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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精选-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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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救世者也就是最好的修补匠。
后代很多子孙，要么谋求改朝换代，要么试图造反夺权，虽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却常常把那些明明可以弥补、改良的天地砸得粉碎，一次次让社会支付惨重的代价。结果，人们看到，许多号称开天辟地的济世英雄，很可能是骚扰民生的破坏力量。他们为了要让自己的破坏变得合理，总是竭力否定被破坏对象，甚至彻底批判试图补天的人物。久而久之，中国就普及了一种破坏哲学，或曰颠覆哲学。
面对这种情况，补天，也就变得更为艰难，又更为迫切。
但是，我说过，在华夏土地上，补天是基本逻辑。
再说填海。
这是华夏文明的又一种主干精神。精卫的行为起点是复仇，但是复仇的动机太自我，支撑不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终于，全然转化成了为人间消灾的高尚动机，使宏伟有了对应。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最终成果的行动。神话的中心形象是小鸟衔石填海，以日日夜夜的点点滴滴，挑战着无法想象的浩瀚和辽阔。一开始，人们或许会讥笑这种行为的无效和可笑，但总会在某一天突然醒悟：在这样可歌可泣的生命力盛典中，最终成果还重要吗？而且，什么叫最终成果？
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十分强调华夏文明的实用性原则，我并不完全同意。大量事实证明，华夏文明更重视那种非科学、非实用的道义原则和意志原则。精卫填海的神话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由此，还派生出了“滴水能穿石”、“铁杵磨成针”等相似话语。这几乎成了中国民间的信仰：集合细小，集合时间，不计功利，终能成事。
如果说类似于补天救世的大事不容易经常遇到，那么，类似于衔石填海这样的傻事则可能天天发生。把这两种精神加在一起，大概就是华夏文明能够在世界所有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灭亡的原因。
再说追日。
一个强壮的男子因好奇而自设了一个使命：追赶太阳。这本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行为，却因为反映了中国人与太阳的关系而别具深意。
在“天人合一”的华夏文明中，太阳和男子是平等的，因此在男子心中不存在强烈的敬畏。在流传下来的早期民谣中，我们不难发现与自然物对话、对峙、对抗的声音。这便是中国式的“人本精神”。
这位叫夸父的男子追日，是一场艰苦和兴奋的博弈。即便为这场博弈而付出生命代价，他也毫不在乎。追赶就是一切，追赶天地日月的神奇，追赶自己心中的疑问，追赶自身力量的底线。最后，他变作了一片桃林。
我想，不应该给这个神话染上太重的悲壮色彩。想想这位男子吧，追不着的太阳永在前方，扑不灭的自信永在心中，因此，走不完的道路永在脚下。在这个过程中，天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喜剧性、游戏性的互诱关系。这个过程证明，“天人合一”未必是真正的合一，更多的是互相呼应，而且很有可能永远也不能直接交集。以此类推，世间很多被视为“合一”的两方，其实都是一种永久的追逐。
最后，要说奔月。
这是一个柔雅女子因好奇而投入的远行，远行的目标在天上，在月宫。这毕竟太远，因此这次远行也就是诀别，而且是与人间的诀别。
有趣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抬头观月，随之也可以凭着想象欣赏这次远行。欣赏中有移情，有揣摩，有思念，让这次远行有了一个既深邃又亲切的心理背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夜夜心”，是嫦娥的，也是万民的。于是这则神话就把蓝天之美、月亮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诀别之美、飞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之美、意境之美全都加在一起了，构成了一个只能属于华夏文明的“无限重叠型美学范式”。
这个美学范式的终点是孤凄。但是，这是一种被万众共仰的孤凄，一种年年月月都要被世人传诵的孤凄，因此也不再是真正的孤凄。
那就是说，在中国，万众的眼、世人的嘴，能把最个人的行为变成群体行为，甚至把最隐秘的夜半出逃变成众目睽睽下的公开行程。
想到这里我哑然失笑，觉得中国古代很多号称隐逸的文人大概是在羡慕嫦娥所取得的这种逆反效果。他们追求孤凄，其实是在追求别人的仰望和传诵。因此在中国，纯粹的孤凄美和个体美是不多的。
这一则奔月神话还典型地展现了华夏文明的诗化风格。相比之下，其他文明所产生的神话往往更具有故事性，因此也更校旱化。他们也会有诗意，却总是立即被太多的情节所填塞，诗意也就渐渐淡去。
请看，奔月，再加上前面说到的补天、填海、追日，仅仅这几个词汇，就洋溢着最鸿蒙、最壮阔的诗意。而且，这种诗意是那么充满动感，足以让每一个男子和女子都产生一种高贵的行为欲望，连身体手足都会兴奋起来。
这是最苍老又最不会衰老的诗意，已经植入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我在小庙刚住了半个月，已经把中国四五千年前的神话传说梳理了很多遍，对那个时代产生了进一步的迷恋。因此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不读书也能构建深远的情怀，甚至比读书还更能构建。这是因为，我们在失去文字参照的时候也摆脱了思维羁绊，容易在茫然间获得大气。
但是，我毕竟又想书了。不知半山藏书楼的门何时能开。
正这么想着，一个捧着橘子的老人出现在小庙窗口。我高兴得大叫起来，他就是看管藏书楼的老大爷。
他说他也想我了，摘了自家后院的橘子来慰问我。他又说，地震来不了啦，下午就到藏书楼去吧。
我故作平静地说：好。
心里想的是，让一个人拔离乱世投入书海，是一种惊人的体验；再让他拔离书海投入幻想，体验更为特殊；现在是第三度了，重新让他拔离幻想投入书海，心理感受无可言喻。
这就像把一块生铁烧红，然后哧的一声放进冷水里；再从冷水里抽出，又一次烧红，接着还是哧的一声……
时间不长，铁的质量却变了。
我对着老大爷轻轻地重复一声：好。
半个月前当唐山大地震把我从书海拔离时，我已经结束对于黄帝时代的研习，准备进入夏商周了。几本有关殷商甲骨文的书，已取出放在一边。但这半个月对神话传说的重新认识，使我还想在黄帝和大禹之间再逗留一阵。
神话传说告诉我，那个时代，实在是整个华夏文明发展史的“总序”。序言里的字字句句，埋藏着太多值得反复品咂的信息，不能匆忙读过。
下午回到半山藏书楼，我没有去看那几本已经放在一边的甲骨文书籍，而是又把书库总体上浏览一遍，猜想着何处还有我未曾发现的与黄帝有关的资料。
这不，三百多年前顾祖禹编的这部《读史方舆纪要》，我还没有认真拜读。
翻阅不久就吃惊了。因为《读史方舆纪要》提到了黄帝和炎帝打仗的地理位置，我过去没有太多留心。
史料有记，黄帝与炎帝发生惨烈战争的地方叫“阪泉之野”，这究竟在何处？有些学者认为，“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这就把阪泉和涿鹿两个地名合二为一了。也有学者认为虽是两战，但两地相隔极近。那么，具体的地点呢？一般说是今日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但是，《读史方舆纪要》却认为，阪泉很可能在今日北京市的延庆，那里既有“阪山”，也有“阪泉”，离八达岭不远。
我想，这个问题还会继续讨论下去。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战场靠近今天中国的首都。
那么打得不可开交的黄帝和炎帝，会预料几千年后脚下将出现人口的大聚会，而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吗？
如果略有预感，他们满脸血污的表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炎黄子孙？”他们如果能够预感到这个名词，两人乌黑的眼珠必然会闪出惊惧，“我们这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居然将永远地联名并肩，一起接受世代子孙的供奉？”想到这里，他们一定会后退几步，不知所措，如泥塑木雕。
这种预感当然无法产生，由他们开始的同胞内斗将延续长久。用同样的肤色外貌喊叫着同样的语言，然后流出同样血缘的鲜血。
打斗到最后谁都忘了谁是谁，层层叠叠的朝代界限和族群界限像天罗地网，缠得所有人都头昏脑涨、手足无措。只有少数人能在关键时刻突然清醒，一旦道出便石破天惊。
记得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那批勇敢的斗士发布文告，宣布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最终结束，文告最动人的亮点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就是最后所署的年份——
黄帝纪年四六○九年
什么都包含在其中了。好一个“黄帝纪年”！
其实，我们往往连眼下的事情都无法预感。我回到半山藏书楼不多久，就从两个路过的山民口中知道，一位重要人物去世了。难道，未被预报的大地震本身就是一种预报？不知道。
当天我就决定下山。山下一定会有不小的变化，也许我的家庭也会改变命运，那就暂时顾不得传说时代和夏商周了。
下山时我停步回身，又静静地看了一眼这座躲藏在斜阳草木间的半山藏书楼。这楼早已破旧得呈现一派疲衰之相，好像它存在的意义就是等待坍塌。原以为这个夏天和秋天它一定会坍塌的，居然没有。它还会存在多久？不知道。
看似荒山，却是文薮；看似全无，却是大有。就在这无人注意的角落，就在这不可理喻的年月，只要有一堆古代汉字，就有了一切可能。我居然在这里，完成了我的一个重要学历。
下山。一路鸟声。已经有不少泛黄的树叶，轻轻地飘落在我的脚边。
54、问卜殷墟
找回夏商周，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
一九七六年深秋下山时，满脑子还是“黄帝纪年”，只想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关顾一下家人的安危，然后快速回到那个纪年。没想到，山下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一时回不去了。
山下，灾难已经告一段落，古老的土地宣布要向世界开放，而且立即在经济上动了起来。但我觉得，这最终应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因为如果不从精神价值上与世界对话，一切努力都可能成为镜花水月。而且，到时候会是破碎的镜、有毒的花、浑浊的水、昏暗的月。
怀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费八年时间集中钻研世界十几个国家的人文典籍，与中国文化对照，写成一本本书出版。后来又被自己所在学院的同事们选为院长，由于做得不错，被上级部门看中，一时仕途畅达。这一切，使我的个人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我对中华文化的忧虑。
之后，这种忧虑越来越重。于是，出乎众人意料，我突然辞去一切职务，也离开了原来的专业领域，形影孤单地向荒凉的原野走去。
“在这样的官位上你还是全国最年轻的，当然也最有前途，为什么辞得那么坚决？”三位领导者一起找我谈话，这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怕说了真话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浅薄”地笑一笑，摇摇头。
两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说：“你已经是我们这个领域的顶级学术权威，而且会一直保持下去，这多不容易，为什么硬要离开？”
我还是笑一笑，摇摇头。
几个老同学更是竭力阻止：“这年头多少文化人都在忙着出国深造，谁像你，打点行装倒着走？”
我又是笑一笑，摇摇头。
我知道，自己这么做，确实违逆了当时身边卷起的一股股大潮。
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是让人恼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终于，发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少。
怯生生地抬头一看，只见长河落日，大漠荒荒。
这次独行，与半山藏书楼时的情景已经大不一样。
当年只是天下困顿，躲在一角猜测猜测黄帝的传说；而现在，一种有关中华文化命运的责任，实实在在地压到了自己肩头。
我看到中华文化突然出现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谁吗？它的明天会怎么样？
这么一个大问题，突然变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华文化濒临灭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谁。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让它恢复了记忆。记忆一旦恢复，局面就全然改观。
这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通过向来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创立学派、发表宏论等，来做成事情的，而是通过实物考证和现场踏勘，平平静静让一两个关键记忆慢慢恢复。
他们恢复的关键记忆，与夏商周有关。
夏商周！当年我离开半山藏书楼下山时，割舍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现在绕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闪现得最多的是那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奇怪面影，他们几乎成了我后来全部苦旅的最初动力。
因此，我要腾出一点篇幅，比较详细地说一说他们。顺便，也弥补一下我搁置已久的夏商周。
十九世纪末，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
人类很多古文明就是这样中断的，相比之下，中华文化的寿命已经够长。
它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却又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终结在十九世纪，因此，这一个“世纪末”分量很重。
时间很紧，从一八九五年开始世纪末倒计时，每年都危机频传，而且越来越凶险。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没有挽歌，但似乎隐隐听到了丧钟。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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