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将来,就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
4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佛教故事与今天的新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讲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听讲者会心微笑,时露愧色。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立时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听讲者满怀兴趣,扑于船头,细细指认。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
什么时候,哪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奥秘?日本井上靖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斯与歌德蒙》(Narziss und Goldmund),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划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
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14、西湖梦
1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2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遥洪,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如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3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双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4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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