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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精选-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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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大概念上说起来是那么神圣庄严，但当它落到实处，往往是一夜夜欲哭无泪的叹息。
38、老屋窗口
一
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表的理由。而母亲的理由却说得无可辩驳：“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坍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这次就去住几天吧，给它告个别。”
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不知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盖的。在贫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矗立著，十分显眼。全村几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人都可以宽宽敞敞地住一间。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在楼上，母亲昨天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
人的记忆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底层，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严丝密缝地对应上了。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摸过去，就像抚摩著自己的肌体，自己的灵魂。
终于，我摸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扒在窗口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推拉玻璃。玻璃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路上打碎了两次，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装上。从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远处便是连绵的群山。于是，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常见农夫挑著柴担在那里蠕动。山那边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庙舍？上戏台？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我到今天还没有到山那边去过，我不会去，去了就会破碎了整整一个童年。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起伏线。这对我，是生命的第一曲线。
二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得怪异，只能睡。一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已经晒了一天太阳，我一头钻进新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几乎熔化了。或许会做一个童年的梦吧？可是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
怎么会这么明亮呢？我眯缝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兜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沉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彻。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两眼直直地看着银亮的雪岭。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一会儿。母亲无奈，陪著我看窗外。“诺，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便分外耀眼。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学，她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那年我才6岁，她比我大10岁，同上著小学二年级。她头上扎著一方长长的红头巾，那是学校的老师给她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块方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来帮你。”河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晨，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 一样，逶逶迤迤走向学校，走向书本。
这件事，远近几年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视这个红点的人，远不止两位女性。我母亲就每天期待著这个红点，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这红点，已成了我们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
三
女孩到十五六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一年前，家里已为河英准备了婚礼。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两天后，在我们教室的窗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走过来，一手抚着她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刹时，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女教师眼波一闪，说声“跟我走”，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
我在《牌坊》一文中已有记述，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美貌教师，都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她们都不姓余，但点名的时候，她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把姓省略了，因为全班学生绝大多数都一个姓。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例外，姓陈，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
那天河英从办公室出来，她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地领著河英翻过山去，去与她的父母亲商量。第二天，河英就坐进了我们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不姓余的人。
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要经常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实，家长势必还要承担“赖婚”的责任。哪部校旱、戏曲一写到这样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险象还生？河英的父母怎么会自己的女儿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姻来上学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象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被乡里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核契约，视为奇事。好多年了，母亲出门还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母亲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这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何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雅洁女子，柔声细气地说著他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词。她们居然说，把河英交给她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父母亲只知抹凳煮茶，频频点头，完全乱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把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
那天夜里，与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河英的“婆家”也在，长长的火把阵接成了一条火龙。
只有举行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四
河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女生。她进校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进来，教室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
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观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她们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花样，后来，竟然开起了学生运动会。
当然没有运动衣，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那几天，家家孩子都在缠逼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这也变成了一种事先舆论，等到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早已挤满了观看的乡亲。
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个大姑娘，运动衫裤是她自己照著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绷得很紧，身材一下子显得更加颀长，线条流畅而柔韧。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忸怩退缩，不断抻拉著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推出了门外。门外，立即卷起乡亲们的一片叫，怪叫过后一片嘁嚓，嘁嚓过后一片寂静。河英终于把头昂起，开始跨栏、滚翻、投篮。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她，其他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跳跳蹦蹦，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河英背后，站著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著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著哨子，满脸鼓励，满脸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剥的门庭。这里，重叠著三度景深。
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此，经常可以听到妇女这样骂女儿：“你去浪吧，与河英一样！”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再与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近似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了女教师，希望将河英退学，说余氏家族很难看得惯这样的学生。我母亲听说这事后，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请河英来家里玩。那次河英来玩了之后，母亲特意牵著我的手，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村民们都惊讶极了，因为母亲平日送客，历来只送到大门。
这以后，河英对我像亲弟弟一样。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米根要好，于是三个人老在一起玩，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亲辅导。母亲笑著对我说：“你们姓余的可不能这么霸道，这儿四个人就四个姓！”
五
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著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里找到什么。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
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河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听说他开了一爿小店。”
陈米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要拜访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人第一眼就互相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一阵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店堂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著说话。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了吧，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几十年前就按上了玻璃窗！还说装了四次？”
这个话题谈下去对我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河英的下落。他说：“亏得你还记得她。山里女人，就那个样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与儿媳妇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她，连我的名字也忘了。”
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
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阒寂无人，我独个儿绕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亲忧伤地说：“你这一回去，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
六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著雪岭。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倏忽而逝的哈雷慧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慧星的几句诗。
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39、书海茫茫
像真的海一样，我们既赞美它，又害怕它。远远地看，大海澄碧湛蓝，云蒸霞蔚，但一旦跳入其间，你立即成为芥末，沉浮于汹涌混沌之中。如何泅得出来？到图书馆、书店走走，到街头的报刊亭看看，每次都感到纸页文字对生命的一种威逼。几年前还在热心地讨论“读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我是主张对文化人不应有禁区的，但现在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无奈：必须自设禁区，否则将是时间的泻漏、生命的破碎，从一生的孜孜不倦走向一生的无所作为。
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被樱孩过的白纸黑字曾经是令人仰望的符咒，因此，读书很可能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不管什么时候，在写字桌前坐下，扭亮台灯，翻开书本，似乎都在营造斯文，逼近神圣。这种误会，制造了无以数计抛掷生命的游戏，而自己和旁人还十分安慰。为此，一些真正把书读通了的人总是反对“开卷有益”的说法，主张由学者们给社会开出一些大大小小的书目，以防在阅读领域里价值系统的迷乱。我赞成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带有常规启蒙性质，主要适合正在求学的年轻人。对于中年人来说，生命已经自立，阅读也就成了自身与阅读对象的一种“能量交换”，选择的重任主要是靠自己来完成了。因此，自设禁区，其实是成熟的表现。
感觉极好的文章少读，感觉不对的文章不读，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感觉极好，为什么要少读呢？因为感觉极好是很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就要细细体会，反复咀嚼，不容自我干扰。这就像我看电影，突然遇上一部好片，看完后绝对不会紧接着看另外一部，而会一个人走在江边，走在小路，沉湎很久。我即便知道其他几部片子并不比这一部差，也舍不得一块儿奢侈地吞噬。交朋友也是这样，天下值得交往的好人多得很，岂能都成为往来熟络的密友？推心置腹的有几个，也就够了。到处拍肩膀搂脖子，累死累活，结果一个也没有深交，一个也对不起。阅读和交友差不多，贪心不得。
感觉不对的文章不读，这一点听起来不难理解，事实上不易做到，因为我们在阅读时常常处于一种失落自我的被动态势，很少打开感觉选择的雷达。其实，即便是公认的世界名著，年轻时老师都是说必须读只能遵循，到了中年发觉与自己的感觉系统不对位就有权利拒读。人家好端端一本书，你也是好端端一个人，没有缘分就应该轻松地擦肩而过，如果明明别扭还要使劲儿缠在一起难受半天，多不好。
我所说的“感觉不对”，主要是指一些让我们感到某种不舒服的文章，或者做作，或者伪饰，或者炫耀，或者老滑，或者跋扈，或者酸涩，或者嫉妒，那就更要避开。如果我们误会它们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解除误会。避开了，误会也就不成其为误会。也许我们会出于某种传统的责任感对这种文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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