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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迷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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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总统因在莱温斯基案中说谎几乎遭到弹劾，但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明显说谎，美国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却对此三缄其口，为什么？
莱维对美国左翼爱之越深，痛之越切。《美国的迷惘》一书出版后，莱维于2006年发表了《致美国左派的一封信》，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美国左翼，对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那摩监狱中的虐囚事件，以及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困惑。
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人自信、鲁莽、充满使命感，而现在的美国人却对自身文化和国家认同充满了困惑与迷惘，这是莱维的又一重要发现。他把今日美国人的“迷惘”归结为4个主要症状：纪念思维的迷惘；分裂的社会和政治空间；政治、经济、社会、财政、城市乃至购物中心与汽车的“肥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及不断被社会遗弃的犯人人数的增长。莱维写道：“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在社会交往体系中、在众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爱的方式中看到；美国人仍然被看作是精英，自信而专断，但实际上今天没有一个现代大国像这个国家这样彷徨，不再确定它将变成什么，对其立国之基的价值观，或者说神话，也不再自信；这是一种无序，一种疾病，参照点与肯定性的摇摆，一种同时攫住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迷惘。”
第10节：译 序（4）
三
法美两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正式战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基本一致。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美间摩擦与冲突不断。“9·11”事件后，法美两国国家乃至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唱反调的突出表现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对伊开战前夜，法国外长德维尔潘用诗一般的语言，在联合国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讲。一时间，美国国内掀起了一阵批法声浪，“反美主义”也在法国甚嚣尘上。在法国人眼里，美国不仅是霸权主义的代表，也代表着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法国报纸杂志不时刊载一些揭露美国社会时弊的文章。
《美国的迷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然而，莱维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美国，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问题的描述与判断可以说是较为理性和客观的。他纠正了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对美国人的偏见。例如，他发现，美国的确有肥胖者，但并没有欧洲小报上说的那么多。他写道：“从纽波特开始，在我走访过的所有镇上，我睁大眼睛寻找那些欧洲小报刊登的照片上的臭名远扬的肥胖人群：也许我看得不够仔细，也许我到错了地方，但我在这里见到的胖子不比法国任何一个外省镇上的胖子多。”很多次，莱维准确地捕捉到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场景：他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朴的阿米什人的交谈，对坐落在明尼阿波利斯南部郊外五脏俱全的美国最大的购物中心的描述，对《硬汉不跳舞》的作者诺曼·梅勒的访谈，对美国人棒球情结的描述，以及对拉什莫尔山的探源，仿佛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法国写实主义画家创作的栩栩如生的美国风情画。莱维发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那座雕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4位美国伟大总统雕像的著名的拉什莫尔山，却与印第安保留地伤膝相比邻，那里伫立着20多年前“美国愚公”美籍波兰裔雕刻家柯扎克·希欧考斯基至今尚未完成的献给印第安英雄疯马的雕像，疯马曾率领印第安苏族部落抗击美国联邦军队。在对阿拉伯裔、犹太裔、古巴裔美国人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在与充满反犹主义的印第安英雄拉塞尔·米恩斯交谈后，莱维发展了托克维尔“多数人暴政”的观点，指出了“少数人暴政”的危险。
总体而言，目光犀利、判断较理性而客观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莱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脉搏正在跳动的活生生的美国，一个法国人眼里的美国。尽管莱维对美国有着诸多的迷惘与困惑，但他最终的结论是：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美国与“旧世界”不同，它仍然是人们期盼去实现理想、去争取、去生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把理想真正付诸实践的地方。这也是贯穿《美国的迷惘》全书的主题。
莱维有着欧洲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积淀。他对欧美历史与文化的深厚底蕴、对当今美国社会问题的深邃理解，着实令人钦佩。《美国的迷惘》一书几乎句句出自典故，这也是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
如果本书有何缺憾的话，那就是尽管莱维努力不带有任何偏见地审视美国，但字里行间还是太欧洲、太法国了。法国抑或欧洲，始终是莱维心中的一个坐标。美国南方小镇萨凡纳是莱维最钟爱的地方，因为“老南方的美丽，令人流连忘返……融合了意大利和希腊风格、维多利亚式和多利安式、第二帝国和英国摄政时期的建筑，见证着伦敦富有的船主们来到萨凡纳定居的往昔岁月”。莱维采访了克里，认为他是一个好男人、一位好候选人，因为他是“一个心底里的欧洲人”。
《美国的迷惘》一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评论文章散见于各大报刊，褒贬不一。《名利场》杂志将莱维誉为“超人和先知。在美国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纽约时报》评论说：“莱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一不引起轰动。他是一位把公众注意力带入不时髦的政治事业的知识分子冒险家。”“一位现代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不确定的美国。”《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能够集莱维的魅力、文笔和政治参与于一身。”《旧金山纪事报》说：“又一位法国人评估我们的民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论文章则认为，莱维经常提一些关于美国的非常幼稚的问题，因而他得出了很多幼稚的结论。
第11节：译 序（5）
本书很难译。一方面，莱维有着欧洲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博学与文化积淀。莱维对欧美历史与文化的深厚底蕴，对美国风土人情的了如指掌，对当今美国社会问题的深邃理解，着实令人钦佩。《美国的迷惘》一书几乎句句出自典故，这既是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也增添了翻译工作的难度。译者自知是研究欧洲历史与文化的门外汉，虽然钻研美国多年，但毕竟知之甚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借助字典、百科全书，还要查阅一些有关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历史、社会、哲学、地理、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研究等方面的相关资料。为便于读者理解，译者在译文中做了一些注释，以解释前因后果，避免突兀。即便如此，译者仍然诚惶诚恐，担心出硬伤，贻笑方家。
另一方面，作者的思维和行文习惯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作者的思绪是飘逸的，辞藻华丽，但句子时而过于冗长，以至于读到下一页还没能找到主句的谓语，有时整页都没有分段。这或许是浪漫的法国人独特的语言和思维习惯，或许是莱维个人的一贯文风。本书第二部分“反思”尤其难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在忠实再现原著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译文通顺。但译者搜索枯肠，中文译文读起来还是有些佶屈聱牙，不过倒也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原著的一些行文风格。
本书涉及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3种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本书的翻译工作增添了难度。本书部分篇章于2005年在美国《大西洋月刊》连载。2006年，该书英文版由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同年，该书法文版由法国贝尔纳·格拉塞出版公司在法国出版。不论该书的英文版还是法文版，英法两种文字在书中几乎揉在了一起，英文版中有太多的法文，法文版中有太多的英文。莱维在美墨边境考察非法移民问题时，还使用了一些西班牙语。本书中译本根据兰登书屋出版的英文版翻译而成。
本书翻译工作历时两年，在此期间，莱维采访到的一些人已经过世，其中一位便是《硬汉不跳舞》的作者、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译者对此深感歉意。莱维在书中对于梅勒的一段描述，感人至深：梅勒感到了死神的临近，“他还在数数。他一直在数数：他所剩的日子。一次采访偷走了他多少个小时。他将不会去读的书。如今，他的双目是那么弱，需要省下来写他自己的书。每天的那些小时——也许只是分钟——他是他的艺术的真正主人。他的手，需要为那一刻接受训练。他的呼吸，需要屏住以致不去浪费它，使他得以继续创造。与其他夙敌不同，他不是为阻止死亡而写作；他阻止死亡，为的是他可以完成写作。不是为了身后之名，虚弱的灵魂在后世不朽。”
关于译名对照。由于莱维在书中提到了太多自古至今的欧美名家名篇，篇幅所限，不能逐一列举，故译名对照表以莱维在旅美途中接触到的人、地、事、物为主。
翻译过程中，译者遇有疑难问题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教授，他们不仅通晓英法两种语言，而且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化底蕴。他们睿智而细心的答疑解惑，使我终生受益。美国麻省文理学院历史、政治学及地理系主任黄开来博士，不辞辛劳地通校了全书。译者不懂西班牙文，故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魏红霞副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凌志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耐心与细致的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赵梅
2008年7月
第12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1）
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出现在旅途结尾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人的认同问题。
这是塞缪尔·亨廷顿在书中提出的，也是我与他在波士顿讨论的问题；回顾过去，我看他在重复说着20世纪初的陈词滥调，蜂拥而来的“拉丁斯拉夫人”和“来自东方的犹太人”的“乌合之众”，腐蚀着“美国政治和道德特性”：我们是谁？那孕育出我们的美好、高贵国家的英国清教信念还残存几何？我们是白人还是一个混合的民族？单一还是多种族？这个国家将如何抵御亨廷顿认为是不可同化的新的墨西哥移民浪潮，他们只梦想在一场新内战中，凭借力量收复19世纪40年代失去的土地？
这也是一系列其他书中提出的问题，这些书不那么有名或有条理，但也并非思路混乱，当然更不带有美国意识形态中那种可憎的历史本土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杂交的印记。换句话说，我在过去几个月看到的，以及心底重现的印象，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遍布当地邦诺书店柜台的整整一系列书，构成了我此次旅行的节奏：美国及其大选；美国及其根基；美国及其印第安人、黑人和社团；战争中的美国；美国及其神话；红蓝两色的美国；美国历史上的拉美裔和德国人；自从边疆时代消失以来的边疆神话；刘易斯和克拉克；托克维尔；俄亥俄怎么啦？堪萨斯怎么啦？再一次，我们是谁？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天定命运”在伊拉克的动乱中会怎样？我们的“例外论”，第一批英国清教徒所传递的信息，或开国元勋的使命会如何？我们的纯真？我们失去的纯洁？这么多的书！很少有一个国家这么急切地询问它的命运，几乎没有国家深受这样一种认同迷惘的困扰。
接着，有一个问题跃入旅行者的眼帘，无论有没有这本或那本书，或甚至是一大批书；在这令人应接不暇、多姿多彩的美国之旅的每一步，每一个阶段中，在不再知道如何对待它的传统的老南部，在受后工业化后遗症冲击的北方，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在中产街区和赤贫的少数族裔聚居区，在新道德秩序下的淘金族及威斯康星矿工的家庭里，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在社会交往体系中、在众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爱的方式中看到，美国人仍然被看作是精英，自信而专断，但实际上今天没有一个现代大国像这个国家这样彷徨，不再确定它将变成什么，对其立国之基的价值观，或者说神话，也不再自信；这是一种无序，一种疾病，参照点与肯定性的摇摆，一种同时攫住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迷惘。假如我试图对此做一概述，我发现起码有3个或4个症状。
症状一：纪念思维的错乱，我在很多事例中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库珀斯敦的棒球名人堂到亨利·福特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博物馆、拉皮德城的恐龙公园、巴德兰兹的化石博物馆、戴德伍德的上龙发掘现场以及约翰·克里在得梅因被当场博物馆化的奶酪盘。我想起了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对3类不同记忆所做的区别：纪念碑式的、批判式的和文物式的。第一类通过呈现精心制作的、人们冀之不朽的昔日伟大形象，来恢复人们的信心；第二类把这类形象送上严厉但公正的科学历史法庭来强化记忆；与此同时，尼采所说“文物式”的第三类，则把“小的、有限的、碎片的和古代的”东西串联，这种源于“盲目的收集狂热”和“把曾经存在的一切不停歇地编在一起”的记忆是一种没用的记忆，它不但不能增强个人，而且只能“使活人变残”，使“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是一种文化”，无可挽回地以“灭绝”告终。那好，看来美国正以其无所不在的名人堂，落入这第三种情景中。这些狂热囤积的博物馆，这些合并一切并再也不区分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纪念的地方，这些村和县的所在地，他们似乎已经忘却遗忘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好处，人们沉湎于几乎所有东西的遗迹中——所有这些就像一幅巨大的“失眠”和“反刍”的模仿画；尼采还说过“怨恨”，或“复仇”精神——这是“文物历史”的特征。这荒谬而病态记忆的形式，这既焦虑又懒惰、既狂热又无所事事的记忆，实际上是“非美国”式的记忆，它通过一个奇怪的角色反转，正在把那个启蒙时代的伟大美国，那个歌德曾写道摆脱了它的欧洲过去和欧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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