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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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去，抹去了他们的人类，是否会因此而走向平等和洁净？　

救助弱小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仁慈口号，而在这个口号背后，无数有着不太弱小的身份因而广受嫉妒的灵魂，在无助地挣扎。谁都认为他们有名望有势力，但他们却一批批喑哑了、消失了。直到死后才不被嫉妒，于是死亡对他们构成了一种最大的救助。暂时不愿死亡的，则渐渐学会了生存的谋略，懂得了装愚守拙，默念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的警句格言，在行为上也就一味地谦之让之、避之退之、观之望之、哼之哈之……这种种作为只为了一个目的：千万不要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　

他们可能才高八斗、力敌千钧，但深知一旦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一切都会化为灰烬。　

与他们相对照，那些弱者，却因嫉妒而同病相怜、一呼百应，结果，因嫉妒而浩浩荡荡、无坚不摧。　

因此，只要有嫉妒出现，“强者”和“弱者”，应该颠倒了读，反转了看。　

尽管嫉妒是人类的共性，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却与它有更特殊的关系。我未必赞同把嫉妒分为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但也确实看到，当西方的智者们在思考如何消减嫉妒的时候，中国的智者们却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所谓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你越躲它越凶，嫉妒不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则被说成是群众反映、社会舆论。结果，遭妒者缩头藏脸，无地自容，而嫉妒者则义正词严，从者如云。中国式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阵，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头、先走一步的人物。

一直有人在发问，中国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滞后于西方世界，难道果真国中无人？人是有的，但除非早年执掌极权，或长期默处一隅，否则迟早会被削平。有的职业，如文学艺术，既无权力又难沉默，麻烦自然就大了。嫉妒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最忠于职守的神灵，连夜间也不愿意合眼，四处搜索，绝不放过一个疑点。　

鲁迅早就叹息，在中国，“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因此，这里确确实实联系到了反思中华文明的大课题。由长久的社会观念沉淀成了心理习惯，又由心理习惯沉淀成了群体人格，这便是前辈哲人为之垂泪、为之呼号的国民性。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的是是非非已经不是书库里的陈旧典籍，经过几千年的过滤筛选，早就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今天的嫉妒

我们终于走到了可以向嫉妒发起全面挑战的时代，然而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时代。　

这二十年，我们看到了，社会在试演过种种整齐的仪式后，终于寻找到了最真实的动力，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任何包括嫉妒在内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须冲破的障碍。然而，正因为这样，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了最有刺激性的素材。不少突然失去了“大一统”和“大锅饭”护佑的慌乱人群以听众的身份，为嫉妒话语提供了演讲台。让新兴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演讲台前变得风雨飘摇，还是让这样的演讲台在新兴的社会机制前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不仅对象不见了，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而是成了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覆盖哪个树林——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

记得十多年前，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不甘心长期充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但话音未落，青年教师已经出国；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职称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嫉妒的脚步再快，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这实在是一种吉兆。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邻里间，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但是这些年，住房拆迁、下岗转岗、股市升泻、兼并破产，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嫉妒的蝙幅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　

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虽然已经很少，但毕竟还有。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那些派别林立、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在那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而且由于其它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一定惊诧莫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这样的历史阶段，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感触很深，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欧那尼》，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违反常识、背离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编造种种事端。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待到首演那天，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报纸不想看舞台，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嘘声来捣乱，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　

对嫉妒来说，人们对它的无视，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欧那尼》长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后，《欧那尼》复演，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说：“这不奇怪，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　

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不，剧本一字未改。被雨果先生改了的，不是剧本，是观众。”　

这就是说，当年激烈的嫉妒者在不知不觉中被雨果同化了。他很想继续嫉妒，带着敌意来到剧场，但是再也无法与雨果建立敌对关系。这便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这件事对我们应该大有启发。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联想我们中国，从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也经历过新老坐标间的无序过渡。从不少材料看，当初文化界对于新文化、白话文的嫉恨也是强烈的，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上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下有广大青年学生响应的热闹情景，更是酸劲十足。但是等到二十年代中期，整个文学界基本上被新文学所占领，连当初的嫉妒者要给子女们写信也只得学用白话文，如果再要反对实在有点中气不足，不知从何下嘴了。

嫉妒的空前活跃和空前无效，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冷静解剖，然后推敲出一些起码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上普及，使人们早一点走出这个阶段。然而不幸得很，由于我们日常见到的嫉妒基点太低，提出的行为规范也只能十分粗浅。有一次与一群好友闲聊，玩笑地构想着一些能够稍稍遏制嫉妒狂潮而又能被大家记得的规范，结果想来想去也只想出诸如“不要偷窥和指责别人的起居方式”、“不要损毁你不想买的商品”之类，实在不登大雅之堂。算来也真是命苦，活了好几十年，见到的始终是低等级的嫉妒，很少有品位稍稍高一点的。高品位的嫉妒，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欣赏。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它曾是两匹快马在沙漠里的殊死追逐，它曾是两艘炮舰互相击中后的一起沉没，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因此，说到底，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泥潭。

69、关于年龄

人生况味

在十几年前写的一本学术著作中，我曾把“开掘人生况味”作为自己艺术理念的一个重点，而在诸般况味中，年龄况味又处于独特的地位。　

说起来这好像是一般常识，但还是遇到了有趣的驳难。　

有人说，人生是为“事业”而存在的，它本身没有独立的“况味”可言。他们最常用的论据是前苏联的一本流行校旱，主人公在被迫或主动地失去了人生的许多常情常态后，说过一段有关人生的格言，他认为人们如果不为“事业”而牺牲，到临死就会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在我看来，这位年轻的主人公在兵荒马乱中历尽艰险，致病致残，最后还能获得心理调适，十分不易，但人们不应以这样的特例来否定常态。常态往往比特例更难对付，因此也可能更深刻。这就像在饮食中，不能因为接触过了大辛大辣就否定寻常口味，而要把寻常口味调理好，则是天下一切大厨面临的难题。

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受到的震动。他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式的决斗、毒药和暗杀。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确实如此。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致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　

人生的过程少不了要参与外在的事功，但再显赫的事功也不能导致本末倒置。莱辛说，一位女皇真正动人之处，是她隐约在堂皇政务后那个作为女儿、妻子或母亲的身份。莱辛认为一个艺术家的水平高低，就看他能否直取这种身份。狄德罗则说，一位老人巨大的历史功绩，在审美价值上还不及他与夫人临终前的默默拥抱。其实岂止在艺术中，在普遍的人际交往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看来，一个自觉自明的人，也就是把握住了人生本味的人。　

因此，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也许你学业精进、少年老成，早早地跻身醇儒之列，或统领着很大的局面，这常被视为成功，但又极有可能带来一种损失——失落了不少有关青春的体验。你过早地选择了枯燥和庄严，艰涩和刻板，连顽皮和发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提前走进了中年，真是一种巨大的亏欠。　

也许你保养有方、驻颜有术，如此高龄还是一派中年人的节奏和体态，每每引得无数同龄人的羡慕和赞叹，但在享受这种超常健康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因为进入老年也是一种美好的况味，用不着吃力地搬种夏天的繁枝，来遮盖晚秋的云天。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