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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精选-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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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我觉得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都可以看成是现代“贞人”，他们寻找，他们记录，他们破读，他们“占卜”。只不过，他们的职业过于特殊，他们的命运过于蹊跷。
在王国维自杀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许，是王国维的在天之灵在偿还夙愿？一九二八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于是研究院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科学地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
从此开始，研究院对殷墟遗地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董作宾，以及后来加入的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李济、梁思永等专家合力组织，使所有的发掘都保持着明确的坑位记录，并对甲骨周边的遗迹、文化层和多种器物进行系统勘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发掘的学术价值。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了YH127甲骨窖穴，这是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后来，随着司母戊大方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甲骨文研究在不断往前走。例如，董作宾对甲骨文断代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后移居台湾；比他大三岁的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也用心地研究了甲骨文和商代史，后来在大陆又与胡厚宣等主编了收有四万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
由此看来，一九二八年似乎是个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噩运了。但是，仍然有一项发掘记录让我读了非常吃惊，那就是在YH127这个最大的甲骨窖穴发现后装箱运至安阳火车站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奇特的气象变化。殷墟边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喷出云气，云气变成白云，又立即变成乌云，并且很快从殷墟上空移至火车站上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倾泻在装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过，上天在为它送行，送得气势浩荡，又悲情漫漫。
此刻我站在洹河边上，看着它深邃无波，便扭头对我在安阳的朋友赵微、刘晓廷先生说：“与甲骨文有关的事，总是神奇的。”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们总算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时代，可能比孔子还清楚，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没有见过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却因文献资料欠缺而无奈叹息。但他对商代显然是深深向往的，编入《诗经》的那几首《商颂》今天读来还会让所有中国人心驰神往。据说孔子有可能亲自删改过《诗经》，如果没有，那也该非常熟悉，因为这是那个时代大地的声音。
我不知道如何用现代语言来翻译《商颂》中那些简古而宏伟的句子，只能时不时读出其中一些断句来：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还有很多更热情洋溢的句子。基本意思是：商殷，受天命，拓疆土，做表率，立准则，政教赫赫，威灵盛大，只求长寿和安宁，佑护我万代子孙……
这些句子几乎永远地温暖着风雨飘摇的中国历史，提醒一代代子孙不要气馁，而应该回顾这个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使这些华美的句子落到了实处，让所有已经拒绝接受远古安慰的中国人不能不重新瞪大了眼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先祖是通过一次次问卜来问鼎辉煌的。因此，辉煌原是天意，然后才是人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民族不仅早早地拥有了都市、文字、青铜器这三项标志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而且在人类所有古代文明中早早建立了最精密的天文观察系统，创造了最优越的阴阳合历，拥有了最先进的矿产选采冶炼技术和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设置了最完整的教学机构。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的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举凡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医学门类都已经影影绰绰地具备，也有了针灸和龋齿的记载。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先人的审美水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司母戊大鼎的气韵和纹饰、妇好墓玉器的繁多和精美，直到今天还让海内外当代艺术家叹为观止，视为人类不可重复的奇迹。
当然，甲骨文和殷墟还告诉人们，商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关系，以及当时中原地区有着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温度气象和野生动物。
这么一个朝代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现在兵荒马乱、国将不国的二十世纪前期，精神意义不言而喻。中国人听惯了虚浮的历史大话，这次，一切都是实证细节，无可怀疑。
许多无可怀疑的细节，组合成了对这个民族的无可怀疑。三千多年前的无可怀疑，启发了对今天和明天的无可怀疑。
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寻找废墟吧。
一切都像殷墟，处处都是卜辞。每一步，开始总是苦的，就像王懿荣、刘鹗、王国维他们遭受的那样，但总有一天，会在某次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接受历史赐给我们的厚礼。
这又让我联想到了欧洲。大量古希腊雕塑的发现，开启的不是古代，而是现代。几千年前维纳斯的健康和美丽，拉奥孔的叹息和挣扎，推动的居然是现代精神启蒙。
在研究甲骨文和殷墟的早期大师中，王国维对德国的精神文化比较熟悉，知道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如何在考证古希腊艺术的过程中完成了现代阐释，建立了跨时空的美学尊严，并由此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如此混乱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化光耀百世。此间的一个关键转折，就是为古代文化提供现代阐释。
王国维他们正是在做这样的事。他们所依凭的古代文化，一点儿也不比古希腊差，他们所具备的学术功力，一点也不比温克尔曼、莱辛低。只可惜，他们无法把事情做完。
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那就出发吧。什么都可以舍弃，投身走一段长长的路程。
问卜殷墟，问卜中华，这次的“贞人”，是我们。
55、古道西风
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我曾不断地向东瞭望，遥想着一条古道上的大批行走者，由东朝西而来。
那是三千三百年前商王朝首都的一次大迁徙，由国王盘庚带领。
他们的出发地，是今天山东曲阜，当时叫奄。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殷，今天的河南安阳。
这次大迁徙带来了商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生命力。我们从甲骨文、妇好墓、青铜器中看到的那种伟大气韵，都是这次大迁徙的结果。
但是，当时商王朝中有很多贵族是不赞成迁都的，还唆使民众起来反对，年轻的盘庚遇到了极大阻力。
我们今天在艰深的《尚书》里还能读到他为这件事发表的几次演讲。这些演讲不知后人是否加过工，但我想，大体上还应该是这位真正的“民族领路人”的声音。
听起来，盘庚演讲时的神情是威严而动情的。
我且把《尚书*盘庚（中）》里所记载的他的一次演讲，简单摘译几句：
现在我打算领着你们迁徙，来安定邦国。你们不体谅我的苦心，还想动摇我，真是自找麻烦。就像坐在船上却不愿渡河，只能坏事，一起沉没。你们这样不愿合作，只图安乐，不想灾难，怎么还有未来？怎么活得下去？
现在我命令你们同心合一，不要再用谣言糟践自己，也不让别人来玷污你们的身心。我祈求上天保佑你们，而不会伤害你们。我，只会帮助你们。
盘庚在这次演讲最后所说的话，《尚书》记载的原文倒比较浅显——
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译成白话文大概是：
去吧，去好好地过日子吧！现在我就打算领着你们迁徙，到那里永久地建立你们的家园。
于是，迁都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
有很多单辕双轮的牛车，装货，也载人。
商族在建立商王朝之前，早就驯服了牛。被王国维先生考证为商族“先公”之一的王亥，就曾在今天商丘一带赶着牛车，到有易部落进行贸易，或者直接以牛群作为贸易品。这便是中国最早对“商业”的印象。因此，商人驭牛，到盘庚大迁徙时早已驾轻就熟。
至于乘马，早在王亥之前好几代的“相土”时期就已经学会了。但不太普遍，大多是贵族的专有。
迁徙队伍中，更多的是负重荷货的奴隶，簇拥在牛车、马骑的四周，蹒跚而行。
向西，向西。摆脱九世衰乱的噩梦，拔离贵族私门的巢穴，走向太阳落山的地方。
西风渐紧，衣衫飘飘，远处，有一个新的起点。
半道上，他们渡过了黄河。
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他们当时是怎么渡过黄河的。用的是木筏，还是木板造的船？一共渡了多少时间？有多少人在渡河中伤亡？但是，作为母亲河，黄河知道，正是这次可歌可泣的集体渡河，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片大地的质量，惠及百世。
渡过黄河，再向西北行走，茫茫绿野洌寒间，有一个在当时还非常安静但终究会压住整部中国历史的地名——殷。
由于行走而变得干净利落的商王朝，理所当然地发达起来了。
两百多年后，商王朝又理所当然地衰落了，被周王朝所取代。
有一个叫微子的商王室成员，顺应了这次历史变革，没有与商王朝一起灭亡，他便是孔子的远祖。由此，孔子一再说自己“殷人也”。
大概是到了孔子的前五代吧，孔氏家族又避祸到山东曲阜一带来了。
孔子出生的时候，离盘庚迁殷的旧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这一个来回，绕得够久远，又够经典。
那个西迁的王朝和它后继的王朝一起，创造了灿烂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鲁国地区也获得了深厚的滋润。严格说来，当时鲁国已经成为礼乐气氛最浓郁的文化中心，这也是孔子能在这里成为孔子的原因。
在文化的意义上，曲阜，这个出发点又成了归结点。这一个来回，绕得也是够久远，又够经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主要维护者，但周王朝的历史枢纽一直在自己家乡的西边，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向西方出发，到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阳）去“问礼”。
他已经度过了自己所划定的“而立”之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和行为方向，也在社会上取得了不小的声誉，因此他的这次西行有一点派头。鲁国的君主鲁昭公为他提供了车马仆役，还有人陪同。于是，沿着滔滔黄河，一路向西。
从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时代，实在是一条漫漫长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阳城里的那位前辈学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为了一个人。这次要拜访的这个人，很有学问，熟悉周礼，是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然，也可以说是档案馆馆长，也可以说是管理员，史书上记载他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说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
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做同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太史儋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老子》一书中的某些语言习惯，断定此书修编于孔子之后。我的观点是，更可信的资料证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汉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么可能出关去投奔秦献公呢？至于书中的语言习惯，则与后世学派门徒的不断发挥、补充有关，先秦不少古籍都有这种情况。
我相信孔子极有可能向老子问过礼，不仅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古籍互证，而且还出于一种心理分析：儒道两家颇有对峙，儒家如此强盛尚且不想否认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难于否认。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向老子问了什么，老子又是怎么回答的？
这就有很多说法了，不宜轻易采信。其实，各种说法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一种说法是，孔子问老子周礼，老子说天下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另一种说法是，老子以长辈的身份开导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如果真有第二种说法，那就不大客气了。但在我想来，却很正常。当时，孔子才三十多岁，名声主要在故乡鲁国，远在洛阳的老子对他并不太了解。见到他来访时带有车马仆役，又听说是鲁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显耀、骄傲和贪欲，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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