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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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失落，失落于一种热闹，又失落于余上沅教授超常的平静。　

但是，这种突然迸发有时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据报载，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下午，洛阳工学院一个姓金的硕士研究生，由于长期以来觉得老师和同学处处看不起他，在交纳课程重修费的时候，突然举起水果刀，向一位正在开发票的女教师猛刺十三刀。直到被警方逮捕，他在监狱里清醒了一阵之后才沉痛地说：“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老觉得别人有意和我过不去，现在想想并没有什么根据，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其实都挺好的。”他还说，他并不是针对那位被刺的女教师的，如果那天路上碰到别的老师和同学，心里觉得过不去，也会举刀。　

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心理病灶的夸张性诱发，他心中的恶狼放出来了。这只心中的恶狼也会吃人，既吞噬了别人，也吞噬了自己。由此联想开去，那个在美国爱荷华用手枪刺杀了多名物理学教授的中国留学生卢刚，也进入了类似的心理程序，当然后果更加严重，制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卢刚是博士研究生，洛阳的那位是硕士研究生，云南那个叫孙玉峰的人什么也不是，但在自己村庄里也足可自命为一个孤独的哲人了。他们最后都把自己置身在血泊中，干下了人世间第一等的坏事：杀人。因此，我们切莫轻视了这只心中的恶狼。

据我看，这些人的心中之所以会培育出一只恶狼出来，大致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有过一段奋斗史，使他们超出了原来的生活环境。这种经历带来一种力图排除一切阻力的行为惯性。他们已经把世界看得很小，以为再努力几步就能抵达某种极致，因此把眼前的障碍看得很大，以为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　

第二，他们的起点比较低微，因此在把世界看小的同时又十分自卑，永远敏感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每天都虎视眈眈，疑神疑鬼，总觉得随时都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能把自己颠覆；　

第三，他们从来执著于成败的界限而无所谓善恶的界限，因此在心底不拒绝用恶的方式来争取成功。善良对于他们，从未有过感召力和控制力；　

第四，他们永远逼视着高于或有可能高于自己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对于那些以平静的生态高出自己的人尤其嫉恨，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辽阔的“泛嫉恨”，最后甚至嫉恨整个文明世界。

有了这四个共同点，只要出现了燠热的温度，便立即可以在心头听到恶狼的嗥叫。　

不是危言耸听，我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恶狼今后会越来越多，而且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世界性灾难。因为在很大的范围之内，个人不再受到群体意志的严密控制，跋涉在精神荒漠上的心理孤儿层出不穷，而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又如此激烈，处处隐藏着危险的触发点，因此，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骇人听闻、又没有理由的凶杀事件是不奇怪的。至今仍在美国监狱里接受马拉松式审判的智能杀手卡钦斯基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每次想起总要为人类的前途增加忧虑。此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由于仇恨高科技社会，专门用邮包爆炸方式杀害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十八年间制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造成一片恐怖。他过着极端孤独的生活，却又渴望着自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他希望自己的行为一直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果社会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新闻掩盖了他，他会坐立不安，很快再次作恶。为了让社会更关注自己，他居然会给受害者写信，说自己“夜以继日制造炸弹是多么辛苦”，而且还寄长篇文章《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给报社要求发表，声言如蒙发表就不再制造爆炸事件。不管这个案子多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卡钦斯基在极端孤独中因渴望成名、嫉恨成功者而不择手段行恶的基本特征，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杀人犯没有什么两样，他让我们警觉，心中的恶狼对人类的残害会达到什么地步。　

对于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他们的行为终点当然已属于警方的事，但行为的起始和中段却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时时有可能走向终点。像往常一样对这种邪恶现象完全不予理睬以求太平，显然已经不是办法，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有谁去招惹了才会引起他们的行恶，我们不去招惹，他们仍然会找上门来，将巨大的罪恶向着完全无关的人群泼洒。在他们面前，不存在明哲保身的空间，不存在任何个人的安全。　

因此，对付这些人心中的恶狼，只能是全人类的集体行为。在社会上普及心理咨询和缓释机制，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重复我心中的圣典：大规模地激发善和爱。只希望街市间忙碌的人群，努力减轻在成败问题上的沉重压力，而多多关顾善恶之间的界限。只希望我们经常自问：何苦到处开辟战场，风声鹤唳？何必时时寻找对手，枕戈待旦？如果这是成功的代价，那么成功又是什么？如果这是个人成名的方式，那么个人的名字又是什么？　

——我知道当今社会上多数聪明的年轻人都拒绝作这种自问，认为这些问题过于浅陋，不符合生存竞争的原则。但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当我们居住的星球，竞争到已经不适合生存，竞争到互相剥夺生存，一起结束生存，那么竞争又是为了什么？

从上述几个杀人犯的心理轨迹来看，他们在竞争之初可能还与改进自己的某种生存环境有关，但竞争到后来完全进入到了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层面，只想成名扬名，而没有其它更多的实利追求了。连制造了那么多爆炸大案的卡钦斯基，最后居然也是为了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真有点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国云南的那个杀人犯孙玉峰，他刺杀了那么多无辜者，最终被判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法庭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愿望，他的愿望让人大吃一惊：“把我的经历编成一本书。”可见他实在太想成名了，而这个农村无赖子的成名理想，竟然是书籍。但他的全部经历，满打满算，至多只能写成一篇文章，而且很多段落都毫无意思，怎么撑得成一本书？

卡钦斯基为了在一篇文章中成名而大量杀人，孙玉峰为了在一本书中成名而大量杀人，文化对于邪恶世界的诱惑会大到这个地步，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由此我也终于领悟，为什么文化界会发生那么多争名夺利、诬陷造谣的阴暗事件，原来已有不少卡钦斯基和孙玉峰混迹其中了。我想我们今后都不必大惊小怪了，更让人惊恐的狼嗥虎啸，也有可能光顾这个斯文的天地。以后的日子比较严峻。　

想要让文化去阻止他们？不，他们正惦念着文化呢！　

真正急于做的，是高贵的博爱精神、慈善情怀的重建。　

只有这团火光，才能把深夜荒山间的狼群阻退。千万不能让这团火熄灭了，无论如何应该到四处捡拾柴枝维持着，直到霞光初现。

75、收藏昨天

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　

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挺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我最合适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魁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地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剔。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它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读《人生纪年》

76、三十年的重量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